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中国慈善传统中的“娱善文化”

——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

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河南大学郭常英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近年来一直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及研究”进行深耕，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近日欣闻郭常英与岳鹏星合著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一书已经出版，为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领域再创佳绩。该书共分六章，分别是：晚清时期的慈善义演、民国时期的慈善义演（上）、民国时期的慈善义演（下）、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主体力量、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主要类型与功能、慈善义演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转型。从整体上看，该书有三个重要的学术创新点。

　　其一，研究角度新。首先从历时性角度来看，该书将近代慈善义演的缘起及演变分为晚清、民国前期与民国后期三个阶段，对近代慈善义演不同时期的发展背景、变化、特点进行了详尽阐述。其次从共时性角度将近代慈善义演的主体力量分为政府与社会两个方面。书中明确指出，在近代慈善义演组织过程中，主办者要按照政府指令来行事，如果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和同意，义演就无法进行。同时也看到，近代社会的动荡与无序使得日常的慈善义演很难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与政府力量的缺位与不到位不同，社会力量一直是近代慈善义演产生、发展、嬗变的主要推动力量。相关认识在笔者所从事的慈善史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

　　其二，提出观点新。该书观点的新颖主要体现在作者虽然立足于义演，但却并不局限于义演，在慈善史研究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同样进行了有益补充。郭常英十分注重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之下，对慈善义演与传统慈善文化的关系进行阐发。如在第六章第二节提出了“社会娱善文化”这一概念，深入探讨了慈善理念与娱乐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娱善文化”的社会网络性对民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同作用与影响。再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将慈善义演作为“娱善文化”的代表，以“寓善于乐”为特点，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场域，丰富了近代慈善文化发展的外延与内涵。又如该书第一章在近代口岸城市的兴起与都市娱乐的繁荣背景下，探寻中国近代慈善义演衍生的内在逻辑。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认为近代慈善义演的兴起与晚清义赈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时代关联性，在中西文化的交互影响下，传统善堂善会依靠田租和民众自愿捐款的筹款模式已不能适应近代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发行彩票、购买股票、义演、义卖等新型慈善募捐方式伴随着晚清义赈得到迅速发展。

　　其三，运用史料新。《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一书运用了大量未刊的档案、报纸、资料汇编、时人文集等资料，不仅填补了过往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将慈善史研究从慈善事业提升至慈善文化的新高度。联想到近年来该团队不辞辛苦奔走各地查找与搜集资料，实在让人不由发出“功夫不负有心人”之感慨。

　　此外，全书从整体上对近代慈善义演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理论性思考，将研究视域从晚清延展至民国时期，紧密结合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并且灵活运用了公共空间、社群认同等社会学理论，体现出跨学科视角。本书还引用了诸多研究个案，例如在分析民国后期义演的变化时，以天津市正宗救济会为例，通过其与天津市社会局的免税交涉过程，突出了政府对慈善义演的严格管控，反映出抗战后政治力量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渗透。

　　当然，作为一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拓荒阶段的作品，《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在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譬如，对慈善人物的探讨不够；书中有些章节的论述仍有进一步将史料进行细化分析的余地；对于近代慈善义演衍生的原因，缺乏对中国传统慈善理念中的义演因素的考察；书中过多论述了慈善与娱乐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对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似关注不够。

　　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悠久的慈善文化传统，自晚清义赈之后，传统的慈善事业开始出现嬗变。以上海为例，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慈善组织大量涌现，成为当之无愧的慈善之都。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慈善事业恢复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华慈善总会和地方慈善会纷纷成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当下中国慈善事业正处于转型节点，如何协调当代慈善事业发展中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关系、如何继承弘扬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等，都是当代史学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作者在该书结语处也提到近代慈善义演多以赈灾义演、公益演出和爱国动员为指向，从其发展脉络来看，呈现出一种从初级“社会救助”向高级“民族大义”提升的趋势。在笔者看来，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正由过去的“小慈善”向时代所呼唤的社会“大慈善”转变，发掘中国历史上的慈善文化及其优良传统，借鉴其中的宝贵经验能够给我们带来思考与启示。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