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俄罗斯文学
因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俄罗斯文学曾深刻影响过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巴金便是其中不容忽略的一位。
巴金视俄罗斯文学为启蒙读物,表明自己在思想塑造和文学创作两方面都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他在《接受苏联人民优异勋章时的答辩》中说,是俄罗斯文学让一个年轻人意识到了什么是民族国家,感受到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的良知,让一个年轻的作家懂得了如何凭借作家的良知去启迪民众,改造社会。巴金激昂的文字使我们意识到,俄罗斯文学在其人生中相当于指路明灯,从巴金选取的笔名也可看出俄罗斯思想对他的影响——他希望尽可能靠近自己喜爱和崇敬的克鲁泡特金。
十几岁的巴金偶然接触过一篇俄罗斯论文——《告少年》,他说,自己曾在深夜反复阅读这本由克鲁泡特金创作的小册子,其思想久久盘旋于他的内心,时刻想要冲破他的胸腔奔涌而出,巴金表示这些文字总是能够让他泪流满面、相见恨晚,从此便开启了他奔赴俄罗斯文学世界的脚步。可见,俄罗斯作品感动并影响巴金,首先在其精神性、思想性,因为这恰巧契合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年轻灵魂对于世界的认知,所以,巴金前期译作的主要方向乃是革命理论著作以及革命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如理论作品《面包略取》《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剧本《丹东之死》、回忆录《狱中二十年》等。他也明确表示,其翻译工作之目的,从来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因此,巴金的每部译作中都呈现出他个人的战斗身影。
巴金翻译的初衷是宣传革命思想、社会主张,以纸上文章指导现实人生,警醒读者。在这个意义上,巴金实际是以其译作为武器,坚决同黑暗的现实、腐朽的社会和堕落的人性作斗争。
大约自1930年始,巴金选取翻译作品逐渐注重其文学性。他以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为文学翻译之开端,译介了众多作家作品,但正如《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第五章所书,巴金的翻译对象主要集中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这也使我们看到,其翻译趣向确实深受当时政治与时代潮流影响。巴金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即使晚年体衰以至于不得不放弃赫尔岑回忆录第三卷的翻译,也仍然敦促项星耀和臧仲伦完成后续的翻译工作。其工作之负责、情感之热切可见一斑。
巴金不仅倾其一生致力于翻译俄罗斯作品,而且还积极推广和传播俄罗斯作品。在他主编的“文化生活丛书”和“译文丛书”中,俄罗斯作品占53部之多,超过总数一半。不仅如此,巴金还极力推动翻译界同仁译介俄罗斯作品,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之下,汝龙翻译了契诃夫、高植翻译了托尔斯泰……可见,巴金领风气之先,于开拓国人文学视野和促进中俄文学交流两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巴金曾多次出访苏联,在访问期间写下诸多游记散文,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能够亲临“梦里故乡”,走过那些他倾慕已久的作家曾经走过的路,切身感受书中曾经读到的人、事、物,其欢喜激越可以想见。这些游记连同他在别国的见闻,集结成为《海行杂记》《旅途随笔》《旅途通讯》《旅途杂记》等散文作品。
然而,我们也知道小说才是巴金影响力最大的作品系列,巴金的小说作品,其主题、人物形象塑造,皆受俄罗斯文学或显或隐的影响。巴金在俄罗斯文学中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体现出的革命战斗精神、对现实的批评反思、对人生的关怀体认。巴金也想要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传播这些思想,表达相关主张,最终实现改造社会、转变人心的写作目的。如《灭亡》《激流》《雪》《寒夜》,这几部作品都表达了巴金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憎恶之情,对身陷时代漩涡中的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之意。
在主题思想方面,巴金吸纳了俄罗斯文学的长处,与此同时,其小说人物塑造上之于俄罗斯文学也多有借鉴和超越。巴金在阅读了诸多革命家传记和革命作品后,创造出自己小说中的革命者形象,如:由爱玛·高德曼身上获得灵感而创造出的《雷》中的革命者慧;由苏菲亚·佩罗夫斯卡娅形象发展为《海的梦》中的女英雄里娜——她抛弃了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愤而投身革命战斗;《电》的女主人公李佩珠是一个“近乎健全”的革命者,巴金在谈到塑造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时表示,“这个妃格念尔型的女性,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写她时,我并没有一个‘模特尔’。但是我所读过的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巴金作品也涉及到由俄罗斯经典人物类型——“多余人”发展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这类人物有理想有抱负也有才华,但是内心却充满了犹豫和怯懦,使得他们最终并不能够坚定地走向革命之路。《雾》中的周如水是一个留学日本七年的知识分子,带着理想回到了国家想要有所作为,但是却总在行动之前感到犹豫和无力,这同屠格涅夫塑造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多余人”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巴金还安排其作品人物因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自我塑造成勇于献身革命的英雄性格,可以说,作品内外,巴金都给予俄罗斯文学、俄罗斯革命者以极大的尊重和关注。
巴金推崇俄罗斯作品,从他笔耕不辍的翻译事业和文学创作上即可窥知其对俄罗斯文学精神的应和。巴金在模仿与学习的基础上超越原俄罗斯文学或作品的框架,结合当时的国情进行写作,这充分体现了一位文学大家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开放与包容,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路径。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8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