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专栏（六）

　　作者简介：张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作协第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公安文学的创作、评论与组织工作。

 

　　眼界与胸怀

　                                     　——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之六

　　作家的创作，有个所谓深度问题。常听有评论者批评某某作品：思想深度不够。这个问题似乎有些玄学的味道，怎么样才能让作品有深度?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有深度?好像答案有很多，也往往会比较虚浮。

　　曾经有个公安作家说过这样一件事：她应邀参加了由全国公安文联组织的全国各地公安英模采访活动，回单位后却受到了本单位领导的委婉批评。领导的理由是：自己的英模你为什么不写，反而去写人家的?

　　很显然，这位领导的心胸是不大开阔的。在公安一线执法部门流行着一句俗语：“天下公安是一家”。这句朴实而中恳的话语，其实也适合公安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适合公安文学事业的整体发展。更何况，仅就艺术的范畴而言，文学写作是不应该受到文学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影响的。只要价值观正确，写什么和不写什么，作家是应该有选择自由的。

　　曾经在公安文学领域有过一种争论，虽影响不大，但颇有些意味深长。争论的主题是：公安系统内的作家应该不应该去写非公安题材的作品?说这个争论有意味，是指执反对意见的，不仅仅有公安宣传文化工作的一些领导者，也包括了一些公安作家。这些同志对于公安文学创作有着朴素的热情，对自身职业的执着热爱更是值得钦佩，但不能不说，眼界与胸怀，略显狭隘。而说到作品的思想深度问题，扩展作家的眼界与胸怀，显然是必要的。

　　就公安作家来说，这个问题很有值得探索的需要。就表象而言，写不写公安题材?是不是仅仅写公安题材而不顾其它?这是个答案并不复杂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许多范例可供参考。而深入下去，我们其实要思考的是：公安作家理应在公安题材小说创作上下功夫出成果，但仅仅囿于公安题材的创作而不顾其它，甚至不了解不思考公安题材以外的问题，能不能真的写好公安题材小说?

　　我们不妨先来看两部近期的作品。

　　湖南省常德市公安作家杨远新与他人共同创作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春柳湖》，202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杨远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常德市公安机关，现已退休。杨远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文学创作，从写案例，到写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写小说，创作从未离开过公安题材。而退休数年之后，他竟潜心创作，推出了这样一部百万字的非公安题材巨著，可见用心良苦。杨远新说：“创作一部反映中国淡水渔业百年变迁的史诗小说，是我几十年追求的目标”。“《春柳湖》的创作，前后跨越50年，支撑我们坚持到底的，是出于对渔民的真爱。如果说一部作品就是一条大江，那江里滚滚奔腾的，就是作者的情感，或者说，是作者的情感催生了江里的波涛”。

　　很显然，出身于渔民家庭，又多年工作在渔业发达地区，杨远新对于渔民与渔业，有着深厚而朴素的情感。这并不妨碍他对从事了一生的公安职业的热爱，相反，作为人民利益的保卫者，身份上的某种交叉使得作家的眼界和胸怀更加宽阔，思考也更具责任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民警朱建平的长篇小说《轻纺城》也于2022年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列入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作品。朱建平2005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了长篇小说《望江南》、中短篇小说集《火车向着北京跑》、《天亮了》、《你向左我向右》和散文集《留下，留不下》等。《轻纺城》取材于绍兴当地轻纺产业自1988年至2008年的发展变化，展现了改革开放对中国人思想和生活的巨大影响和改变。朱建平说：“这些小人物的故事都是我自己经历过，或是我和朋友在聊天过程中知道的一些事。越是小人物的故事就越能体现当地的变迁，因为小人物肯定是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一种发展史”。显然，朱建平是有意识地将小人物的故事当作城市发展的历史来书写的。

　　《轻纺城》开篇的第一句话：“我一直以为，我和轻纺城，就像鱼和水”，既表现了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也是朱建平自己的切身感悟。生于绍兴，长于绍兴，朱建平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也以一个作家的敏锐眼光关注着家乡的每一点变化。他曾有些遗憾地表示：“这部小说只写到2008年，当时电商还没有火爆，所以小说基本上可以说是《轻纺城(上)》，接下来，我打算把2008年到2018年的故事也写下来”。他对已出版的《轻纺城》并不十分满意，认为自己的创作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水准。很显然，对轻纺城的人物与故事的热爱，让他对自己有着更严苛的要求。

　　尽管朱建平很谦虚，但《轻纺城》发表后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好评。有评论称之为：《轻纺城》不仅反映了“‘中国轻纺城’的起步和发展，更从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用小说的创作手段，以小见大，做了历史的见证和纪录”。

