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专栏(五)

　　作者简介：张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作协第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公安文学的创作、评论与组织工作。
 

　　学习与演变

　　                                     ——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之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啄木鸟》杂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由此标志了公安文学发展新局面的新开端，从此公安文学有了自己的阵地。如今四十余年过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宏伟进程，公安文学经历了由弱变强，由松散至集中，由个人行为转变为领导重视、社会关注、组织有序、创作旺盛的文学现象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丰富而有意味，壮观而有内涵，曲折而有后劲，其中的演变和进步，堪称中国文学事业中的一曲壮歌。

　　回首这四十余年，重读那一篇篇佳作，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悟出许多有益的道理。学习与演变，可以说是这几十年来公安文学不断前行的一种动力。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说是自觉的。在当时，几乎一切从零开始的公安作者们，对文学的渴望极其强烈。他们的学习，可以说是兼收并蓄的，是如饥似渴的。中国传统美学的薰陶，为一代代公安作家们奠定了文化的基础。国外各种文学理念的吸收借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拓宽了大家的创作思路。而对建国初期肃反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引导和丰富的生活实践经验，则对广大的公安作家在价值体系的塑造上，有了坚实的思想保证。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四十年过去的今天认真加以总结的。

　　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学习与演变的话题，却是有所特指的。

　　对于公安文学的发展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很独特的话题。这个问题的存在，长久影响着公安文学的整体发展，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每一个公安作家个体的思想发展轨迹。它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当中的。这是自改革开放之初，公安文学从沉寂中苏醒后，面临着艰难的创作初始期，几乎每一个公安作家都思考过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和军旅文学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深入下去，那么就会提出下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向军旅文学学习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时公安写作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在了军旅文学的成就上?应该说，这是一种必然。

　　公安文学与军旅文学确实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它们是中国职业文学(或称行业文学)体系中最重要的存在。而这种相似，当然源于这两个职业的相似，或者甚至可以称为相同。首先，二者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体系，同为国家体制的基石，被神圣的职责赋予了忠诚于党和国家、忠诚于人民的职业品质和要求。总体上说，尽管二者的职责分工有不同，但思想体系和文化体系中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涵。第二，都担负着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重任，同为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国家重器。共同的职责任务，使得二者都是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代名词，也都提供出了文学表达的重要题材。第三，管理体制上也有着许多一致性。我们常说，公安机关是半军事化机关，那么这种半军事化的属性必然要求在其管理体系中有着大量源自军事部队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令行禁止，是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总之，军旅文学与公安文学，天生就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血缘关系，在它们之间的比较，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界的一个话题一个事件，也就并不奇怪。

　　应该承认，在当时，公安文学的整体创作态势，与同时期的军旅文学相比较，有着很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情景中，我们会听到最多的答案是体制的问题，而体制问题反映出的则是重视程度的不同。在当时，困扰在工作与创作的矛盾之中的公安作家们，对军旅文学的蓬勃发展简直就是“羡慕嫉妒恨”。确实，可以追溯至红军时代的军旅文化工作，至改革开放年代之初已经培育出了领导重视、体制完备、队伍整齐、创作力量雄厚的文学劲旅。《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优秀作品脍炙人口，改编成的影视作品也是万人空巷，大受欢迎。军旅作家在中国文坛上毫不客气地占据着半壁江山。反观当时的公安文学，除了海岩的《便衣警察》尚可一提，简直再拿不出可与军旅文学抗衡的作品。

　　就这样，残酷的现实摆在了公安作家们面前。面对这样的形势，心情急切的公安作家们的抱怨也情有可原。但是，也不是没有头脑清醒的人，有位公安作家就曾经说过：“公安文学与军旅文学最主要的差距其实不在客观条件，而更在创作思维的落后上，我们往往纠缠在案件之中，而忽略了文学最应该表达的东西”。这样的冷静声音是难能可贵的，它在当时虽然弱小，但吹响了向军旅文学学习的号角。

　　当然，尽管公安机关与部队在各方面都有着相类似的地方，但在和平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国家的日益强大，二者在职责任务、管理体系等方面都有着越来越多的分工细化，有着越来越精确的目标任务和责权。公安机关承担的职责也越来越繁重。这些变化和进步，也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军旅文学和公安文学的文本之中，构成了新时代军旅文学和公安文学风格各异但异彩纷呈的文学天地。

　　回首这四十余年的公安文学发展，可以发现公安文学始终在不断的演变之中。这种演变，以文学的进步和公安事业的飞速发展为标志，却是可以说从向军旅文学学习而肇始。学习与演变，是公安文学进步的最好标志。

