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不完的《宝剑记》

编者按

　　舞台演出及相关问题是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目光从单纯文本和戏曲史论转向了舞台。在出土舞台文献、遗存演出场所、古代剧场管理变迁、经典剧作的舞台搬演等方面产生了众多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场上研究的日渐兴盛弥补了纸上研究之单薄，也使得中国戏曲发展脉络更加清晰立体地呈现出来。本期刊出的一组论文，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以《宝剑记》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在后世不断搬演的基础上，产生了众多特色各异的舞台改本，成就了不同剧种舞台上的经典;包括宋元瓦舍勾栏、清代戏园在内的商业性剧场和梨园会馆、神庙剧场等不同形式的古代剧场经营方式的发展和变迁;出土戏曲图像中所反映出的河东杂剧的演出场所、演出机制、脚色行当及观演互动等，从而还原了河东杂剧繁盛的演出历史。 (刘水云)

　　作者：刘恒(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戏曲史上有许多立足于经典作品的改本，改本呈现在舞台之上，又造就了新的舞台经典，同时不断滋养着后世创作，明代戏曲家李开先的《新编林冲宝剑记》及其改本即是此例。在中国戏曲史上，《宝剑记》是一部重要的传奇作品，它与《浣纱记》《鸣凤记》并称“嘉靖三大传奇”，是打破笼罩明初百年“以时文为南曲”(徐渭《南词叙录》)流弊的第一部力作;它是明代第一部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引领了此后百余年的水浒戏创作热潮。然而，《宝剑记》之于戏曲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于此，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它备受后世关注，不断被文人和艺人摘选、改动，并搬演于昆山、弋阳及后来花部诸腔之中，呈现在文人氍毹、乡间草台、宫廷戏台之上，成为多个剧种舞台上的艺术经典。

　　《宝剑记》改本可分为全本改本和单出改本两个系统，以及在单出改本基础上形成的“攒戏”本。陈与郊的《灵宝刀》是今存最早的《宝剑记》全本改本，陈氏改编李本的初衷是使之“协律”，正如其卷尾所题：“山东李伯华先生旧稿，重加删润。凡过曲引尾二百四支，内：修者七十四支，撰者一百三十支。”(傅惜华《水浒戏曲集》)另有无名氏改编之《宝剑记》，《曲海总目提要》卷五对其情节进行了详细概括，与李开先原本差别较大，《提要》误作李开先《宝剑记》，实则当为改本。沈初成《宝剑记》是另一全本改本，《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卷二七载其概要。惜后两种改本已佚失，仅能据史料记载窥其剧情。

　　要全面掌握《宝剑记》全本改本的情况，还需将目光聚焦于史料更加丰厚的民间戏曲尤其是弋阳腔系统剧种之上，关注艺人之场上改本。清升平署档案中存有《宝剑记》抄本一卷，是以民间艺人带入宫廷的剧本为底本的誊抄本，从曲牌特征和大量使用滚白等特点来看，该本是一部弋阳腔改本，情节与李开先原本差异较大。该本为研究明清弋阳腔的发展及清代宫廷演剧与民间演剧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青阳腔剧本《豹子头》是《宝剑记》的另一全本改本，该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改中被发掘整理出来的青阳腔艺人口传本，文本内容与明清戏曲选本《尧天乐》《纳书楹曲谱》所选《宝剑记》曲文及车王府《鸣冤》等一致处颇多，因此仍应将其看作明清传承下来的戏曲改本在近代地方戏中的留存。《豹子头》是目前所见《宝剑记》在地方戏中保留的唯一全本改本，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惜学界对其仍涉猎未深。明万历以后，折子戏逐渐取代全本戏，成为戏曲舞台上常见的演出模式。随着《宝剑记》被频繁搬演于舞台，最受观众欢迎的几出逐渐脱颖而出，单出改本随即出现。与全本改本相比，单出改本的改编更多的是舞台实践直接作用的结果，由于舞台搬演历时长久，如《计赚》《鸣冤》《夜奔》《磨斧》等同一单出就出现了多个改本，它们与全本改本一起，共同构成了《宝剑记》的传播接受史，也呈现出了戏曲史发展的脉络。

　　《宝剑记》全本改本和单出改本数量众多、形态各异，大多强化了舞台性。李开先《宝剑记》甫一问世便被搬上了舞台且深受喜爱，明万历之潘允瑞、崇祯之祁彪佳以及清乾隆之黄景仁等著名文人均写过观其演出的日记或诗文。基于舞台搬演实践产生的改本，与生俱来带有强烈的台本特征。一是剧情关目的紧凑化。《宝剑记》原本共五十二出，存在情节冗长、枝蔓分散等文人传奇通病，关目安排不适合舞台演出的情况不在少数。“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李渔《闲情偶寄》)改本均对原本关目进行了大幅删减、合并，《灵宝刀》为三十五出，《豹子头》为三十二出，升平署本《宝剑记》关目处理更是简洁紧凑，直接以高俅谋设白虎堂奸计开篇，之前情节均做暗场处理，从而使情节更紧凑、矛盾更集中，较之原本无疑更宜于场上。二是精彩场次的增益化。剪除枝蔓的同时又浓墨渲染主干情节，尤其在近代京剧舞台上，艺人将受观众欢迎的单出戏进行场次的扩充，使之在体量上能够容纳更多人物、武戏和精彩唱段，更受观众追捧，《夜奔》的演变就是遵此模式。

