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理当忌“六气”

　“六气”之说，源自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里的“画忌六气”。“一曰俗气，二曰匠气，三曰火气，四曰草气，五曰闺阁气，六曰蹴黑气。”如果拿这些看似经年久远的“画品”来与我们今天歌词创作对号入座的话，则不免有些芒刺在背的感觉。古人说：诗书画同源。这意味着书画里的那些美好曼妙在歌诗里都能有所体会，而换个角度看，书画中那些常有的毛病也会在歌诗中找到投射的影子。

　　不幸的是，如今古人所言书画“六气”的社会面传播尚没有“清零”，而歌词创作中的“六气”却愈演愈烈。曾几何时，“小三也有情，小三也有爱”“你做了我的小三又当了他的小四”这样恶俗的歌词竟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一口气连唱14个“伤不起”“你说嘴巴嘟嘟，我嘟嘟嘟嘟嘟”这类没有营养的口水歌也开始病毒式地“流行”了。而一些低俗无脑甚至是色情恶俗的歌曲居然成为孩子们传唱的“儿歌”。加之某些感情虚假、急功近利、绝少文雅的匠气之作，某些打着国潮旗号糟蹋经典、胡拆乱搭、不知所云的伪古风之作，某些通篇毫无骨力、媚气娘炮、矫揉造作的胭脂气之作，某些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空洞乏味的空泛之作等等渐有漫延之势。

　　我们不仅要问，当下的这些歌词是怎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典雅、灵动、形体与风骨之美怎么开始缺失了？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我们先人创造了音、形、意三维立体的中华汉字，这种既能表情、又可达意的文字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数以万计的汉字组合为我们生活的天地万物、草木鸣虫乃至岁朝月令都提供了多种表达方式和别致的雅称。譬如我们从古写到今的那一轮明月，就有“玉兔、素娥、望舒、玉蟾、桂魄、婵娟、嫦娥”等几十种别名供选择，而这些不同的雅称可以准确传递中国人在不同环境和心境下情感的细微变化。有了这么好的中华文化加持，难怪李白一个人就写了300多首关于月亮的诗词。因为这博大精深的中华汉字本身就如茫茫夜空里那一轮时而淡雅、时而皎洁的月轮，蕴藏了无尽的灵感。

　　中国古代把歌词叫歌诗，绝大多数的诗歌都是可以想唱就唱的。中华汉字里的四声特别富于音乐性。正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音律》中所言，“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这样前有浮声、后有切向的“声音之道”让歌诗有曲即歌，离曲可吟，因而才具有更旺盛、顽强的生命力。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音乐人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传统文化坚守的耐心。以流量为王、把营利看作目标的商业化生产运作模式，让写词变成了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工种和环节。歌曲投入的多少、内容定向与推送力度等都更依赖于算法与大数据的“需求”。与歌词的内容扎实、用字考究、平仄讲求相比，部分词作者宁愿花心思找到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式的歌名，或者更依赖于炒作热点话题及爆红的网络流行语。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新媒体传播方式的特点也吸引部分音乐人只注重歌曲30秒内的魔性口号式循环呈现。乃至出现了一种对某首歌曲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熟悉主歌内容，但一听到副歌部分却马上能够随口跟着唱出来的现象。

　　与古人相比，我们一部分词作者确实是表现得更懒于思考、热衷套路、急功近利了。同样是表达忠贞的爱，李商隐说“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说“死了都要爱”；形容女性之美时，《诗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们却唱“你的笑像恶犬”；感慨自然之险峻时，李白有《蜀道难》：“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则干脆就是“哇靠、666、绝绝子！”……汉字的美需要通过恰当地使用来展现，汉字的韵味需要通过大声吟唱来表达，汉字的博大精深是要通过写词人一代一代接续奋力、发扬光大的。说到底，歌词创作中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也是审美能力缺失的一种表现，这必然会导致邹一桂所言的“俗气、匠气、火气、草气、闺阁气、蹴黑气”这“六气”的“盛行”。而相比于绘画而言，歌词所涉及的音乐创作是一项更具影响力和更具社会传播力的艺术形式，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和教化责任，因而在歌词创作中忌“六气”显得更加紧迫也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是“诗的国度”，而中华民族汉字的“汉”本意就是星汉和银河。一个如此充满想象力的民族用天地化孕出的文字书写成词、吟唱成歌，这本身就是一件够诗意、够浪漫的事情，所以，作词人不应轻易放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而需努力找回华夏文明表情达意的文字之美。身为一个用汉字写作的人，那种根植于血脉中的“文化自信”是与生俱来的。珍惜它、用好它，亦是作词人的幸福。

　　（作者系词作家，中国音协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