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红”的院长单霁翔：用申遗弥补历史上的遗憾

    　单霁翔离开故宫，却又没有真正离开故宫。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单霁翔的新身份是故宫学术委员会主任。

　　没有了事务性工作的打扰，他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文物古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价值传播中。最近一段时间，他正带着团队筹备《万里走单骑》的第二季。

　　团队工作的地点是东皇城根附近一处民国时期的建筑，这里现在已经是“文化东城”会客厅，“文物只有在利用中才能被更好地保护起来”，单霁翔一直这样认为。

 

　　更具体地说，会客厅就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内部，这是北京城里最大的街心公园。公园的西侧，仅一街之隔就是世界遗产大运河澄清下闸遗址。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向西与丝绸之路交汇于洛阳，向东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海丝”的起点之一——泉州，刚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月6日，在北京段大运河畔，自称“被网红”的单霁翔从这两项“有缘”的文化遗产谈起，带领记者回望中国的“申遗路”。

　　为什么要申遗？该如何看待“申遗热”的高涨与降温？为什么要让文物“活起来”？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弥补历史的遗憾”，还要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走入社会”，让广大民众从中受益。

　　回顾中国申遗路，“强不强”还要靠自己

　　新京报：从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到现在，中国的申遗工作有哪些变化？

　　单霁翔：1985年，中国还没有一处世界遗产。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等人出国访学，了解了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呼吁中国推动遗产保护。从长城、故宫到哈尼梯田、丝绸之路的申遗，世界遗产不断冲击和改变着我们过去对文物的认识，带来了我们对于“什么是文化遗产”这一问题的新知。

　　过去文物保护注重“点”和“面”，像是一个塔、一组建筑群，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还要保护那些线性的文化遗产，比如大运河、丝绸之路；过去注重静态的古遗址和古墓葬，现在还要保护活态的、动态的历史街区，像前门的商贸街区；过去我们保护古代建筑，今天还要保护当代的建筑，比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这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筑，这都是这些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

　　自2006年至今，我们推出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运河遗产等遗产保护的指导性文件，中国的文化遗产面貌更加完整，伴随着中国的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大量的乡土建筑、工业遗产都被纳入其中。可以说中国跟进得很快，吸收了国际上不同国家的经验、国际组织的建议，并且及时沟通，寻找适合中国文化遗产的特点和突破的方法。

　　新京报：我们国家在申遗上起步较晚，但成果斐然，近期长城被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法的新阶段？

　　单霁翔：中国正在从文化遗产大国走向文化遗产强国，但是强不强要靠我们的努力。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继续跟国际组织不断沟通，把先进理念引进来。但是我们毕竟有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步，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共识，所以对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世界，我们是有信心的。

　　其中，讲好中国故事非常重要，因为话语权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很多公约制定的解释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实际？并不见得。所以我们要拿出更多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典范性实例，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来赢得我们的话语权。

　　申遗不等于旅游大发展，还要“纠正历史上的遗憾”

　　新京报：1997年丽江申遗成功，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引发国内的“申遗热”。近些年，“申遗热”出现降温，你如何看待这个变化？

　　单霁翔：确实，丽江、平遥申遗成功后，爆发了一股力量强大也颇具争议的“申遗热”。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纠正历史上的遗憾，我们毕竟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如果大家都能够做足申遗的准备工作，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就获得了保护，甚至获得了抢救性的保护，这是正面的。

　　另一方面，要向人们阐明，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发展旅游，它是一个综合的效益。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给予充分的注意。不是说申报成功了，你就要搞旅游大发展。西湖申遗成功以后，第一个动作不是大规模地搞旅游动员，而是设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这是个很好的范例。在申报遗产成功之时，你已经成为万众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更要承担保护的责任。要纠正一些错误观念，不能盲目地申报，比数量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品质和价值。

　　新京报：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弥补过去的一些遗憾”？

　　单霁翔：每个城市在建设进程加速时期，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遗憾，等到人们的认识提高了，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被更多人接受，过去的遗憾就能在今天得到弥补。我这些年见证了很多想不到的“奇迹”，比如天坛医院能搬到丰台；五十多栋简易楼能在两年时间拆除并恢复绿地；影响“银锭观山”景观的积水潭医院降层。这些都是在纠正过去城市建设中不合理的问题，尽量把城市中的历史文化景观恢复出来。

　　新京报：遗憾是不能避免的吗？从留下遗憾到弥补遗憾，这是必然且无法跨越的过程吗？

　　单霁翔：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都会对文化遗产保护造成冲击，甚至是强烈的冲击，只是激烈程度不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全世界来得最迅猛、规模最大、最激烈，文物保护的呼吁和城市建设的步伐一直有矛盾，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但也取得了保护的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识之士不断地呼吁国家完善制度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扭转、遏制这些冲击和破坏。这要看社会整体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各级政府对城市建设的把握，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对城市的传统文化、历史风貌造成影响。