　　作为一部抒愤之作，彰显忠良、惩治奸佞是《宝剑记》的主题，忠奸对立是其根本的矛盾冲突，而改本则重释故事主题——有弱化忠奸矛盾、强化道德冲突的趋势，体现了对“侠义”的推崇。一是矛盾冲突设置的变化。李开先《宝剑记》为了凸显林冲、高俅之忠奸冲突，有意将林妻张氏与高俅之子高衙内的道德冲突后置于第二十六出。但《灵宝刀》《豹子头》等多种改本中又将这一冲突提到了“白虎堂”情节之前，《曲海总目提要》本《宝剑记》概述对林高矛盾只字未提，只叙述了张氏与高衙内的冲突，可见改本选择了将蕴含着正义与邪恶的道德较量放于首位。二是突出了草莽英雄的“侠义”世界。在人物塑造上，《豹子头》中的林冲虽然仍旧忠君爱国，但却少了士大夫化的气息，多了草莽英雄的特性;《豹子头》还增加了鲁智深、李逵等草莽英雄的戏份，他们更是全无《宝剑记》中的忠君爱国形象，完全变成了梁山草莽英雄。《豹子头》的结局也并非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而是在林冲大仇得报后，众英雄回梁山聚义。可以说这些褪去忠君爱国的伦理外衣，而力行行侠仗义、维护道义的草莽英雄的出现，使得《宝剑记》原来的故事内涵增加了民间侠义的新解释。

　　改本既是舞台实践的结果，又进一步推动了舞台演出的发展。《宝剑记》的众多增续翻改之作直接促成或间接滋养了后世舞台经典的产生;近代以来随着《夜奔》在舞台上的盛行，它也从戏曲走进了小说、话剧、电影、诗歌等文艺天地，在外侮日迫、内压渐重的时代，契合了时代风云的流行经典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各种改本变成舞台经典，缤纷呈现。《夜奔》就是一出多个剧种舞台上的经典名折。《夜奔》出自《宝剑记》第三十七出，原无题目，敷演林冲走投无路深夜奔往梁山的故事，原作由九支曲牌构成，仅一段念白，余皆为唱词，由于曲辞的相对雅正性，势必会导致舞台演出晦涩难懂。昆曲改本《夜奔》率先植入了必要念白，与曲辞互释相得益彰，又陆续在曲牌上进行增删，删掉林冲怀恋往日朝中为官生涯的【水仙子】曲文，新增憧憬梁山生活的【煞尾】一支。增删之间，一个决绝反抗的崭新林冲形象立于舞台之上，深得观众之心。改编后的昆曲《夜奔》，在唱念并重中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失意英雄形象，成为昆曲舞台上的经典，也成了武生行当的家门戏和戏曲演员的开蒙戏。京剧武生宗师杨小楼对昆曲舞台上的经典再行改编，将之由一场次的“独角戏”改为多场次的“大夜奔”，形成了迥异于昆曲经典的新形式。其后杨小楼再次在“大夜奔”基础上进行了改编扩充，形成了一部包括《野猪林》《山神庙》《林冲夜奔》《火并王伦》在内的本戏《林冲发配》，这便是“攒戏”改本。至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李万春、茹富兰等众多京剧艺人争演《夜奔》的热闹场面，京剧《夜奔》迎来了演出兴盛期，形成了一代舞台经典。1936年李万春的《林冲夜奔》被拍成电影上映，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戏曲电影之一。其后出现的多种家喻户晓的舞台经典之作，也得益于早期改本的间接滋养。延安戏改经典京剧《逼上梁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杨小楼改本的影响，李少春的经典京剧《野猪林》更是在杨小楼改本基础上发展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夜奔》开启了林冲经典戏创作的大幕。《夜奔》在地方戏舞台上同样是经典剧目。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几种地方戏有《夜奔》剧目，其中多为高腔。在这些地方戏中有的《夜奔》沿袭传统昆曲“独角戏”的表演形式，有的已成多场次的独立剧目，如川剧《夜奔》。《夜奔》不仅是川剧常演剧目，也是川剧知名演员的擅演剧目，在近代还灌成唱片发行;因为川剧《夜奔》的深入人心，它还成了当地祈求生意兴隆、出门顺风的“愿戏”。

　　随着《夜奔》在戏曲中的声名渐起，“夜奔”一词逐渐具有了某种象征意味，成为时代精神的符号。20世纪30、40年代在《夜奔》几乎家喻户晓的情况下，吴永刚、吴祖光都以林冲奔上梁山之前的故事为表现内容创作了话剧作品《林冲夜奔》;1935年《津汇月刊》第8期，载《林冲夜奔》改编而成的小说;1945年《海风》报刊第2期，载艾辰的《林冲夜奔》诗歌，表现了梦醒后的林冲去追求光明自由的世界……可见“夜奔”逐渐成为反抗压迫、追求光明、执着真理的代名词。单出改本《夜奔》所蕴含的反抗、追求的意蕴呼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使它成为时代精神、社会潮流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李开先《宝剑记》作为一部文人经典，在后世不断改编、搬演中延续着其艺术生命，丰富着戏曲剧目宝库，孕育滋养着新的舞台经典，体现了经典作品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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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古代的那些剧场②出土文物中的河东杂剧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08日13版)[责编：陈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