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专栏(四)
作者简介：张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作协第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公安文学的创作、评论与组织工作。
真实与虚构
——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之四
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恰逢电影《永不妥协》上映。这是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十分罕见的反映金融新闻行业黑幕的故事影片。影片上映，评论文章接踵而来，直接指出影片故事的真实性。有评论文章非常明确地说出：“众多年轻的财经媒体人都觉得情节过于离奇，但这个情节(指女主人公被绑架)确实有着真实原型，故事发生在14年前”。
在各种文学艺术门类中，真实与虚构的存在其实是一种读者或观众司空见惯的事情。
公安作家朱维坚于2022年下半年在《啄木鸟》杂志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终极目标》，这是一向致力于打黑除恶题材创作的他在沉寂多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重磅炸弹”式的作品。从作品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真实事件的影子：新城区建设工程招标在即，外地投资商刘景龙突遭枪击，侥幸逃生。招标排行榜上前几位的企业家都上了警方的嫌疑名单。一番调查之后，他们的嫌疑陆续被排除。擅长逆向思维的刑警大队长黎斌怀疑这是一出苦肉计，翻回头调查刘景龙，依旧铩羽而归。枪击案导致全市的重点建设项目暂时停摆，利益纠葛牵动各方势力，案情越来越错综复杂……这样的故事，我们确实可能随时随地会有所耳闻或目睹，当下资本驱动下的社会矛盾激烈而复杂，有些人无所不用其极。朱维坚的《终极目标》，与电影《永不妥协》，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异曲同功之处。
让我们回到公安题材小说创作这个话题。
凡有些文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虚构是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法，是小说创作的本质特征，甚至阿·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有理论研究认为，虚构是真实与虚假的“中间地带”。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略有不妥，“中间地带”的形容不够准确。虚构其实是真实在作家的构思里变化、提升、完善的产物。也就是说，虚构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它与虚假无关。虚构是作者借助自己已有的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运用丰富的想象，对人物和事件进行的合理的补充、重组和完善，目的是创造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典型情节和典型形象。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发源于神话传说。有研究认为，中国先秦神话中已经有了非自觉的虚构，到了诸子寓言，自觉的虚构已经成形。当文学发展到了明清小说的鼎盛时代，当时的批评家已经可以明确地宣布：“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因此，真实与虚构的问题，似乎并不成为文学创作者，哪怕是刚刚入门的初学者的障碍，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其中的分寸把握。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特意强调这个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呢?原因就在于，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在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中确实还是存在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在小说艺术上的提高和进步。
公安文学的创作队伍是一支独特的队伍。从目前的情况看，公安机关自身的作家群(我们常常称之为公安作家群)已经逐渐取代了社会作家的地位而成为公安文学创作的主体。改革开放初期，公安文学从沉寂中苏醒，当时的创作主体无可争议的是社会作家，而且其中不少是著名的社会作家。应该看到的是，他们当时投入精力关注并从事公安题材文学创作，更主要的是借此抒发他们的某种情感，而不是对公安队伍本身的真正关注。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显然都将愤怒的目光投射在对特殊年代的控诉和反思上。这些有着强烈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作家们，是在借用公安题材来关注国家命运，关注民族的未来。他们因此而值得尊敬，他们的作品也是公安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佳构。但是，他们其实对公安队伍是不够了解的，当时的他们也无暇去深入生活。公安在他们的笔下只是一种符号，只是他们借题发挥的载体。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挚爱和对党的忠诚，是作品里洋溢着的浓烈的情感，这是公安文学传承中的重要血脉。而从文学艺术角度而言，他们作品的遗憾之处，也留给了我们一种思考。
