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用多重视角洞悉和书写脱贫攻坚

作家秦岭在古堆村采访

    中国作协于去年9月组织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遴选25位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和诗人奔赴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扶贫点进行采访创作。其中，作家秦岭选择前往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进行采访。他认为，关于元古堆村脱贫攻坚，最值得用文学书写的元素，是元古堆人由保守、封闭、怯懦、抱怨到自省、唤醒、拼搏、挑战的心路历程。这次采访打开了洞悉中国社会进程的另一视界，为今后的文学创作收集了弥足珍贵的素材。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您到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采访创作的过程？您是怎么进行采访的？如何同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秦岭：我先后三次走进元古堆。第一次是2019年8月参加《小说选刊》组织的“著名作家看渭源”活动时来到了元古堆，第二、三次是为了创作长篇纪实文学《高高的元古堆》于2019年11月、12月专程奔赴元古堆进行专题采访。为了立体、多元、纵深地了解元古堆脱贫攻坚的“前世今生”，我早在10月11日就给渭源县扶贫办发去了详细的采访计划。采访期间，我以元古堆为轴心，采取由外到里寻迹觅踪、由里到外辐射扫描的方式，考察了元古堆及周边的田家河、会川、渭源、临洮、定西、天水、通渭等10多个市、县、乡的历史变迁、人口演变和风土人情。同时采取进村入户、围炉夜话、同吃同住等形式，先后当面采访60多名包村干部、村社干部和村民，电话采访20多名参与帮扶工程的建设者、10多名在外地打工的元古堆村民，并以建立手机微信群的方式和安晓东、郭连兵、董建新、杨树才等23名干部群众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互动或“私聊”。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最打动您的是什么？这其中有哪些是最值得用文学去书写和表现的？

    秦岭：印象最深的是元古堆人对自己家园悲怆与欣慰叠加的情感，从“有女不嫁元古堆”到“有女要嫁元古堆”，再到“以当元古堆人为荣”，这样的阵痛与蝶变中镂刻着老、中、青、少四代元古堆人的复杂心态。历史的欠账、短板尽管得到修补，但惨烈的伤疤依然醒目。可喜的是，我们如今在村里随处可以感受到，元古堆人脱口便是“咱元古堆人”的那种自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值得用文学书写的元素，是元古堆人由保守、封闭、怯懦、抱怨到自省、唤醒、拼搏、挑战的心路历程。

记者：元古堆村能走出贫困的秘密是什么？为何会选择郭连兵作为集中描写、塑造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广大党员干部怎样的作风和品质？

秦岭：元古堆脱贫摘帽的特征有四点：速度快，时间短，成效大，品位高。主要秘诀在于众人拾柴火焰高。参与帮扶开发的，除了国务院扶贫办，还有30多家帮扶单位和企业。省、市、县、乡共同发力，组建了驻村帮扶工作队，形成了领导带头、单位牵手、干群联合、社会助力的扶贫开发新格局。而最根本的原因是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元古堆期间，对元古堆提出了“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要求，激发了干部群众改变家乡面貌的热情。我之所以在《高高的元古堆》中独立设章写村主任郭连兵，是因为他由一个尥蹶子的“犟驴”变成全村脱贫攻坚的“领头羊”，更重要的是，郭连兵和元古堆共患难、共荣辱、共沉浮，与元古堆同时发生了命运的蝶变。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他有志气，不服输，有远见，不妥协，不虚妄，敢直言，分明有梁生宝（《创业史》）、孙少平（《平凡的世界》）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文艺报》发表了我的《从“犟驴”、“老黄牛”到“领头羊”》不到一个星期，就有5位陌生的企业家读者辗转来电，声称“这个人物太感人了”，并愿意远赴元古堆考察投资，其中一家企业通过我牵线搭桥，已经和郭连兵接上了头。

    记者：深入采访后，您看到的脱贫攻坚的现场同您之前的想象一样吗？对脱贫攻坚有什么更加深入的认识？

    秦岭：中国人都知道“定西苦甲天下”这句民谚，而定西也有“元古堆苦甲定西”之说，如今的元古堆一跃成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之一，并成为中国脱贫攻坚示范村，这样的脱胎换骨当然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我看来，让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穷，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全人类的良好愿景。中国的脱贫攻坚战能让贫困人口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学上、有路走、有医看、有好日子过，无论从哪个立场来看，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抹亮色。话说回来，面对岁月深处的历史亏空和时代反哺，也需要我们纵深反思，只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只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只为“不该忘却的纪念”。

    记者：此次采访创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觉得怎样才能写好这类文学作品？作家应该如何用手中的笔去记录和反映当下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进程？

    秦岭：最大的困难是“目睹”容易“耳闻”难，50岁以上的元古堆贫困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较多，很难准确表达对脱贫攻坚的感受，有些深度贫困户甚至不敢说真话。个别干部也有意回避触及矛盾、问题和症候的话题。因此，采访时务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增强灵活性和随机性，既要面对面问询，也要背对背求证。多田野调查，少听集体汇报；多入户聊家常，少组织座谈；多搜集线索，少依赖材料。在我看来，中国广大贫困地区的样态大同小异，区别在于贫困程度的大小；全国的脱贫攻坚战从方法到效果伯仲之间，区别在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迥异。因此，创作时要跳出通讯式、总结式、广告式思维，尽量从四个视角切入：一是历史视角，二是社会视角，三是生活视角，四是地方民间文化视角。同时要善于以点带面，把元古堆融入中国乡村的大背景中横向观察，把全国的普遍性和元古堆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把广大贫困地区的共性与元古堆的个性结合起来，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千篇一律，呈现出一个原汁原味的元古堆。

    记者：您认为中国作协组织作家深入采访反映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实践有何意义？

    秦岭：作家们参与书写这一特殊的“生活”，不光是对历史和时代的记录，更是对作家人文情怀、历史认知、思想储备的一次检验、考量和拓展。

    记者：这样的采访经历对您自己未来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秦岭：我近年来创作《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走出“心震”带》等长篇纪实文学时，同时也衍生出了《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吼水》《天上的后窗口》《寻找》等具有反思意味的小说。同样，这次采访不仅为我今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养料储备，同时打开了洞悉中国社会进程的另一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