　　近年来，随着军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批复员转业军人脱下军装，选择进入公安机关穿上警服。这种制服情结反映出一种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少曾经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也进入到了公安队伍当中，成为公安文化事业的骨干力量，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部队文学创作者。如现在风头正健的公安作家李晓重，就曾在武警部队服役多年。这些同志在进入公安机关后，被火热的公安斗争生活所感染，迅速转变身份，将自己的文学专长发挥到公安文学的创作之中。他们为公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军旅文学的许多优良传统。如潘吉、蓝茹、贾卫国、张建芳……等，都已经成为活跃在公安文学领域的中坚力量。而他们对于军旅文学与公安文学的差别与相同，也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许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部队服役多年，后转业至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他在服役时即开始了文学创作，主要以散文为主，但其小说作品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成熟，如短篇小说《厨子建业》便受到业内好评，被认为颇得军旅文学的精髓，很好地塑造了一个普通士兵的形象。许震是个勤于思考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军旅羽片》，是他对自己军旅生活的总结，也是一部颇有探索性的作品。散文体的写作方式，被评论认为是“一部出色的原生态军旅长篇小说”。

　　许震转业至北京市公安机关后，先后从事过户籍、宣传、督察等工作。他的创作也随之转向公安文学，很快就推出了长篇小说《警察日记》。创作这部作品时，许震仍算是公安工作的新手，但文字中流露出的切身感受，却是准确而感人的。有评论家认为：“《警察日记》中的人物超出传统意义的警察形象，以坦荡、温情的笔墨，展现了北京社区民警鲜为人知的生活、情感、故事。小说叙次井然，引人入胜，轻松中不无紧张，平静中含有深思。读完全书，有一种‘醉卧沙场君莫笑’的悲怆感”。

　　许震对于军旅文学和公安文学的区别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公安文学脱胎于军旅文学，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公安任务的发展变化，公安文学渐渐独立了出来，与军旅文学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他个人认为公安文学与军旅文学有四方面的差别：一、“军旅文学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而公安文学弘扬的则是法治精神和公平正义的准则”;二、在表现内容上，“军旅文学以规模宏大和整齐划一取胜，讲究协同和配合，是大背景下的个人情感。公安文学表现的常常是个体的、反常的形态，是社会和人性深层次的善与恶”;三、“军旅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为激发人的血性而存在的，而公安文学是规范人的野性，目标是把人的精神和肉体装进公平正义的笼子里”;四、“军旅文学创作的羁绊少一些，如旷野中持枪的猎人，而公安文学则如带着镣铐的舞蹈”，创作中要考虑很多禁忌。

　　王东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7年转业，现供职于江苏省南通市公安机关。对于军旅文学与公安文学的关系与区别，他的表述更显感情色彩：“我觉得它俩更像一对兄弟，都有英雄主义的情怀，都有类型文学的个性。相比而言，军旅文学作为老大哥，在远离战火后始终萦绕着军营生活的象牙塔里的光环，而公安生活每日都浸泡在善与恶的混战中，所以公安文学的外衣更鲜艳斑斓。老大哥有大情怀，小兄弟有新生活”。

　　和许震一样，王东海加入公安队伍，创作上的转型很快。2018年，他同时在《解放军文艺》和《啄木鸟》发表两篇小说。发表于前者的《蜉蝣飞在时光中》，是军旅题材，有评论认为：“作为作者离开深爱的部队后完成的一次小说创作，处处萦绕着青春困惑与人生叹喟，总是在一段又一段诙谐的记忆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无论军营怎么变，军人特有的情怀不会变”。而发表于后者的《西天取经》，写的却是一个从部队转业的民警带领两个辅警出勤，三天两夜的历程，如同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魔，救苦救难，却深刻体会了“为人民服务”内涵的故事。这篇小说入选了《中国公安文学精品文库1949-2019》，可见王东海出手不凡。

　　许震和王东海创作上的快速转型，说明了军旅文学与公安文学在精神特质上的某种一致性，表现为他们在转型上的一种顺畅。这其实也表明了一个文学规律：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的优劣是不受题材的限制的，只在于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是否深刻，是否鲜活。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整天羡慕着军旅文学的公安作家们，算是改革开放后公安作家的第一代，那么也许许震应该算是第二代公安作家，而王东海，尽管不算准确，大致可以称之为第三代。三代人，四十年，从第一代的艳羡不已，到许震们的冷静分析，再到王东海的温情相对，这其中其实蕴藏着一条发展的脉络，那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在努力中求得进步和演变。这样的学习与思考，就作家而言，也许更多具有个人化的认识角度，也许有着诸多可争议、可探讨的地方，但大家的共识却逐渐驱向一致，公安文学向军旅文学学习的过程，其实应该是一个在艺术上取长补短的过程，公安文学最终的成功，始终在于写出自己的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