　　从上述两部作品来看，其实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公安作家对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索，几乎就是一种必然。

　　文学本就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反映或折射着社会的政治形态和道德意识。有专家指出：“从文学的发展看，文学原先是隶属于一般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文化活动的。文学活动本身没有独立性，而是与政治、宗教祭祀、道德教化等社会文化活动融为一体。”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或作者，都不可能离开对社会的关注和探索，而好的文学作品，也必然是对社会的某一层面某一角度有着深刻而精准的反映和分析。由此说来，公安题材文学的创作，则显然是通过公安工作这一社会的窗口，窥视并了解社会的林林总总，进而展开从公安角度切入并展开的褒扬、评价或批判。公安题材小说，当然是其中最直接、最准确的文学利器。

　　而一个有趣并值得探讨的现象是，公安作家们似乎具备着天然的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介入意识，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这种关注和介入，鲜明地表达着自己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评判，并在其中流露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以文学的方式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颇有韵味并值得思考。

　　我们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崔楸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任职于河北省大城县公安局。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极具特色，且内容涉猎甚广。他有一篇名为《寻找岛田纪夫》的作品，在他的大量作品中并不算很突出，但认真读来，却很有回味，反映出的内涵丰富而感人：农民李树茂总吹嘘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杀死过一名日本兵。在临终前，他终于说出这名日本兵的名字叫岛田纪夫，并要求后人帮他去日本寻找这个日本人的后代，说是他在杀死岛田纪夫的时候就答应了对方，要将其死在中国的事情告诉其家人，却一直没机会办成。一向认为他是吹牛的乡亲们，此时才真的相信了他的说法。小说精炼而简朴，不足5000字，细细想来却内涵极其丰富。战争的残酷，人性的良善，国家与民族间的历史恩怨，朴素的民间诚信意识……都在极其简洁的叙述中显露无遗。崔楸立虽然只是一名工作在派出所的普通民警，他的眼光却显然投放在了更宽广的世界里，并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解析着这个世界。特别有韵味的是，小说结尾，当乡亲们按照李树茂的记忆到日本寻找岛田纪夫时，却仍然得到了查无此人的结果。人在天地和历史之间的渺小，在崔楸立的笔下得到了恰如其份的表达。

　　公安工作的性质和职责要求，其实从根本上就决定了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员，需要具备对社会发展认识的敏感性和深刻性。公安工作，简单说就是两大任务：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在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深水区”后，国际国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公安机关所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复杂，职责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安机关的职责是对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手段。因此，也必然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触及各阶层人物的思想、行为，甚至隐私。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老一辈革命家就明确指出：“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对公安工作重要性的清醒认识至今仍令我们警醒。如此的重要位置和职责，必然对其从业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要熟悉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了解和熟知国家法律知识和公安工作规则，也要对中国社会状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甚至，要掌握多种社会知识技能，要有熟练而正确的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等。我们可想而知，由这样工作环境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公安作家们，必然会把自己在工作中的感悟和认知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必然会表达出自己对社会的整体或某个层面的认识和分析评判。这在杨远新的眼里，是洞庭湖畔渔民的悲欢和渔业的发展;在朱建平的眼里，是家乡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而在崔楸立的眼里，已经具有了某种国际视野。这样的创作，不再局限于公安题材，但却毫无疑义地带有公安作家的公安视角和公安思维，字里行间隐隐可见一种基于职业又突破了职业的眼界与胸怀。这无疑让公安作家的作品有了新的思想深度。

　　我们回顾公安文学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宽广的眼界与胸怀，是有优良传统并有传承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公安工作的建立和巩固发展，公安题材小说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以“肃反小说”为旗号，鲜明地表示出捍卫国家新生政权的主题。这个主题，初看上去属于公安工作，但实际上并不仅仅属于公安工作，而是当时刚刚翻身作主人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与责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伤痕文学”的大潮涌现中，公安题材小说也是重要的亮点。而我们前面也说到过，彼时的公安题材小说，重要的内涵并不是对公安工作的直接反映，而是作者通过公安题材而表达出的对特殊年代的记忆与对民族未来的思考。显然，这样的作品与时代、与社会血肉相联，具有了超出单纯公安题材的深刻思想内涵。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兴起，“伤痕文学”逐渐退潮，文学创作开始了更多元化、更丰富的探索与尝试。在这个时期，公安作家队伍中有两位作家值得关注，他们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之外创作了大量非公安题材小说作品，并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他们的创作，更多体现出的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强烈关注和对中国人命运风云变化的悲悯。这种关注与悲悯，既与刚刚过去的“伤痕文学”浪潮有着一定的延续性，更与公安文学发展过程形成的优良传统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密切关系。