　　评判现代城市的标准，绝不能只有高楼大厦、立交桥、机动车，还要维护人居环境。能够把考古遗址变成考古遗址公园，在城市中心再现历史河道，人们就更能感到城市的亲切，生活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让人们“走进去”，让文物“活起来”

　　新京报：你全力推动了将考古遗址建设成考古遗址公园，这个概念从何而来？

　　单霁翔：考古遗址公园这个概念是从北京开始的，最初有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概念扩大、推行到全国时，遇到了很大阻力。很多人是不同意的，认为考古和公园不能在同一个概念里面。考古是一个科学的研究工作，公园是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地方，两个概念要搁到一起，考古工作还怎么做？

　　但是我认为，考古遗址公园不仅不妨碍保护，反而促进保护。人们不了解考古遗址的面貌就不会珍惜，在上面搭棚建屋、不断地破坏甚至盗掘现象都会发生。

　　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之后，在半地下建了遗址博物馆，给市民游客建了考古探索中心。在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过程中，大明宫在2014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上的遗产点之一。通过这类实例，专家们才认识到考古遗址是可以成为公园的。

　　人们感受到考古遗址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它才有尊严，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从而惠及更多的民众；民众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品质生活，就有动力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最终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新京报：故宫的“文物活化”近些年受到很多关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单霁翔：文化遗产是社会公共的财富，不要把它们封闭在博物馆里，因为创造文化遗产的是社会公众。实际上，文化遗产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的社会生活了，人们居住的街道、工作的地点可能都是要保护的对象。

　　所以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再是政府和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亿万民众都应该能参与的事业。我们要给予普通民众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让普通民众从文化遗产中吸取智慧和营养。

　　刚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时候，库房里的藏品都堆积在那儿，散发出霉味。我们走了五个月，走遍故宫9371间房子之后，下定决心要扩大开放。文物藏品只有面对社会公众展出来，才会神采奕奕。如果堆积在库房里面，人们就没有得到知情权和监督权。

　　比如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居住了42年的寿康宫，我们对它进行修缮，根据史料，把相关的家具、用具、文具从各个库房里面提取出来，按照过去的原状陈列，恢复原来的景象。让大量的文物留在人们的视野中，人们能感受到这些文物、历史在说话，这比在库房里面保存的状况要更好。

　　习近平总书记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活起来，就是要叫它健康地、有尊严地走进社会。我们看到，把修缮好的木结构古建筑锁起来，它糟朽得更快。但把它修缮好了，赋予它新的功能，比如陈列在展厅里供人们观赏，它反倒更健康。

 

　　自幼与文化遗产结缘，两位“偶像”对他影响最大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这条职业道路？兴趣之源是什么？

　　单霁翔：我父亲是南京人，学文学的。他对古代诗词、传统文化了解得比较多，我们家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有时候到星期天我父亲就领着我去逛，去的景点后来几乎都成了世界遗产，比如长城、天坛、故宫，参观这些文化遗产，可能让我从小潜移默化地对历史建筑比较感兴趣。

　　后来我在日本读本科，学的是建筑学，在选择专业方向时，我就选了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最后毕业的论文也是这个主题。回国以后，在北京市城市规划部门工作时，我就开始关注北京的历史街区，一直在制定历史街区保护的方案，在北京划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这项工作和文物古迹保护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也是很自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新京报：很多人称你为“网红院长”，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很多人把你当做偶像，你的偶像又是谁？

　　单霁翔：我不是“网红”，我是“被网红”，因为我没有在网上和大家聊过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就“被网红”了。

　　在专业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吴良镛先生，一个是张忠培先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

　　我的博士生导师吴良镛先生，30多年来，对我的当面指导是数不清的。我跟他读了四年半的博士，他改变了我对待学术、知识的态度。现在我根本收不住，每天不读一些书、不写一些东西，就觉得空落落的。吴先生在建筑学、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这四个领域都是专家，有很多的著作，人居环境等理论对我影响也很大。他马上要100岁了，还在辛勤地工作着，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灯塔。

　　故宫博物院的第四任院长张忠培先生，我从城市规划领域进入文化遗产保护，跟文化遗产领域的人的认识会有冲突。张忠培先生当时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也是泰斗级的专家，在文化遗产领域有很深造诣。20多年来，每次遇到问题我总是到张忠培先生的家里去，我到他家的时候，他一定都把茶沏好了等着我。他会把要讲什么列一个提纲，每次都不少于两个小时，跟博士生导师授课一样，一点点地指导。

　　我到国家文物局当局长的时候，他和几位专家就告诉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四件：第一，要摸清文化遗产资源的家底；第二，要注重文物保护的法制建设；第三，要做好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第四，要打击文物犯罪。这四项成为我之后十年最重要的四件事，人们说这是为文化遗产保护钉了四个桩。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实习生 许琳迪 摄影记者 陶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