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生与历史：美好生活的伦理语境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立足伦理学视角，如何科学理解美好生活的内涵，如何通过社会治理实现美好生活，如何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人们拼搏向上的人生信念，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关注的时代课题。本刊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从社会、人生和历史的角度，围绕美好生活的伦理语境这一主题进行研讨，并约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和启迪，从而激励广大青年勇担时代重任、积极创造美好生活。

　　与谈人

　　王也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卢俊豪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李欣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主持人

　　张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1.美好生活需要良善的社会治理

　　主持人：实现美好生活，是我们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是，对于美好生活的设想，却会因为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时代方位和生活关联而有所不同。那么，在你们眼里，什么才是“美好生活”？

　　李欣隆：美好生活是人类特有的价值追求。人的活动不是一种本能的适应性活动，而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的活动，所以，人能够对理想生活的应然状态进行构思与谋划。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虽然具有个性特征和历史境遇的差异性，但在普遍性上，它与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追求的内容和满足的程度密切相关。美好生活不单是一种理性认知的抽象，也是一种可感知的实在，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在当代社会，我们追求的美好生活，除了物质生活的丰裕外，更强调正当权利有保障、人格平等、资源分配公平正义以及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生活。

　　卢俊豪：我所理解的“生活”，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括。它意味着私人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更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责任与担当。随着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心境、状态的不同，他对“美好”也会有不同的预设和见解。重要的不是给“美好生活”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而是允许和激励每个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美好生活”。

　　王也：在我看来，美好生活是一个社会性的范畴。人不是在鲁滨逊式的孤岛上活动的，人的活动领域与活动方式都是社会性的。在当代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有时会出现重叠，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与社会制度、公共生活的状况息息相关。社会不单是个体的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外部限制，更是个体的人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只有在社会性的公共交往之中，现代人才能确立起支撑美好生活的生存基础。

　　主持人：美好生活不是空洞的。对普通人来说，它总要在教育、医疗、收入等具体方面有所体现。因此，追求个体的美好生活，必须关注社会的有效治理。只有当这个国家和社会是良性运转的，才会有美好生活的产生。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也：美好生活的实现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第一，社会治理不是“无目的”的，应当将价值目标置于基础和优先的位置上；“美好生活”的理念正是这种价值目标的总体表现。第二，社会治理主导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它在与美好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中发挥着基础作用，这就要求社会治理者在开展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明确责任，提高效能，坚持公平正义。第三，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多方主体的参与，这就要求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作用，从而形成价值共识。

　　李欣隆：美好生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好做大”，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治理，从制度上加以保障。所以，社会治理是存在价值诉求的。它要求各级政府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融入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使得各项政策、制度和规划的制定始终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让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卢俊豪：每个人对这些具体的民生指标其实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和关注。而一个良序社会的治理目标就在于，让不同个体都能感受到美好生活对于自己的切身意义，并帮助每个人努力实现属于他自己的美好生活。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升具体的民生指标，正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同时，它也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主持人：作为伦理学的学习和研究者，大家觉得伦理学应该如何介入社会治理，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建设贡献力量呢？

　　王也：社会治理主要是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纯粹实证性、程序化的研究无法涵盖社会治理活动的全部内容。伦理学不仅包括对道德问题的解释性反思，也包括从规范性与评价性的向度提出对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以理论介入社会治理这样的现实议题，正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一方面，伦理学能够阐释“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并对它之所以成立的理由进行分析与辨明；另一方面，伦理学能够以“美好生活”为价值基础，对社会治理中的各项政策措施进行评价，对治理主体形成规范的引导。

　　卢俊豪：伦理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追问的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行动”。在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争论中，形成了“善”与“正当”这两个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语境中，“善”和“正当”可以被理解为对“价值”和“责任”的追问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能够帮助我们在最基础的层面厘清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责任，提供基本的方向与指引。

　　李欣隆：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治理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的效能。公共政策不仅关涉行政的效率与效能，更关涉价值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公共政策的价值所在。因此，伦理道德进入社会治理，特别是进入公共政策领域，有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一方面，发挥伦理道德自身特有的功能和作用，抑恶扬善，实现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政策的价值引导，使得政策和法律在具体的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能够秉持正义理念，体现公平精神，落实平等原则，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奠定社会的价值基础。

　　2.美好生活需要向上的人生哲学

　　主持人：美好生活不仅需要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还需要个人层面的内在精神作为动力和支撑。这种内在精神常常表现为一个人的人生观念和信念，乃至一种人生哲学。那么，它应当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哲学？

　　王也：美好生活不仅是一种对象性的获取和经历，也是一种主体性的感知和体验。为了实现美好生活，需要个人秉持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学。所谓向上，根本上讲则是一种对行动的要求。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我们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思想到行动的跨越，需要一种向上的人生哲学的支撑。离开实际行动的美好生活只能是虚幻的说辞。而所谓向善，来自思想层面对人生意义的反思。人生之“善”，本质是一种社会性的善；人生的根本意义，需要通过社会性的交往活动来确立。因而，美好生活的思想基础就在于，首先在观念上，将个体生命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联系起来，让自身从单子化的狭小格局中跳脱出来。

