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与西方—写在《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出版之后

俄国与欧洲

　　俄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含混的，它既在欧洲(种族、语言以及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同时又自成一体。的确，从历史来看，在民族、语言(西里尔字母)、宗教(东正教)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俄国向来都区别于欧洲。

　　14—16世纪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那时，罗斯在莫斯科领导下不仅要抵御东方强悍的游牧民族，而且还要同西方的瑞典人和日耳曼骑士作战。严酷的生存环境要求有一个中央政权来集中一切力量，于是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意识：每个臣民的首要义务就是绝对顺从沙皇、服务于国家、忠于东正教信仰。莫斯科大公和后来的沙皇继承了先前蒙古金帐汗的绝对权力，并使全部土地成为他们的私产，由此形成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农奴制。为避免“西方瘟疫”的侵害，莫斯科大公和沙皇实行对外封闭政策。没有沙皇允许，任何人不能出国，贵族及其子弟擅自出国者，均以叛国罪论处;商人如要出国经商，必须有贵族担保;到俄国来的外国使节也必须经过一套繁琐的手续;莫斯科还曾严禁从西欧进口书籍，一旦发现，立即没收并销毁……尽管以后的阿列克谢和彼得一世等人曾不断采取使俄国欧化(尤其是在上等阶层)的政策，但与欧洲文明相隔绝的锁国传统仍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打下了烙印。

　　因此，与自由主义的欧洲不同，俄国可以说始终具有“自我遮蔽”(self-concealing)的特征。它是“自我敞开”(self-opening)的西方注视的对象，是欧洲文化圈内的“他者”，是一个谜(神秘的俄罗斯)。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更加剧了这一特征。

　　可以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几个欧洲大国的本质。如果说，代表英国的是“海”—大英帝国正是通过海洋(海上力量)建立和控制的;代表法国的是“风”—巴黎历来是欧洲上流社会千变万化的时尚的策源地;那么，作为俄国的象征的则是“土”。这有几层含义：(一)它那广袤的国土(罗蒙诺索夫的诗句：“俄罗斯的大地……”);(二)代表与土地紧密联系的俄国“村社”制度和延续数百年的农奴制;(三)如果“风”表示传扬、播散，那么“土”则表示埋藏、覆盖，因而“土”还可以隐喻俄国“自我遮蔽”的传统(海德格尔在后期哲学中恰好用“自我遮蔽”来描述“大地”)，即对欧洲文明拒斥的传统;(四)代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大地人民)对于俄国历史和俄国思想的重要意义(传统的斯拉夫主义者强调：人民是“历史中永恒的活动家”)，以及与此相关的俄国思想对集体性和物质性的推重。“土”是原始的物质形象，与此相关，唯物主义是人民的哲学。

巴赫金在西方

　　巴赫金是在俄国与西方的差异中呈现的。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首先在巴黎，继而是在英语世界，巴赫金成为时尚，他的独创术语如“复调”(polyphony)、“言谈”(utterance)、“对话”(dialogue)、“脱冕”(decrowning)和“狂欢化”(carnivalization)进入学院讲堂，俄语向西方展示了它的思想深度。学术界对这位俄国思想家的普遍态度是：惊叹。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说：“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米哈伊尔·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的确，他的思想如此多姿，人们有时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批评的批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说：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时代思想构架的基础”(《词语、对话与小说》)。韦恩·布思(Wayne Booth)说：“如果巴赫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西方批评家所孜孜以求的便很多都是错误的，或是琐屑的，或兼而有之。”(《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英译本导言)美国学者凯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合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语冰译)一书，就是这种态度的一个总结(“一部感人的、详尽的文学传记”，见D.K.Danow：《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1年，仅在英语世界，专门研究巴赫金的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就达50余篇，著作(包括论文集和译著)10余部。而且，巴赫金的确富于感染力，以至于涉及他的文字往往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一种夸张的、抒情的笔调。

　　巴赫金本身就是俄国与欧洲含混关系的一个例证。他进入了西方的视野，同时又超越了它。他的文字涉及的领域之广令人震惊，从形而上学直到集体农庄的簿记问题。“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在这些领域里所建树的哲学基础却鲜为人知。”(《米哈伊尔·巴赫金》中译本，第1—2页，以下引文出自该书者，只标注页码)他的文本是多层次的，“这些文本可以从许多层面上来阅读……他的大部分撰作表面上是文学理论或语言学领域内的学术研究活动，但在底层，它们却是一些充满个性的宣言，常常有一种政治的或哲学的大义”(第9页)。巴赫金还使用伪托的名字，在朋友们的名下发表著作，“这种心甘情愿在西方是罕见的，以至于没有任何术语可以形容这一情况，除非说是剽窃的反面”(第185页)。

