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文明-国家”视角理解中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明视角阐述中国道路的生成与发展理路富有意义。为何当代中国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文明意义上有何高度与广度？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独家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广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这有何意涵？

　　张广生：文明-国家既是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天下-国家这一名词的现代翻译与传释，也是对现代中国区别于欧洲民族-国家特性的概念勾画。

　　典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亦即国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欧洲为摆脱基督教政治体系的政教困境而发明的。民族-国家以主权为核心内涵，主权凌驾于宗教和社会冲突之上，为某一领土范围之内的人民建构国家，这样的国家只为社会提供“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底线安全”承诺。

　　“文明-国家”的核心内涵则是在安全的基础上，旨在建构更高贵的向上之善与更深入的相与之伦的国家。

　　相对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中国不仅是国族命运的共同体，更是华夏智慧文明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和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不同，后二者都在现代革命和民族-国家建构浪潮的冲击下崩解掉了，现代中国则曲折延续了传统中国天下-国家的大一统政治文明。

舞剧《五星出东方》在深圳大剧院上演。陈文 摄

　　中新社记者：“文明-国家”或者说“天下-国家”的概念凸显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何种特质？

　　张广生：这里我想借文明-国家的概念强调一个总体性的特质，即仁、义、礼等价值是在中国-天下文明构架中实践的。这个构架的特质为，作为统治权力凝聚枢轴组织的“中国”，与“天下”文明保持着有机关系，换言之，传统中国天下-国家的特征是“以国家兼天下”。

　　“以国家兼天下”是什么意思呢？《诗·大雅·文王》有一句关涉到“殷周之变”，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周”由受中心之国“商”领导下的方国而晋升为天命所归，领导天下其他方国的新的中心之国。天下这个词不仅是表达普天之下人居的空间的名词，更重要的是，它指示着《易·贲》所讲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明”创造与传播的内涵。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周之礼治体系把整个中华塑造为敬天、崇礼、尊德、保民的伦理共同体。如果说西周的“封建一统”礼治体系是中国“以国家兼天下”的“政教相维”秩序的源起，那么，秦并六国改封建为郡县之后，汉承秦制，又援儒入法，开辟了中国儒法合作的“大一统”政治文明。在这样的政教相维秩序中，就外部结构原理而言，君主皇家世袭制度与官员从百姓中选拔的制度相结合，使得“家天下”的统治责任集中原则也即“社稷担纲”原则，与“公天下”的“贤能理政”原则相配合。

　　就秩序的内在精神而言，在“天命-民本”这一西周奠立的“有天下”精神原则之下，儒家经典主张的“修、齐、治、平”的“经常不易”之教统御法家所强调的“法、术、势”的“因时权变”之教。中华传统文明评论一代国朝得失短长，主要看其能否让更多贤能之士团结在“社稷担纲者”周围，由保国而保天下，共同履行好治国理政、敬天保民的道德与政治责任。

　　近代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无论就物质技术能力，还是文教辐射能力而言，都受到了咄咄逼人的西方的挑战，如何在应对中实现“保种-保教-保国”的完整目标，对中国来说，需要持续进行理论思考和战略应对。张之洞当年在《劝学篇》中倡言“保种”“保教”“保国”三者“同心”的理论语境，就是中国文明-国家这个语境。

　　在中华天下-国家的传统之中，华种不是简单的体质人类学概念，而是指华夏智慧文明所化之族类，所以讲，“保种必先保教”；华夏之教的核心是中国圣贤出于卓越的自然理性而发现的，亲亲、尊尊、贤贤的人伦之教，中国是指能够保护和弘扬华夏智慧文明的“中心之国”，所以说，“保教必先保国”。

　　中国有深厚的天下-国家的传统。梁启超曾指出，与西方相对照，中国传统的“平天下主义”具有“世界主义”“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之所以探索道德主义和天下主义新路的“保教”与“弘教”的自觉一直蓬勃不息，是因为中国不仅要重振国族强大，还要重振文明荣耀，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

观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日出东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历史组画前参观。姚俊 摄

　　中新社记者：近代以来，应对外来冲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中华传统文明批判与继承，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承上”与“启下”？

　　张广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走上复兴之路，是中国近代以来回应西方冲击，追求建设“新的中心之国”的关键历史环节。

　　近代以来，在回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中，中国开启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运动等自改革进程，这些运动的失败却导致中国传统文明-国家制度体系的崩溃，并催生20世纪中国的共和革命。

　　今天我们发现，科举制度被废除，是对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一大打击。儒法合作政治文明机制的关键，是如何把家天下和公天下结合起来。大一统的建立不仅依赖君主制度，还依赖于文教和士人选拔制度，汉以后援儒入法的意义就在这里。

　　清朝改革废除科举制度，遂使“公天下”和“家天下”相结合的儒法合作的基础结构遭到破坏。君主和士大夫共享的“修齐治平”的经典教育传统丧失了制度依托，君主退化成纯粹法家式的“新君主-僭主”，士大夫退化成“新绅士-寡头”，就是时间的问题了。随后君主的中央集权和绅士、军阀地方自治的对立，满人和汉人的对立，都与科举制废除带来的精英文化共识的破坏直接相关。清王朝不仅亡于构建皇族内阁的“假立宪”，而且亡于对超越种族民族的精英教育和选拔机制——科举制的“真革命”。

　　评估中国应对战略得失，是否抓住要害是一个关键。民国时期学习西方代议制度以自强的方式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传统“天下-国家”的危机不被当作关键问题直接面对。传统科举制度被认为不行了，但国家用什么机制来教育选拔治国人才呢？君主制被认为不合法了，所以按西法搞选举，选出总统，或由议会选举胜出的政党来组织内阁，来承担统治责任，但仅仅依靠程序理性选出来的人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政治权威，根本无法抵抗金钱和暴力的操纵。这一阶段的中国不仅没有完成建设统一的国家以御外辱的使命，而恰恰相反，军阀、豪绅与政客也加入成为中国国家内部分裂与贫弱的乱源。

　　中国有幸没瓦解掉自己的“帝国”，演化成更纯粹的“民族-国家”，还是因为对文明-国家传统的一个批判性继承，那就是革命政党。孙中山从历次革命失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是，不能“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搞仅有程序理性的选举政党是不能承担起统一国家、抵御外侮的责任的；必须由怀有“旧邦新命”使命自觉的志士仁人构成组织严密的革命党来指挥革命军，否则革命军就会退化为军阀。在中华传统文明-国家制度崩溃的背景下，有望带领中国实现“旧邦新命”的先进组织只能是新型革命政党。国民党实际的实践的结果是“有军无党”，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发挥了把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承担于一身的先锋队的枢轴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和欧美传统不一样，其塑造“新中国”的路径是，首先建党，然后通过政党重新建军和建国。

　　最后，我们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概括，自然让我们想起近代伊始有识之士提出的“保国、保种、保教”的回应战略。回溯中国“天下-国家”的曲折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上的复兴之路，当代中国的兴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不是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是中国文明—国家在新的高度与广度上的复兴。(完)

　　受访者简介：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