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荆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拓荒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作家灿若星辰，他们凭借各自的才华充满热情地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佳作，其中就有我敬重的作家彭荆风先生。彭荆风先生的创作自1946年开始，止于2018年去世之前，跨度有70年之久，其创作的作品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是中国第一个用文学方式描述哈尼族、佤族和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家。

　　彭荆风先生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一是新时期之后，都以小说创作为主。他的散文作品在数量上虽然不如小说丰富，但也达到了相同的高度。《初进佤山》就是彭荆风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他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重要显现，是他取得的重要文学成就，以及达到的文学高度的又一次集中展现。此书收录了《南行千里》《黑色的1951年5月》《兵发西蒙》《马散街》等15篇散文精品，时间跨度从1952年5月到2018年4月，篇篇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形成了一部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具有长镜头式的长篇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散文佳作。

　　谈到彭荆风先生的创作，我们就必须将他的创作放到中国十七年文学里进行考察。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从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开始的，然后经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整体来看，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国家文学。这个时期的众多作家，对新中国的新的气象和光明前途，普遍怀有一种无限的希冀，因此，他们大多也是在面对平复战争的种种创伤，以及艰苦却乐观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的，他们的创作是与历史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心理的成熟、民族生存状况的日益好转紧密相连的，历史的、国家的和民族的因素，给这些作家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创作空间和深沉的创作底蕴，当然，彭荆风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创作同样是整个十七年文学中一朵绚烂的浪花，散发着民族的光彩、历史的光彩、国家的光彩、人民的光彩和人文的光彩，他散文中的诸如历史的、民族的、人民的、人文的等要素，构成了其散文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其中历史的张力更是增加了其文章的力度。他热情而真诚，举起民族的火把，面对战斗的残酷，民族工作的艰难，美丽的祖国山河，真实记录、细致描摹，在回忆中怀念，在怀念中升华了自己的情感，铸就了一篇篇动人的华章，他是一位背着钢枪的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拓荒者。

　　彭荆风先生的散文中跃动着的生命力，是与整个时代赋予作家的时代特质息息相关的，他文字里有一种新生的希望，有对人的尊重，有对进步的渴望，甚至有超过社会理性的关怀与激情，他写出了那个时代个体与国家的默契，个体与时代的合唱，他用文章中的甜蜜与忧伤，书写了一群走向幸福的人。比如《南行千里——1952年春、夏从昆明步行千里至澜沧江大黑山的日记》中，就能自然地感受到一派新的气象。新的时代带来新的气象，于是他在《佤山行》中这样写道：“当马帮第一次驮着救济粮、盐巴、布匹、针线进入西盟山区时，阿瓦人是那么惊疑、喜悦、激动!”这些文字带有无限的希望，对新中国的建设怀有无限的热忱，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地感到自豪和骄傲。可以说，在《初进佤山》中，彭荆风先生用深情深沉的笔触，写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边境匪患严重，解放军进驻剿匪，民族兄弟从开始的躲避远离到慢慢回家，与进驻村寨的战士变成了亲人等等，无不有着时代的深深印记，从这个角度来看，彭荆风先生的创作，是与中国革命的进程，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历史空间息息相关的。

　　于是，彭荆风先生的散文创作，给了我们一个回首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边疆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契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带有那个时期的强烈气息，让我们突然穿越了时空，进入到了先生所写的那个地域、那个时间里去了。比如《黑色的1951年5月》《告别刀耕火种》《兵发西蒙》《马散街》等作品，都写出了一种新时代的新变化。在彭荆风先生的这些散文中，虽然始终存在着新与旧、纯洁与污秽、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下、坚定与软弱、智慧与愚昧、开拓与守旧的对立，然而，这些作品的目的始终是朝着一种新的气象而去的。他写出了那个时期西南边陲的佤族、哈尼族、傣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不断走向发展和有序，人性不断趋于优化和淳化，世界不断向着光明和崇高前进的过程;写出了中国社会不断地从黯弱走向强盛、从昏庸走向明智、从病损走向刚健、从沮丧走向奋发的事实和过程;写出了一个国家进步的新生、铸炼、发展、渐趋强壮的激动人心的壮丽历程。这是彭荆风作为一名重要作家写作的开始，也是他写作的方向和目的地，为此他才能创造出如此优秀的作品，才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抹不掉的现实主义的光彩。

　　彭荆风先生的散文有着很大的艺术张力。这种张力的来源，首先在于先生的散文，在将中国的散文创作推向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时候，充满的那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历史和现实的差距、个体使命意识与国家政治背景重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健康活泼乐观向上的激扬格调与其纵向延伸所产生的张力，正是这样的一种力度，使得彭荆风先生的创作指向了“文以载道”的中国优秀文学传统。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文学价值指向之一是“文以载道”，这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基石，也奠定了中国作家由国家立场进行取景和书写的根深传统，这点是深深印在先生心中的，但又与五四时期的作家不同，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整体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他同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其他作家一样，也必然地会使自己的写作随之产生变化，这也是彭荆风先生文学创作的前提和底色。回想那个时期，反映工业生产、工人阶级和军事题材、民族题材的作品非常之少，民族加军事的作品就更加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彭荆风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一名有着责任感的作家，他走进了西盟，走进了佤山，自然地将个人的写作立场与国家的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彭荆风先生也成为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开垦者、拓荒者，对于新的时代，他愿意忠实地去描摹她、歌颂她。于是，在《握手 放弃械斗》中他这样描写到：在解放军的调节下，“一场可能发生的寨与寨之间的血腥厮杀，终于被制止了”;在《桑荫街》中描写到：桑荫街是拉祜族人聚会的场所，到了八月十五这天，虽然山高路远，但是那些离得二三十里，甚至“远的百余里”的人都赶来了，怕“耽误了这喜庆节日”，“各自选择了合适的草坪吹着芦笙，敲响铓锣跳开了舞。芦笙悠扬地表达着吹奏者的欢乐情绪”，这些都是反映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风俗的真诚文字。这使得彭荆风先生与其他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和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众多作家一起，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先河。可以说，彭荆风先生虽然是汉族，但他是第一个背着钢枪走进少数民族地区，书写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变化的作家。彭荆风先生的作品成为一个民族历史的真实记录，他成了那些民族的代言者和书写者，对于佤山的民族历史，进行了整体性的构建和展示。

　　彭荆风先生的散文和小说写作，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西南边境的民族风俗，更从一个作家的视角，把这个世界展现为人类内在生存所需要的情感、价值和信仰的实现与生长，他把自己的笔随着自己身背的枪，探入到西南边陲的内部去，把那个历史阶段中的普通个人生活境遇和情态进行了描绘，这既是一段革命经历，也是一段文学经历，这是作家中独有的，这种述说属于他所描写的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