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郭红松绘

　　我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基本可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知青文学；另一部分大抵属于“当下”题材。

　　因为整理一些散文随笔，想到了从前许多事，比如年货、布票、肉票、洗澡票、户口簿、厕所等。我很感慨，中国确实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确实发展了，各种变化之大，不回头比较，印象是不够深刻的。现在普通饭店的任何一桌饭菜，过去北方家庭春节都吃不到。当时见不到鱼虾，鸡蛋、粉条都凭票，我直到下乡前才第一次吃到点心。这种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难家庭独有，而是当时普遍现象。1990年，我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热水澡。因此，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我的父亲是大三线建设工人，每隔几年才回一次家。我和两个弟弟上山下乡后，家里还剩下母亲、妹妹和患有精神病的哥哥，全靠小弟弟一人支撑，我想他承担的家庭重担比我们要多得多。正如秉昆入狱后，可以写出长长的名单让妻子去求助，弟弟和工友们的关系一直维系到他去世，这是由那个时代的生活形态造就的。他们这些留在城市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青年，在我们文学艺术画廊里近乎是沉默的、缺失的。

　　当代许多作家都出身农村，写农村生活信手拈来，好作品数不胜数，如《平凡的世界》，而全面描写城市底层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相对较少。

　　少年时代，我就喜欢读有年代感的作品，比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但创作一部有较强年代感的作品十分困难，我也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生活；我曾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比较熟悉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近50年来的心路历程；我与老革命式的干部也有过亲密接触。这几方面的熟悉，让我写起来不至于太不自信。我决定写一部年代跨度较长的小说，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从民间角度尽可能广泛地反映中国近50年来的发展图景，这就是《人世间》。

　　我不会电脑，只能手写，写第一页时不知道书名，但知道必须写到3000多页才能打住。有朋友提醒我，不要写那么长，最好写二三十万字，好定价、好销售，写那么长谁买谁出谁看？我说，这不是我考虑的，我只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令我欣慰的是，在115万字的《人世间》中，一些内容是其他小说中不常见的，一些人物是文学画廊中少有的，一些生活片段也不是仅靠创作经验编出来的。它们都源于我这个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我常常想，人类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好人文化的意义》，不是说“老好人”，而是对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人世间》里没有太坏的人，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总是干坏事。我总是在作品中挖掘、表现人物好的一面。这也是我对文学的理解。美国拍了《辛德勒的名单》《动物园长的夫人》等一系列表现二战时期普通人见义勇为的影片。

　　其实，我们国家的好人很多，文艺作品中却好像都在表现斗争。

　　有两件事让我颇受刺激。一次，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朋友的儿子正在看一部中国宫斗剧。朋友儿子问，为什么剧中人物都那么坏？朋友回答说，别相信，在我们国家人不是那样的。还有一次，一个中国朋友的孩子看一部外国电影《战马》。孩子说，妈妈，这几个人真好。孩子的妈妈说，别信，哪儿有什么好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再相信有好人了？其实就在我的小说《人世间》首发式前，午间新闻就报道了几件好人好事。其中一件是一辆大客车掉进了冰河，路过的吊车司机看到后紧急启动吊车，用高超的技术将困在客车中的人一个个救了上来。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和事。创作《人世间》时，我要求自己，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创作完成后，我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不可能做坏人了。

　　作家是文学动物，而文学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只能提供一些民间鲜活的、有质感的认知内容。若那些有信心、有能力、有干劲解决现实问题的人，偶尔也想通过文学来间接补充对民间的了解，而《人世间》又能起到一点儿这样的作用，作为作者，我自然也是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