　　那么，在四十多年的历程中，公安文学究竟向军旅文学学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答案也注定是复杂的。在这几十年中，传统文化的传承复兴，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逐渐形成，甚至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带来的一些沉渣泛起的反面教训，都冲击和塑造了公安文学和公安作家们。军旅文学对公安文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也许永远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始，崭露头角的公安作家们，一直在有意识地观摩和借鉴着军旅文学的优秀作品，从中寻找公安文学可能的突破口。这其中更清醒的一些人，也在探寻着公安文学和军旅文学的差别所在，试图找寻并确立公安文学的独特艺术规律和艺术魅力。

　　著名公安作家魏人的中篇小说《刑警的誓言》，发表后被改编为电影《龙年警官》，广受好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公安文学的一篇重要代表作品。我们可以《刑警的誓言》为例，寻找到当时公安作家们的一些思考轨迹，也看得到当时公安作家们向军旅文学学习的一些收获。这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眼界开阔了，故事线不再死扣着案件不放，而是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生活;二是思路清晰了，不再让人物跟着故事走，而是明确地把塑造人物个性放在了首位;三是语言更文学化和个性化了，不再平铺直叙干巴巴地讲故事，而是有意识地强调了小说语言艺术的魅力;四是有意识地在情节和细节的虚构上、在故事的架构上下了功夫，摆脱了公安小说曾经总是过于纪实化的束缚(关于真实与虚构，我们曾经有过探讨，而在现实中，突破是需要艰苦努力的)。

　　当然，这种变化，不仅仅来自对军旅文学的学习，而更多是公安作家们面对丰富文学世界的兼收并蓄。时至今日，对于绝大多数公安作家来说，上述的所谓突破，其实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是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几乎不用再多思考就可以运用自如的艺术技巧。但在当时，这却是难能可贵的进步。这也是《便衣警察》、《龙年警官》等一批作品至今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

　　培根曾经说过：“活着就要学习，学习不是为了活着”。公安文学事业发展到今天，学习始终是公安作家们的一种自觉追求。军旅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无疑为公安文学的启蒙和发展树立了一面旗帜，成为了公安作家们学习的榜样和目标。当然，还是那句话，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公安文学的发展与进步不仅仅是向军旅文学的致敬和模仿，贯穿公安文学发展全过程的学习和演变，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这种“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承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文学)根脉，伴随公安斗争实践和公安事业发展进步，在苦与乐的磨砺、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中生成和成长起来的，以百万民警为主体、以忠诚为核心元素，具有英雄文化(文学)、法治文化(文学)、廉政文化(文学)精神特质和剑胆琴心独特艺术魅力的战线文化(文学)”，一直像海绵一样吸取着任何可以滋养自己的营养成份，艰难而不懈地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精神特质和艺术形态。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公安部宣传局、全国公安文联与鲁迅文学院连续举办的多期公安作家创作研修班，突破性地让公安作家们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文艺理论、创作技巧的全面教育，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开阔了他们的视野，端正了他们的创作方向。这样的大规模集中学习，是公安文学发展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以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为标志，公安文学新的发展期迅速到来，我们迎来了公安文学事业发展的最好时刻。

　　坦白讲，在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公安作家们对于军旅文学的态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羡慕，而是以坦荡的胸怀和强烈的自信，与军旅文学老大哥并肩挺进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大道上。正如王东海所说：“老大哥有大情怀，小兄弟有新生活”。在和平时期，公安工作肩负的神圣使命和繁重任务，使得公安文学创作有了坚实而独特的生活基础和灵感来源，有了和军旅文学不一样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向。不能否认，公安文学和军旅文学永远有着一样的价值观，永远会以忠诚为核心思想理念，但单纯就文学艺术的追求而言，公安文学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创作规律，在这初步成熟的理论体系中，军旅文学的滋养是重要元素之一，公安作家们将永远向军旅文学致敬。

