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
1984年夏天，我报名参加临时组建的侦察大队，从驻地河南安阳开赴云南麻栗坡戍边，驻扎在下金厂区（现下金厂乡）。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执行任务的间隙，我在昏暗的电灯下——更多的时候是在油灯下，一共写了六部中篇小说，写好之后就到处投稿。指挥组的干部都知道我想当作家，随时准备祝贺我发表大作，我也随时准备一鸣惊人。每周，麻栗坡邮局的冯大爹都会挑着沉重的担子，翻山越岭来到边境，这总会引发我无限的期待。
当时，下金厂片区指挥组的生活由二连（即本师直属侦察连）负责保障，连队的通信员赖四毛只要发现有我的包裹，就会欢天喜地地冲进指挥组大呼小叫：“徐干事，你的作品发表了！”可是每次打开，都是退稿，搞得我很尴尬。后来，我找赖四毛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交代他，以后但凡有我的包裹，先藏起来，等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再交给我。
1985年冬天，我调到师直侦察连当指导员，有一天我带着几个排长到通信员和文书合住的宿舍检查卫生，发现赖四毛的床下藏着一堆布满灰尘的东西。我问这是什么，赖四毛鬼鬼祟祟地暗示我不要问了，以后再告诉我。我觉得奇怪，坚持要他把床下的东西拿出来。赖四毛无奈，只好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指导员，是你的退稿，怕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我把它藏起来了。”
我心里疑惑，我哪里会有这么大包的退稿啊？我让赖四毛从床下拖出包裹，掂掂，很大很沉，待包裹打开，眼前顿时一亮，原来是二十本崭新的《小说林》杂志。打开封面一看，眼前更是一亮，我的小说《征服》赫然出现在头条的位置，作者署名“边夫”——正是我给自己起的笔名。
李娜绘
这是我在云南期间向《小说林》投的稿子，他们居然很快就刊发了。在这前后，部队归建，回到了原来的驻地，又正好遇上部队整编，邮址和通信代号也变了，《小说林》几次往边境寄稿费和样刊，都被退回了。《小说林》的编辑们一度以为我阵亡了，为我悲伤惋惜。直到前不久，又收到我新的投稿，一看我还活着，非常高兴。《小说林》当时的主编名叫赵润华，是个女同志，她按照我稿件后附注的邮寄信息给我写了一封信，字写得刚劲有力，信写得情深意切，充分表达了对子弟兵的深情，对我这个文学后辈的期待。
可惜，赵主编给我写的那封信，经多次搬家已找不到了，但是我相信它没有遗失，它一定被我夹在了某一本书里，一直安静地关注我的成长，等待我每一个进步的消息。也许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我翻开某一本书时，它会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个作家的成长，离不开编辑的帮助，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好编辑。至今记得，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飞天》1983年第7期上，责任编辑是闻迅；第一个中篇小说发表在《清明》1985年第4期上，责任编辑是温松，同时期还在合肥的《希望》上发表了作品，责任编辑是袁汝学……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地开下去。
1999年秋天，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初稿，踌躇满志，雄心万丈，四处投稿，四处碰壁。据说是因为作品里有一些内容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出版社不好把握。就在我灰心丧气之际，遇到了贵人。军旅作家裘山山到北京出差，看了我的稿子，把它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和洪清波，这二位对《历史的天空》非常重视，很快就呈送给出版社副总编辑高贤均。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高贤均的办公室，窗外秋高气爽，室内春风荡漾。我和脚印、洪清波三个人当听众，高贤均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双手挥舞着讲了一个多小时。编辑们最担心的作品中诸如国共关系、正面人物的负面性格、我军内部斗争等问题，到了高贤均那里，他都提出了巧妙的处理办法。高贤均说，只要把握尺度，恰到好处，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创新的军事文学力作，梁大牙这个人物为当代军事文学增添了一个全新的形象。
高贤均对这部作品的前景作了预测：参评茅盾文学奖有很强的竞争力，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问题不大。高贤均说完，洪清波和脚印就具体细节的修改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当时觉得都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就这样，稿子一改再改。
