新春话剧创作随感：讲好中国故事及其他

　   如何用戏剧艺术讲好中国故事是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我看来，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书写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命运、中国人的生命态度、中国人的精神梦想、中国人的活法。要求创作者深度关注、思考中国人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

　　一部中国戏剧史就是讲述中国人情感故事和生命梦想的历史。《牡丹亭》《窦娥冤》《桃花扇》等都在讲中国故事，书写中国人的情感、命运、生命态度和精神梦想。话剧也是如此，欧阳予倩、田汉、曹禺等前辈艺术家吸收西方戏剧营养，奠定了中国话剧的基石，《雷雨》《日出》《北京人》《家》等书写的都是国人的情感与命运。抗战爆发后，大批戏剧人用戏剧表达了全民抗战的呼声，讲述了那个年代的中国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茶馆》《万水千山》为代表的大批剧目仍在讲述中国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报春花》等社会问题剧、80年代的《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商鞅》等很多戏也是在讲中国故事，90年代以后，戏剧日趋多元发展，依然在书写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

　　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中国戏剧人肯定要书写中国故事。我创作上演了60多部戏，《父亲》《矸子山》《黑石岭》等是写工人的，《万世根本》等是写农民的，《兵者》等是写军队官兵的，《长夜》等是写农民工的，《从湘江到遵义》《香山之夜》《行知先生》《此心光明》是写历史人物的，都在讲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与探索话剧民族化紧密相连。焦菊隐曾排演《龙须沟》《蔡文姬》《茶馆》，在话剧民族化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以于是之为代表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以李默然为代表的关东演剧学派，都在探索话剧民族化的道路。这些前辈艺术家都在从中国戏曲艺术中吸收艺术营养，使得中国话剧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近几年观看俄罗斯来华演出的《奥涅金》《静静的顿河》等剧目，我发现，俄罗斯当代戏剧在演剧理念、方法等方面有很多新变数、新发展，但仍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民族气质和精神，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建立起来的强大艺术传统并未中断，其中有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批判，充沛的人文精神如一条精神长河仍在流涌，滋养着一代代戏剧人。

　　中华文化也是一条长河，继承好、弘扬好中华文化，可以使中国当代戏剧更加丰富、更加强壮。

　　话剧民族化之路不能走偏，不能越走路越窄。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戏剧不可能不与世界戏剧发生链接，必须以更开放、更多元的心态做戏剧，现代性与民族性要并举并存。

　　探索话剧民族化不能只局限在形式、手段上，还要在内容上做出努力；也不能只是导演、舞美、表演艺术在探索话剧民族化，还要从剧作家开始。剧作家对剧本中的人物、情节、情境、场景、语言、风格进行了民族化的探索，二度创作才能有探索的基础。曹禺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有了《雷雨》等名剧的不断上演。有了老舍的《茶馆》等剧作，才有了焦菊隐话剧民族化的探索，有了《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等剧作，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才得以不断发展。

　　此外，当下中国话剧第一位的问题是写人，讲好中国故事首要任务也是写人。戏剧即人学，戏剧的关键是写人、塑造人、表现人的内部外部世界。编剧第一要义是写人，写出人丰富的情感，写出人的命运、人在困境中的选择，追求人学深度。如果人没写好，话剧民族化也是空壳，中国故事也讲不好。剧本把人写好，话剧民族化才会更有价值。

　　如果把中国戏剧和世界戏剧放在一个平台上，最终还是看谁在写人上更深刻、更有力，所有好作品都是对人有发现、有思考、有深刻表达。把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现状写好，把人的内部外部世界表现充分，我们才能和世界对话。

　　话剧民族化应该成为艺术自觉。民族文化就在我们血液里，你对人物的精神世界体验深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去了——剧本是从生活深处打捞出来的，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写出了鲜活丰富多样的人物、生活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人物，作品便会自带民族性。

　　我在创作中也吸收、化用了民族民间文化中的好东西。《万世根本》中化用了凤阳花鼓、拉魂腔，《淮河新娘》化入上古情歌，《生命册》融入离骚、花儿和中原大地的大量民风习俗。吸收民族文化不能只限于戏曲，民间说唱艺术、民歌乃至各种民俗文化等都可以借鉴。它们就在那，看到它们、用好它们，会使戏更丰富、更厚重，气场更强大，更有益于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