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是但丁《神曲》中的一句格言。它使我想起了一则中国的笑话：祖孙二人进城，孙子骑驴，祖父跟着步行。路人甲见到了，批评他们有违“敬老”的公序；换作祖父骑驴、孙子步行，路人乙见到了，指责他们有违“爱幼”的良俗；祖孙并骑驴上，路人丙见到了，呵斥他们有违“动物保护”的原则；祖孙都下驴步行，路人丁见到了，讥笑他们有失“万物之灵”的尊严……最后，祖孙二人只能扛着驴进城。

　　这对祖孙好比艺术家，他们走路的方式好比其文艺作品，而路人甲、乙、丙、丁当然是文艺批评家。文艺批评家的工作，以认知文艺家及其作品的“美还是不美”为前提，进而评论作品、引导观者。但是，任何一个批评家对任何一件文艺作品的“美还是不美”的认知，因为空间、时间、客观、主观条件的不同，必有不同的标准，进而也就有不同的认知、不同的结论。西谚有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国的经典则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周易》）“诗无达诂。”（《春秋繁露》）欧阳修说：“得者各以其意，披图所赏，未必是秉笔之意也。”（《唐薛稷书》）明人曾异更认为：“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旨。”（《复曾叔祈书》）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了文艺批评的结论是多元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我们知道经史的学习、研究向来有两种方式，从汉学到乾嘉学派，“我注六经”，旨在把经史作为学问，研究出一个“标准答案”，苏辙斥之为“传疏之学横放于天下”“圣人之说益以不明”。而从孔孟到韩愈、欧阳修、苏轼，“六经注我”，旨在把经史作为修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时习之”。

　　由此而反观文艺批评，当也有两种方式。“我注六经”，旨在分析作品的优劣，以指导作者修正其劣，或引导观者欣赏其优。所依据的标准，当然是评论家自己的立场。而他，却把以自己的立场所得出的结论，视作对这位作家、这件作品之优劣的“标准答案”。而“六经注我”则旨在愉悦自己的性情，见孙骑驴祖步行便赏其爱幼而不斥其不敬老、见祖骑驴孙步行便赏其尊老而不斥其不爱幼……总之，除非有违社会法纪、公序良俗、生活常识，对作家和作品，赞其优长而不斥其不足——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孟子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无非都是这个意思。而这样的认识，当然也是依据评论家自己的立场而得出的，只是“我”个人的结论，它可以启迪作者、观者、其他批评家，但决不要求作者、观者、其他批评家都接受我的结论。

　　由此又联想到，作为文艺作品作者的祖孙二人，假如能早点听到但丁的谆谆告诫，也就不至于扛着驴进城了。而作为批评家的甲、乙、丙、丁，如果能换个心态，赏其爱幼、赏其敬老、赏其“万物之灵”的尊严、赏其“动物保护”的原则，则诚所谓“自君子眼中，天下滔滔，皆为君子”了。

　　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给李翊回信给予他鼓励，称其前途无量：“你来信的文辞立意很高，而那提问的态度是多么谦卑和恭敬呀。能够这样，谁不愿把立言之道告诉你呢？儒家的仁义道德归属于你指日可待，何况乎表述道德的文呢？不过我只是所谓望见孔子的门墙而并未登堂入室的人，怎么足以能辨别是或非呢……”但不久后，李翊发现每一个青年从韩愈那里得到的评论都是如此，便再次上书韩愈，斥其未给自己特别的对待。韩愈再答李翊书便引孔子互乡的故事，表达对一切年轻人的评价都旨在引导其好的一面，是为著名的《再答李翊书》。

　　什么是“孔子互乡”？《论语》中讲到，互乡这个地方的人“其乡之人习于不善，难与之言善”，意思是这个地方风俗恶，这个地方的人难与言善；但是有一个童子来见孔子，孔子便夸奖他。弟子们不解，问老师为什么要表扬“坏人”？孔子便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任何一个“不好”的人，只要他有一点向善的上进心，就应该表扬他，而不要去揭他“不好”的伤疤。同样，对于一件文艺作品，只要不违背上述三个原则，“我”也应该重在发现它的美、欣赏它的美。至于有些批评家，习惯于指责作品的不足，只要不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标准答案”要求别人无条件接受，作为文艺批评的形式之一，当然也是需要的；而艺术家对其观点，则应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该像祖孙二人那样放弃了自己的主见完全听从评论家。至于一件文艺作品最后的成就如何，是由“五百年后人论定”的，而不是由当世的文艺批评家们论定的。生前完全不为批评家们所看好者如塞尚、凡·高的绘画，身后却成了艺术荣耀的典范，这一类现象便足以说明问题。

　　俗话说：“歪理千万条，真理只有一条。”但关于文艺批评，我以为应该是：“真理千万条，歪理只有一条。”即以自己的认知、结论否定其他人的认知、结论。又说：“真理愈辩愈明。”但关于文艺批评，我以为只有置每个人的认识、结论于他的时间、空间、主观、客观条件之下，真理才能“愈辩愈明”；孤立地讨论甲、乙、丙、丁的观点谁对谁错，真理则“愈辩愈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