　　卢俊豪：一种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学，是在实践和奋斗中不断追问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哲学。这种追问不是抽象的，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场景和成长经历息息相关，表现为我们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抉择和领悟。每个人都是自己返躬内省的“追问者”，都是自己人生的“哲学家”。所以，真诚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认真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在慎思中找到让自己信服、让内心安宁的答案，才能在变幻的时代中保持最本真、最有力的内在精神。这样的人生哲学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明灯，在彷徨迷茫时激励自己，在懒散脆弱时鼓舞自己，在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时唤起自己正视与改进的勇气。

　　李欣隆：对于美好生活而言，社会的良善治理与个人的向上向善是同构的。社会治理通过社会制度的安排，保障社会成员实现美好生活的机会和权利，对侵害正当权利的行为依法依规惩处，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个体层面，美好生活需要社会成员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高尚的人生追求。而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精神动力，就是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学的基础和源泉。一个人只有形成完整系统的人生哲学，才能把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起来，巩固下去。一个人只有追求真善美，明事理，秉正义，持原则，守规矩，才不会迷失做人做事的正确方向，才会在利益面前见利思义，遵法守德，从而在为社会作贡献、为人民服务中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同时，美好生活的实现不是个别人的，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只有大家在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达成共识，携手并进，才有助于全社会美好生活的实现。

　　主持人：既然我们需要一种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学，那么，哪些文化资源或理论资源可以为之提供养料？

　　卢俊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人生哲学就是儒家所说的“诚”。《中庸》有言：“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要真正实现这种人生哲学，真诚地面对自己、他人以及这个世界，就要坚定自己的内心，朝着美好的目标坚持不懈、执着追求。这种追求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更是行动上的。如王阳明所说，只有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才是儒家所谓的“诚”。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面临诱惑、挑战以及不确定的未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抉择与表现，时常会“知易行难”，但这恰恰是我们把理论意义上的人生哲学转化为实践意义上的人生哲学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愿意将儒家学说视作一种向善的人生哲学，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现实中进一步理解和转化儒家智慧，将其付诸实践。

　　王也：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然而，个人却可以通过将个体的发展进步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未来相联系，从而提升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扩充自己人生的宽度与厚度。在这点上，马克思的看法给我们带来巨大启发。他不仅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角度来界定人的本质，而且把“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准则。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人和人生的理解，与中国人的精神传统是相通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会与中国社会的多个层面发生深度融合，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

　　我们还需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个人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向上向善提升，自然也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

　　李欣隆：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学，在中西文化中都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君子要坚毅刚强，奋发向上，不断进德修业，增益美德。孟子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呼吁人们涵养浩然正气，增强人们的道德意志，弘扬人性的善美。同样，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幸福生活，也是一种理性节制欲望和激情的德性生活。虽然人的身体和财富对幸福生活具有支撑作用，但德性是最为根本的。缺乏德性的生活，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3.美好生活需要宽广的历史眼光

　　主持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在人类数千年的思想长河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美好生活理论？

　　卢俊豪：美好生活源于实践中的具体抉择，而不仅仅是超验的智识享受。不同的文明孕育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它们对于各自的美好生活经验而言，都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在古希腊，物质意义上的生存和精神意义上的生活得到了区分，充满理性与沉思的生活成为美好生活的典型。然而，同处轴心时代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却在春秋战国的纷争中探索出一种现实与理想并举的生活智慧。如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在生存意义上得到了保障，才能在生活中追寻更高尚的美好，才能在精神世界中有所抉择，以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李欣隆：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缩影。从学术视角切入，值得我们关注的美好生活理论至少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国古代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以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生活观念等。

　　王也：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好生活”的一段描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从历史语境上讲，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描述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而提出的。从理论语境上讲，没有特殊活动范围限定的“美好生活”，强调的不是抽象的理想目标，而是现实的经济与政治前提，即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社会的合理调节。在这种思考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待美好生活的实践态度，对于当前的世界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和谐繁荣，各自安居乐业，彼此友爱互助的社会，不仅为古人向往，也为今人憧憬。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生活既取决于有德性的活动，也依赖于城邦政体的优良。有优良的政体，才有优良的治理；有优良的社会治理，才有幸福的生活。而马克思恩格斯则通过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剖析，阐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勾勒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美好生活的愿景。在那里，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极大丰富，阶级差别被消灭，人们得以从压迫和贫困中解放出来，每个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关于美好生活的最高表述。

　　主持人：今天的中国毕竟不同于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国家。我们汲取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智慧，是为了建设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好生活。那么，对于上述理论，我们应该如何加以继承和发展？

　　王也：我们今天对美好生活的思考，最终需要根据今天的历史经验所提供的内容来与现实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们在当代中国谈论美好生活的最基本语境。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则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建设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一方面，“美好生活”这个范畴在内涵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对经济基础的强调；另一方面，“美好生活”的提出，充分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是从更立体的维度上考察社会发展而确立的价值目标。

　　李欣隆：目前所说的“美好生活”是对以往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它首要的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此外，它还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不仅强调以民生为基础的物质生活提高，而且强调和睦友善的社会关联，尤其突显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要求。

　　卢俊豪：以我之见，我们要从三层关系来理解这种继承和发展。一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即传承中华文明对国家高度认同的文化基因；二是与革命历史的关系，即弘扬无产阶级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最终指向的精神及其实践；三是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即我们与其他国家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如果缺少了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难称其为“美好”。在当代中国建设美好生活，既不能忘却长期的奋斗宗旨，也不能割裂所经历的历史源流，更不能关闭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通道。只有努力在上述三层关系之中理解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生活，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认识才会更加全面深入。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