然而，《历史的天空》出版不久，高贤均就患重症住院了。初次见面时的高贤均红光满面，是那样的朝气蓬勃，思维是那样的敏捷，谁想到他会得重病呢？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看他，他一天天消瘦，却仍然谈笑风生。因为化疗和放疗的折磨，连吃饭吞咽都困难了，但他还关心《历史的天空》在读者中的反响。我们都忌讳提他的病，他自己却不，他掰着指头算他生命的倒计时，盘算着还要做哪些事情。我试探着提出请他到外面吃顿饭，他欣然同意。记得参加那次聚会的有高贤均的夫人蒋京宁和洪清波、脚印、何启治等人。在席间，高贤均频频举起饮料瓶跟我们碰杯，笑声朗朗，听不出一丝忧伤。
据脚印说，在评选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的时候，高贤均抱病登台，就《历史的天空》讲了将近半个小时，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厚爱。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感谢高贤均慧眼识珠；作为一个曾经的编辑，我钦佩高贤均的敬业精神。
2002年，我在胶东半岛基层部队代职，8月的一天，突然接到脚印的电话，她哽咽着告诉我，高贤均去世了。我听了半天不语。当天晚上，我在渤海湾的一块礁石上坐了很长时间，眺望漆黑的夜空和苍茫的大海，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
作为一个军队作家，给我以重要帮助的还有军队的编辑凌行正、程步涛、叶鹏、刘静、郭米克、张鹰……这个名单同样可以无限地开下去。
上世纪90年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址在北京西什库胡同，离我的实习单位解放军出版社所在的平安里很近。当时，两个社都有部队派来学习的业余作者，几个“北漂”经常聚在一起AA制。有一次，正在《解放军文艺》学习的济南军区作者梁丰看了我刚刚创作的中篇小说《弹道无痕》，认为很好，第二天就送到了《解放军文艺》主编陶泰忠那里。陶主编看了之后对梁丰说：“这个徐贵祥还是会写小说的，过去怎么没有听说过啊。你问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梁丰很快把这个消息转达给我，我在激动中想起还有几篇被我束之高阁的短篇小说，马上选了一篇我认为最好的《一段名言》送了过去。不到两个月，小说即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92年第6期上，而且是头题。半年之后，中篇小说《弹道无痕》又发表在1992年第11期上，也是头题。受此鼓舞，我把另外两篇小说也寄了出去，《某个夏夜的话题》和《错误颜色》分别在《作家》和《作品》两个杂志发表，均是头题。
可以说，陶泰忠主编在我最缺乏信心的时候，给了我信心。
1997年，《解放军文艺》杂志编辑王瑛给我命题，让写一篇古战争题材的小说。我翻阅了很多关于古代战争的资料，挖空心思数月，写了一篇关于“上战，无与战”的小说《决战》，王瑛比较看好，经过多次切磋修改，小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97年第9期，并获得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这是我第一次获奖。
2013年我调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在计划聘请校外指导老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王瑛。当然，聘请王瑛，还有一个意图——那时候我有个想法，要把学生的作业打造成作品，在军内外刊物上陆续发表，我要借助《解放军文艺》这个平台。
王瑛不仅给学生上课，还带着她的助手吴述波和唐莹一遍一遍地看稿子，一遍一遍地指导学生改稿。文学系的会议室成了他们的第二办公室。经过反复打磨，那些稚嫩的稿件终于像模像样了，文学系新生专辑确定在《解放军文艺》2013年第12期刊发。
记得，在最后一次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王瑛如释重负地把手中的稿子往桌面上一放，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一辈子，算是和军艺文学系绑在一起了。我的前半生用来培养徐贵祥，后半生用来培养徐贵祥的学生。”
就在前些天，我在江苏省高邮市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活动期间，作家韩小蕙领着一位白发女士找到我，问我是否认识她。见我有些茫然，那位女士拿出一本书，一看封面，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收录了我的作品集《弹道无痕》，责任编辑就是眼前的甘以雯老师。甘老师说，从那本书出版到今天，28年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也从未联系过，但是她一直默默地关注我的每一点进步。我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再赠甘以雯老师，记住我们的第一本书。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18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