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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艺术看“笔墨当随时代”

时间:2019-10-14 14:31:53 来源: 中国文化报 作者:解伟洋

 解伟洋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什么是艺术、艺术如何发展一直是备受讨论的话题。此时,清初画僧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又被学者、评论家等拿出来力证自己的观点。其中,不少争论集中在“当随”二字的解读,有人认为,“当”是“应当”,笔墨应当随时代变化;还有人认为,“当”是“倘”,笔墨倘若随时代变化,就会跟诗文一样,常常是一代不如一代,到后面就像白开水一直煮,毫无味道了。

  而落脚于“时代”,结合当代艺术现象另解“笔墨当随时代”的意义,支持艺术创新者认为,“笔墨当随时代”是鼓励在不同时期变革中国书画创作,艺术创作应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反映时代的特色和人文思想。缺乏创新一味抄袭或模仿前人的作品只能被历史的脚步掩埋和淘汰。为此,不少中国画艺术家尝试借用西方的油画技法,或是改变用笔、用水、用墨,或是在色彩上大做文章。但有人认为,中国书画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和沉淀,已形成稳定的艺术形态,用墨讲究干、湿、浓、焦、淡,技法讲求皴、擦、点、染等。如果为了追求创新而失去其最根本的元素,那么中国书画这种艺术形态也就消失了。

  也有人持“摹古”的态度,认为要从模仿古人中汲取营养,从古人中学习创新。他们认为,无论哪种艺术形式都会受时代的影响,但以反传统、脱离传统进行创新和获取视觉冲击的当下创作,并不是正常的艺术发展。流行与通俗文化的盛行,让很多艺术的创新流于形式的变化,无法触及观者的内心,无法让观者反思现实生活中的庸俗现象。艺术审美价值的标准不是“新”或“旧”,而是文化品位和艺术水平的高低。

  随着艺术与经济的逐渐融合,艺术生产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在技术、市场的介入下明显加速,曾经需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确立艺术大师的创作价值和历史地位,如今,大众媒体的传播和艺术市场的快速运营,使得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成名变得速食化,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声望变得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造和发掘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艺术家及其作品?

  1930年,傅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塞尚》中提出:要了解塞尚之伟大,先要知道他是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时代的先驱者。他有敏慧的目光,使他一直遥瞩着未来;有锐利的感觉,使他对于现实时时感到不满;有坚强的勇气,使他能负荆冠,能上十字架,只要是能满足他艺术的创造欲。因此,在当下要找到经得起时间淘洗的艺术家及其作品,需要从当下性、永久性、未来性三方面来考察。

  石涛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代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收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强调了在向传统学习的过程中,要突破传统,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艺术作品是集创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于一体的综合表现。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说:“审美个人主义把艺术家看成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具有独立自主的创造力。但是因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所以在从事艺术创作活动时,也如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活动般,都是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完成的。”所以,艺术作品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

  每个时代都有其艺术经典,它体现或表征了时代精神。但无论艺术作品的表象如何变化,绘画情结是不变的,这是艺术家受社会性审美和时代文明影响而形成的。观者从艺术作品中能感受到作品创作年代的风貌。比如,罗丹塑造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其作品《思想者》不仅因为他的技艺完美,人们也把它作为一种改造世界力量的象征。

  瑞士艺术史家海恩瑞希·乌尔富林在《艺术史原理》中写道:“不存在某种能适合于一切时代的艺术形态与风格;艺术作品及其风格、形式特点的形成,不仅同艺术家的个性有关,而且同他浸染接续的时代精神有关。”

  除了反映当下之外,时代的变化也促使了艺术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叶之前,欧洲绘画艺术一直是宫廷贵族、宗教的专属品。直到1839年,法国学者达盖尔发明了银版照相法;1861年物理学家马克斯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技术的进步使得功能性绘画消费群体逐渐离去。此外,工业革命也让艺术消费群体的口味变得复杂多元,使艺术进入个性化创作时代。

  以波普艺术代表人物安迪·沃霍尔为例,他早期创作的作品较为“中性”,之后便转向选择感情沉重的主题。他钟爱即时新闻,喜欢从报纸信息中找题材。这种选择与当下社会紧密相连,使其作品详尽地记录了时代所展示的人和事件,忠实地反映了美国的当下并加以美学上的创新。比如《死亡与灾难》系列作品揭示了社会的阴暗一面。

  安迪·沃霍尔的创作方法也体现了当下性,他采用丝网印刷的方法,展现了当代人的感受和商业气息,他以自身的艺术活动宣告了消费文化时代的后工业时期的来临。

  中国艺术强调当下性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记录了宋徽宗时期的山河图,蒋兆和于1943年创作的《流民图》深刻记录了流离失所的民众饥寒交迫的情境。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艺术与社会政治成为创作主题。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艺术与商品化、艺术与本土化和全球化也加入到命题中。如今,结合当下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一些反映新时代新思想的艺术作品也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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