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来

　　传统多指文化传统，即世代相传的思想、信仰、艺术、制度。传统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文化传统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的生命和血脉，也是民族的根和魂。

　　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美的，传统有旧文化的衰落，有新文化的加入。虽然传统促进了价值的稳定、文化的延续，却在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出惰性。这时传统便成为焦点，被强调更新和改革的人视为包袱，于是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传统便成为“问题”了。

　　全盘否定传统，错在哪里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受到的批判以五四时期最为突出。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有积极的意义，但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只有与传统激烈地决裂才能走向现代，则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其突出的问题主要有四点：

　　一是以富强作为判断文化的唯一标准。例如，陈独秀在比较东西文明和检讨中国文化时称赞：“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并公开提倡文化教育中的“兽性主义”，抨击“独尊人性”。这是在外在功能坐标中判断人文价值，认为一切与富强的政治、经济功效无直接关系的人文文化都没有价值。

　　其实，衡量人文价值的标准必须是人文本身的真、善、美，不能因为唐诗、宋词或儒学、道家思想不具有某种政治、经济的功效，就否认其价值。

　　二是以“科学”“民主”作为判断文化传统价值的根本标准。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不仅反对儒、释、道，而且把民主、科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完全对立起来。

　　其实，传统包含的哲学、美学、伦理、文学的价值不可能在“科学”“民主”的范畴内被承认，文明、和谐、正义等价值不能以“科学”“民主”来衡量。

　　三是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其中，一种是把革命与否视作判断文化的唯一标准，非革命文化如爱情、亲情均被批判和反对；一种是简单把文化视作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忽视了道德、宗教、哲学对人类、社会、世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还有一种把传统归于农业文明，并随着农业文明过时也应该被淘汰，其实农业文明包含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富有永恒价值的内涵。

　　四是价值理性视野的缺失。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当时的学人们只看到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没有认识到——信仰传统的连续性及其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对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创造性采取了片面的态度，把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陷入了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误区。

　　今天，我们只有明确辨识传统的标准，才能弘扬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传统，才能奠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保持传统，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

　　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来看，形而上学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学理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上产生的直接恶果就是大大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文化、价值、精神的全面失落，加剧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中的混乱、痛苦，甚至加剧政治、经济危机，从而削弱了中华民族面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困难的承受力与战斗力。

　　反传统主义者希望义无反顾地甩掉历史文化的包袱，大力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在社会改革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文化认同，继承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文化圈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港台地区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现代化的经验，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出中国人或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人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文化空间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凭借聪明才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放眼未来，她也一定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建设新的现代文明。

　　如果我们不在批判传统的消极性的同时发挥传统的积极性，如果我们不在大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仍然保持民族的主体性，加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一味地在传统身上算老账，让传统对现代化的滞后负责，以回避我们自己的巨大责任，这只能更显示出作为“不肖子孙”的我们的无能罢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课题，不应再对传统作感情冲动的全面否定，而是应该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必要的对峙，理性地对传统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创造性的发展。

　　对待传统，东亚现代化之路有启示

　　儒学能促进中国现代化吗？这一问题不仅揭示了近代以来儒学处于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也说明了儒学面临的真正挑战。近代以来，在探索中国传统社会为何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自然步入现代化的研究中存在一种潜藏的意识，即认定阻碍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今天迟迟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根由。

　　世界近代化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西欧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从而进入工业文明；另一种是其他地区在既有的近代化模式下通过移植、学习而使文化实现演进变革。前者为创生的，后者为模拟的。而阻碍一种文化自发地“创生”现代化的原因并不必然也是阻碍该文化“模拟”现代化的原因。以日本为例，日本文化未能自发地步入近代化，但是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并没有首先在文化上进行“脱胎换骨”，把传统精神资源全部抛弃。

　　因此，当我们死死地追问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而自发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力图由此找到现代化改革的根本障碍时，我们是否想过，被称为“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没有一个是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而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社会也没有一个先与传统决裂的。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的经济奇迹对美国战后的现代化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即使是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到，传统不必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现代化可以通过不摧毁传统的方式实现，传统的调整和持续与制度的改革和建构，可以整合在同一过程之中。而破坏传统不仅不必然意味着现代化的实现，而且可能导致价值结构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损害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未能自发地引导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化，但中国文化的价值传统并不必然与模拟、学习、同化既有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冲突。二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现代化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证明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是完全错误的，中华文化养育的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文化空间实现现代化。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本文编辑整理自《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