　　曹乃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他的小说作品，继承了山西著名的“山药蛋派”文学传统，把笔触深入到山西农村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在作品中展现了当时山西农村的真实面貌。他的文笔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其代表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等以真实感和冲击力打动了读者的心灵。曹乃谦的作品一时得到了文学界的大力追捧，刊物破例集中发表，评论普遍叫好。

　　曹乃谦的公安题材小说虽然不多，但也有意识地融入了他一贯的创作意识和手法，质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其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说《斋斋苗》。故事很简单，描述了民警在办案途中和一对农村姐弟的相遇和接触。这篇小说中虽有警察形象的出现，但突出塑造的人物仍然是一名朴实可爱的山西农村少女。显然，曹乃谦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土地和乡邻有着深厚的情感，即使是用警察的目光在观察，视线中心也仍然是他的乡邻。有评论评价《斋斋苗》：“在对质朴人性的描述过程中，方言运用贴切得当，鲜活灵动，一些民歌中的修辞手段，如重声、叠字等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为小说的语言增加了亮色，同时，也为作者的小说增加了更多的乡情、亲情和男女爱情生活独有的韵味。”

　　显然，即便是写公安题材小说，曹乃谦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更宽广更深邃的领地。正像他在《斋斋苗》里写到的警察，他看向社会、看向人民群众的目光是深情的，是温和的，是带着一种充满情感的理解和关爱的。曹乃谦的创作，在当时是有一定争议的，但我们不难理解的是，他在作品中对山西农村当时的一些落后现象的揭示，是痛心的，是带有期盼的。这样的创作态度，正是一种眼界与胸怀的体现。

　　龚桂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广西自治区桂林市某公安分局政委，广西区作协副主席。和曹乃谦的创作略有不同，龚桂华初登文坛时虽以短篇小说成名，但他的创作却逐渐转向了以长篇小说为主，并以《苦窑》、《红船》、《坦白》、《金山》、《高楼》等多部长篇小说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位置。他的作品大多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深受读者和观众的喜爱。而他的作品，无一不是展现了广西的地域风情、民俗世态，并从中开掘并描述了广西的独特人文景观，体现出作者对于家乡风物的深深眷恋和对家乡变化的关注与评判。

　　评论界对龚桂华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有评论指出：龚桂华“从小就生活在桂北地区，他十分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了解那里最底层人们的生活。他热爱那片土地，关注那里的人们。很多故事他随手拈来，给我们讲述那里发生的传奇故事和传奇人物。在文学创作中，他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只是描写生活，而是真正地把生活写活、把人物写活。一个作家最主要的功绩就在于他所创造的形象的现实性和真实性”。

　　龚桂华创作公安题材作品并不多，基本集中于他的中短篇小说集《警察与乡女》之中。从这个小说集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乡女”是其创作的一个重要符号，即便是写警察，也同样要写家乡的女子们。

　　“南龚北曹”，两位同时代的公安老作家，他们所处地域不同，但创作思想却有着某种一致性。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之中，深深浸染着当地浓厚的独特人文精神。而公安工作的影响和塑造，都使他们对自己的成长和境遇有了更深刻更充满感悟的认识，使他们能够有意识地掉过头来，审视并思考他们曾经的过往和他们血肉相联的家乡父老。公安工作显然“激活”了他们心底蕴藏良久的情感与思维，使他们原本纯朴的心灵更具有了正能量的加持与培养。他们的精神境界从此有了更纯静而高尚的认知，使他们的创作更上层楼，作品由此而有了更广阔而深邃的思想深度。

　　如果我们把曹乃谦、龚桂华的创作与杨远新、朱建平的创作做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时代的变迁在富有责任感的公安作家们笔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呈现着与时俱进的形态。成名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曹、龚二位，较多把目光放在“过往”，直接地批判也好，委婉地展示也罢，历史与人文中的优劣、人性与道德上的善恶，他们在其间呼唤社会的进步与人的觉醒。而杨远新和朱建平，他们更多关注“当下”，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非常敏感，他们的眼光更投射在社会与人的改变与进步之上。

