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和古人对话，与历史交流
【走近文艺家】
光明日报记者 刘平安
83岁的他，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参加和主持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等多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其著作《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进入一个新阶段，《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为深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5月13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刚从距今约5300年的“河洛古国”回到北京。5月23日，他又重整行装前往距今3500多年的吴城商代遗址。耄耋之年的李伯谦，依然乐此不疲地穿梭于璀璨的历史长河，为他深爱的考古工作往返奔波。
李伯谦近照。光明日报记者刘平安摄/光明图片
5月20日下午，记者赶在李老开启江西吴城遗址之行前如约登门采访。老人虽已满头银发，却不失矍铄之精神、安然之神态、温和之细语，一本记录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史的“百科全书”徐徐打开，似乎每一个过往篇章都不曾因时过境迁而被淡忘，每一个新的章目又开始熠熠闪光。
5月7日，在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举行的“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发布会”上，李伯谦骄傲地向大家宣布：“河洛古国”这个都邑性遗址的发现，关系到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后来历代都城的建设往上推测，可以看出来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我们找到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双槐树遗址。
说起这次郑州巩义的“河洛古国”之行，李伯谦用了两个词形容自己的感受：“很激动”“很振奋”。虽然双槐树遗址从2013年发掘至今，他已经往返了七八次，参与了发掘、调查、研讨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也见证了大批珍贵遗迹的出土和几经研讨论证后重大成果的确定，但是当这些重大发现被公之于世时，作为一名考古人，李伯谦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这个遗址比较大，残存面积达到117万平方米。”李伯谦特意找出了遗址示意图，打开灯，一边指着图比画，一边娓娓道来，“你看，这有三圈环壕，有些地方不太规则，凸出来了，有些地方，比如北边这一块就是被黄河侵蚀掉了，每一圈环壕都有对外通道，这是外壕东南门、中壕北门、内壕东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最早的蚕形牙雕艺术品等，遗址中大大小小的文物遗存，他都如数家珍。“环壕的严密防御设施及北斗九星图案反映出的是礼制与‘天地之中’宇宙观”，“蚕形牙雕证明此处是中国农桑文明最早的代表”，“祭坛遗迹是黄河流域古人祭坛最早的实物”，“仰韶文化、黄河文化佐证了中华文明之生生不息、延续不断”，分析起文物的价值，他更是严谨而缜密。
耄耋之年的李伯谦忙碌而充实，田野考古，发掘研讨，以修国史为己任，他享受着与古人的对话、与历史的交流，在时光隧道中阅读和探索久远的往事，也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时光中。
5月23日的吴城商代遗址之行是他在46年前结下的缘分。“吴城考古遗址公园要进行升级，请我过去参与研讨，我觉得我得去，一是我比较了解吴城的情况，另外，吴城遗址对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李伯谦说。
1974年，李伯谦带学生参与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出土的文物中既有属于几何形印纹陶文化的几何形印纹陶片，又有类似郑州商文化遗址出土的鬲、盆、豆、罐、大口尊等器物，这种情况无疑给遗址定性增加了难度，李伯谦翻阅大量资料，进行了反复思考。1977年，他在《试论吴城文化》一文中首次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将出土文物按照文化因素的不同分为甲组、乙组，再根据数量多寡等定性，最终将吴城遗址命名为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吴城文化”，这一主张打破了当时难以定性的困局，很快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可以说，吴城遗址启发了他在考古学方法上的探索与思考，也促使他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1988年，李伯谦发表了《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文，系统阐述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指出，它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这一考古学理论逐渐成为与地层学、标型学等并行的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为考古界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也为他日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尤其是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对比研究中，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李伯谦发现了三者在文明演进模式上的区别，进而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王权和神权)，为学术界打开了另一道门。
“有时候甚至觉得一旦离开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我可能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李伯谦说，“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我来说很重要，吴城遗址也同样重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伯谦在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经验之后，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感悟考古》等著作在考古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本人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持续散发着光和热。
60多年前，李伯谦因一句“考古就是游山玩水”步入了考古界。如今，再提及此事，李伯谦往后靠了靠，倚在沙发上欣然一笑。“当时还是年轻，对考古不太了解。了解之后，便会知道所谓的游山玩水其实就是野外考察。”然后他话锋一转说道，“考古当然有辛苦的一面，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既能看到自然风光，也能看到人文之美，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古人对话，为修国史贡献力量。其实，只要是真心喜欢考古，完全可以获得游山玩水的乐趣。”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7日13版)[责编：孔繁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