　　其实公安文学与军旅文学的渊源确实是很深的，岂不说公安系统与人民军队的历史渊源，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公安改革始终在推进当中，但在公安队伍系列中，一直保持着三支现役体制的部队：边防、消防和警卫。他们各自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和职责。长期以来，这三支现役部队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既是公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也是军旅文化的独特分支。在军旅文学与公安文学的联系中，他们是不可忽视的一条纽带。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云南边防总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云南边防作家群”，成员曾有近十人，截至目前，仍然有杨佳富、刘广雄、范玉泉、尹文静等在坚持创作，且成绩不斐。这个作家群的形成，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云南边防部队的重要性有关，也与云南边防文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境一条街》等优秀作品是为肇始)的历史发展有关。他们的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边防部队特色，既有着军旅文学的特征，也带着公安文学的印迹，并充满了云南的地域风情特色。如范玉泉的中篇小说《美女如云》，写的是一个只有三名战士驻守的高原边防站点的故事。单调、艰苦、寂寞，是这个人迹罕见的戈壁高原的全部生活内容。范玉泉用两条偶然闯入士兵生活的小狗(一名“美女”，一名“如云”)，串联起整个故事，将一种温情注入了细节，也注入了战士的心和读者的心。而《美女如云》这个标题，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似乎是一种只有大城市才有的喧嚣和欲念，这便与故事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更体现出作者的匠心。在军旅文学中，我们不难找到类似的故事，但在公安文学中，这种特定的情节显然丰富了公安文学的内涵。

　　2018年，随着公安体制改革的深入，现役体制退出公安系列，边防、消防和警卫部队按照国家要求，各自有了新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迈入了新的历史征程。特别是消防部队，整体划归国家应急管理部领导，告别了公安序列。而就在此时，一部反映消防部队改革的长篇小说出版，似乎为消防部队的这一重大变革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纪念。

　　这就是初曰春的长篇小说作品《一号战车》。

　　初曰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公安消防部队服役多年，转业后从事过公安文化组织工作。他与许震、王东海一样，是从军旅文学转向公安文学的作家，但稍有不同的是，从组织机构角度讲，他其实始终处在公安队伍之中(我们要特别要强调，长期以来，基层消防工作与基层公安机关的领导、协调密不可分，已经形成机制)，因此他的创作思维和理念与其他军队转业作家还略有不同，对公安工作更少了几分生疏感。他先后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我说红烧，你说肉》，并获得过冰心散文奖、金盾文学奖等奖项。初曰春的作品题材以消防为主，也有部分纯公安题材，《一号战车》应该说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在自己脱下消防军装而部队整体脱离公安序列的时候流露出的复杂情绪的表现，是他对自己人生一个阶段的总结：“倘若仅一个人告别部队，或许可以潇洒地向左转，向右转，甚至向后转;真正面临整支部队脱下军装，那我们只能选择一如既往地向前——无论正步齐步，还是跑步，使命在肩，我们永远冲锋向前”。

　　有评论这样说到初曰春的作品：“看了他的小说，我再次发现了这个问题：职业总是能产生美感的”。对于他的《一号战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刘恒是这样评论的：“这是一群灭火人的故事，由一位灭火者所写。我们最怕的是火，最离不开的也是火，没有火，我们倒回去是一群猴子。学会与火相处，是人类文明的平衡点。希望读到此书的人，能接受这一认知，并感受来自作者的温暖”。

　　初曰春的创作，他的《一号战车》，其价值可能还需时间的沉淀。我们这里仍然只从军旅文学与公安文学的关系而阐述一些观点。初曰春的文学创作，更像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长时间的军旅生涯和对公安工作的深入接触，使得他对于忠诚的信念和职业的理解都更深刻而准确，使得他在驾驭这两种题材的时候都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军旅和公安共有的精神财富，造就了他创作的强大动力，催促着他的笔不停地在写作之中。他在《一号战车》的《后记》当中这样纪录自己的创作：“这部作品从动笔到完稿，仅用了两个半月，动笔前的准备工作，却耗费了三年多的光景”。“很长一段时间，为了搜集鲜活的故事素材，我一直在路上奔波。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样的不辞辛苦，这样的认真努力，我们在许多公安作家身上都能看到。吕铮、李晓重、张暄、宗利华、刘少一、程琳、张蓉、贾新城、崔楸立、孙学军、贾文成、李晓平、韩青辰、蒋海云、张军、聂耶、张遂涛……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很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中，公安作家从学习始，至创新终，公安文学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不断演变不断进步，今天终于可以与军旅文学并驾齐驱，共同驰骋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阳光大道上。

　　学习与演变，是个永远的话题。昨天，我们向军旅文学学习，也向传统和世界汲取营养，向任何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和事求教。今天，我们仍然在创作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并且不断追求着艺术的提升和演变。由此，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预期，公安文学必将不断跃向新高度，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公安题材作品。

　　我们可以期待。

　　编辑：刘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