　　可喜的是，近年来，公安作家们普遍对于公安题材本身与社会题材的关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识地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他们有的对中国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探索，如我们前面提及的《春柳湖》、《轻纺城》;有的对中国社会种种现实状态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进行了剖析和评判，如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张驰的长篇小说《群氓》、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孙学军的中篇小说《二人转》、《圣索菲亚教堂》等;有的把目光投射到历史的深处，试图从中国历史长河中找寻某些问题的答案或线索，如张蓉的《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崔楸立的长篇小说《满江红》、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吴东林的长篇小说《红土地》;有的注重于展现中国人的情感变化与纠葛，如甘肃省公安厅卿晓晴的长篇小说《从此直到永远》、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刘晓霞的长篇小说《许你今生》。即便是公安题材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们的眼界普遍更加开阔，胸怀更加宽广，笔触下涉及的内容也更加繁复而丰满。社会已经成为公安题材小说的必然背景和必有内涵，社会诸相的有意识展现，使公安题材小说摆脱了行业文学的某种限制而更显丰富。

　　我们可以举张驰的长篇小说《群氓》为例，这部作品也曾列入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扶持项目，出版后广受各方面好评。如果仅看简单的故事介绍，这应该是一部“展示公安机关扫黑除恶斗争，塑造一线民警正面形象的现实主义力作”，但“群氓”这个词作为书名，作者笔下显然更有着某种深意。“群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古代统治者对百姓的蔑称”。《文选·张协》中说：“群氓反素，时文载郁”，吕向注：“群氓，民也”。从现代意义上说，群氓似更应指“缺乏明确的思想的无意识群众”，“而这种无意识其实是包含着集体无意识的”。在张驰的笔下，这种集体无意识显然构成了黑恶势力萌发的某种社会基础，它迫使一部分底层人士在挣扎的焦虑和欲望的膨胀中走向犯罪的道路，形成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这样的认识和在这样认识指导之下的创作，显然高于某些同类题材小说的肤浅和表面化，由故事层面向着思想层面而深入。

　　张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干部。他在进入公安机关之前，曾有10年的工厂生活经历，因此对中国底层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生活在其中的底层人民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同情。这些宝贵的积累投射到他的作品之中，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平民意识和人文关怀。

　　张驰投向公安工作的笔墨和投向社会的笔墨是同等份量的，因此在他的《群氓》出版介绍词还有一句：“反映了底层社会生活”，更有评论指出：“这是一部描写底层的复杂社区的斑斓壮貎，弱势群体与民警和媒体正义力量共同战胜黑恶势力的现实主义力作。刻画了苦难而又不乏温暖、暴戾之下掩藏着本真的善良仁义的底层人物代宗义，以及关爱弱势群体、执法刚性理智的社区民警石韬等人物形象，表达了底层群众对人道和关怀的渴求，以及怕被时代抛弃的惶恐和愤怒交织的复杂情感”。

　　其实在当代，在众多公安作家的创作中，对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已经是随处可见的，是一种在眼界与胸怀上的高度自觉。但如张驰这样，在创作构思时就有清醒的意识，把对警察的刻画与对平民的展示有机结合，就此提炼浓缩自己的生活积累，经过深思熟虑形成创作思想和构思的，似乎还并不多见。张驰的可贵，就在于把公安工作和公安民警放置到社会的更大空间里(或者是某一特定空间)，在警与民、情与法的激烈交锋中，以公安工作的视角切入，窥见社会更多鲜为人知的层面和内容。读张驰的《群氓》，既能感知公安工作的艰辛，也能感知人民群众的不易;既能敬佩人民警察的牺牲奉献，也能对社会、对生活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恩格斯曾经说过：“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可见文学不仅仅是理应真实而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而其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作家的眼界与胸怀，理应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所全面的了解，这种了解应成为一种自觉，是一种作家的责任。于公安作家来说，公安工作的责任与作家的责任叠加，更是重任在肩不容松懈。那种认为公安作家只能写公安题材，甚至只能写本单位、本部门故事的想法，显然是目光短浅的。

　　又想起崔楸立的一篇短篇小说《七里香》。似乎是写一起案子：一个年轻的女基层干部深夜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调查民警面前，领导、同事、下属、前夫、合作伙伴、匿名信……一时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作品颇有些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味道。而故事最后，尸检证明女干部死于癌症，她是因带病坚持工作而殉职的。小说用女干部临终前写的一首诗作结尾：“你若懂我鞠躬未尽，定要引我归来，哪怕化作这只有七里的浓香”。

　　小说精炼，简洁，意味隽永。公安工作在文字里成为符号，成为故事背景，成为线索，展示的却是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农村基层干部的赤诚与艰辛。然而，作品没有渲染悲痛，文字甚至有几分幽默感，但撼动人心的力量却在其中了。作品以小见大，特意轻描淡写的一场小风波，折射出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扶贫攻坚运动的辉煌进程。

　　编辑：刘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