　　由于自身的作为和遭遇，巴赫金长久受到“埋没”(被“掩埋”起来，成为“地下”思想家)。他远离苏俄学术界的主流，更远离西方学术界，因此他也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巴赫金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几乎在病痛、流放、坎坷和备受冷遇中度过了一生。在西方看来，他作为“官方真理”和“独白话语”之下的受难者似乎天然地成为对话主义精神的承担者，成为殉道的、圣徒似的思想家，成为活生生的、人格化的“真理”。

两种俄国
 

      巴赫金晚年修订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以下简称《诗学问题》）和《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65，以下简称《拉伯雷》）彼此交叉，都专门论述了欧洲民间的狂欢节文化（尤其是后一部）。按照托多洛夫的说法：《拉伯雷》一书“可以看作是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第二部分的扩展……也可视这个第二部分为《拉伯雷》的梗概”（《批评的批评》）。“狂欢节”沟通了巴赫金的两部代表作，并象征着他全部理论的民众基础。

    “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令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诗学问题》）狂欢节使人们之间可以随便而又亲昵地接触，可以插科打诨，冒渎不敬，它在笑声中颠覆、消融一切正统的秩序、价值和世界观。“狂欢式—这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知使人解除了恐惧，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人接近了人（一切全卷入自由而亲昵的交往）；它为更替演变而欢呼，为一切变得相对而愉快，并以此反对那种片面的严厉的循规蹈矩的官腔；而后者起因于恐惧，起因于仇视新生与更替的教条，总企图把生活现状和社会制度现状绝对化起来。”（《诗学问题》）

      狂欢节的主题是人民，巴赫金其他的可替换性词还有“民众”“全民性”“欧洲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等等。“人民”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和形象（俄国思想传统）。本来，与现代西方相对峙的一直是以斯大林为标志的俄国。“斯大林”（CTAΠИH）由俄文词“钢”（CTAΠb）引申而来。因此，可以把斯大林的俄国看作是“钢”的俄国（重工业、国家机器和权力），甚至在斯大林之后，这一点也并无实质变化。这是官方的、严厉的，与暴力、禁令和限制相结合的俄国，也是现代俄国的一般国际形象。
 

 

      巴赫金说，狂欢节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是“翻了个的世界”。尽管在他的狂欢节理论中，研究对象主要是一般的欧洲，即古代希腊、罗马特别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以及类似于狂欢节的其他节日如农神节、愚人节、复活节等）中的欧洲民众，但这又的确反映了一种独特的眼光，一种唯有俄国人才具备的眼光。这种眼光总是投向人民，即那些区别于官方制度和上层文明的广大民众。因此可以说，巴赫金的欧洲是俄国化了的欧洲，是狂欢化了的欧洲。事实上，俄国人可以说是欧洲最具狂欢性格的民族之一。例如，巴赫金曾专门论述过狂欢节中的民众酒筵，而俄国民族与酒的深刻关系，恐怕是任何其他欧洲民族都无法比拟的。酒使日常规范松懈，造成一种节日气氛和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连接，它使循规蹈矩的语言转变成筵席式的、自由无忌的语言。酒已经内化为俄国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成分。

      巴赫金的文本具有多重含义。可以认为，欧洲的民众狂欢节仍属于文本的表层，在深部，它所隐喻的是被压抑的俄国生活和精神的另一面。这是“反面的生活”，“翻了个的世界”，是另一个俄国，是巴赫金文本的字里行间所折射出来的俄国，大地人民的俄国（“土”）。俄国回复到了它自身。同时，在巴赫金那里，人民也不再是—例如俄国传统民粹主义者的—苦难深重的人民，相反，在他那里，是狂欢中的、纵声大笑的人民。“笑使人睁眼面向新的事物和未来……它的外部特权与内在力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外部特权是对内在力量权利的一种承认。这就是为什么笑永远不能变成一种压迫和蒙蔽人民的工具。笑永远是人民手里的一种武器。”（《拉伯雷》）

      巴赫金的思想肖像的背景是民众，他的个人魅力恰恰是集体性的，他的学说与土地和人民密不可分。这一切都截然不同于个人主义的西方。在斯大林的俄国之后/之下浮现了巴赫金的俄国，这或许是令西方惊叹的最深层的对象。

 

（附记：此文写于1993年译著《米哈伊尔·巴赫金》出版之际，原应时任《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的程代熙先生所嘱而写，迄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