截止到2022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公安队伍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近200人，各省级作协会员已有千人以上。这样一支队伍，虽然和全国公安队伍的整体数字相比较仍然是弱小的，就公安文化建设事业的需求而言也仍显不足，但就创作的活跃和水平而说，这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学队伍，是公安文学的创作中坚。全国公安作家协会(全国公安文联文学专业委员会)，是中国作家协会重要的团体会员之一。可以说，当下的公安题材文学，因为有了强大的创作队伍，有了坚实而丰富的生活素材，有了公安机关各级党委的重视和中国作协的得力指导，已经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好的创作状态。但是，这种后来居上掩盖着不少隐患，有许多创作上的短板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如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处理，仍然是我们要正视的一种顽疾。
我们可以从公安文学的创作队伍(特指公安机关内部作家群)组成来分析这个问题。从组织属性而言，这些作家来自公安机关各个警种，大多从事或曾经从事一线执法工作。而在他们之中，做过宣传工作或至今仍在宣传工作岗位上的，不在少数。众所周知，宣传工作是公安机关的重要岗位之一，它既包括了对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凝聚和鼓舞队伍士气的职能，更包括了对外宣传党的公安工作方针、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宣传打击和预防犯罪的知识等重要的责任。公安机关的宣传工作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建立完善，也经历了从不被重视到被重视到高度重视的发展过程。这与中国社会的开放发展进步过程，完全是同步的，是紧密相联的。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走上公安宣传工作岗位的一批人，很多后来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安作家。特别是当时由公安机关创办的一批公安法治报刊，在培养并团结公安作者队伍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很多后来知名的公安作家，最初都是从给这些报刊撰稿或从事编辑工作开始而走上文学道路的。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公安局民警张国庆，曾经长期担任天津市公安局《橄榄林》杂志的编辑记者，直至该刊停刊。他伴随着这本刊物走完全程，然后以一篇反映基层民警生活的中篇小说《子丑寅卯》引起文坛关注，再以长篇小说《火焰》引起广泛赞誉。他的创作，厚积薄发，长期的公安宣传工作既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也锻炼了他的文字功夫。
但是，众所周知，宣传工作所需的文字，并不就是指文学意义上的文字，而更多的是新闻报道、通讯简报，再加上近几年逐渐兴起的以网络为标志为载体的公众号、微博微信，等等。它们都有着自身的文字特点，有着自身的功能与限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必须遵守的真实性原则。
要指出的是，这使得众多从宣传工作转向文学创作的公安作家们，必须要迈过一道门槛，就是从百分之百的真实，转向托尔斯泰所言的“虚构出来”的文学。尤其当他们面对的真实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震撼人心，那么惊心动魄，他们面前的这道门槛就显得格外艰难。
不仅仅是做过宣传工作的同志面临这样的难题，长期在一线工作的许多公安作家也多多少少会被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困扰着，甚至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感慨，“我亲身经历过的案子，这一辈子都写不完”,“我小说里的案件，大多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细节非常真实”。这其实无可厚非，任何作家的创作，也一定有着自己生活的积累和体验，甚至如高尔基的《童年》、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更是被冠以“自传体”的名衔。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丰富的生活素材，在创作时是如何被使用的，是如何经过“虚构”的加工，而转化成艺术的形象和氛围的。这应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但是，在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中，我们不乏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够甚至不当的例证。
我们在实践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公安题材小说作品，它们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是情绪过于饱满，而人物和情感缺乏精心塑造。饱满的情绪自然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中那些让人感动，甚至让人撕心裂肺的真实故事。但当将这些真实转变为艺术的时候，许多作者过于匆忙草率。他们急切地想将自己所知道的讲述给读者，并把自己的情绪也传达给他们。其实他们的激情反而冲淡了真实本身所具有的感染力和冲击力。他们把创作变成了“听我说”，而不是让故事“自己说”。二是叙事过于平淡，而构思和写作缺乏风格设计。许多作者误以为把感动人的真实故事不加任何修饰地讲述出来，就能够发表，就能够打动人，就能够成为所谓“文学”。其实不然，完全真实的描述应该是报告文学的功能特征(更准确讲，报告文学也是文学，也需要对原始素材进行艺术处理)，而不是小说。应特别强调的是，小说更是需要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的，需要创作者有独特的讲述技巧。三是情节过于真实，而环节和细节缺乏认真推敲。从现实中照搬的故事当然是真实的，但如果没有环节上的合理，没有细节上的精准，情节就成了一棵没有枝叶的树，也就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很多时候，这样的真实反而会让读者开始怀疑它的真实性。常听到有人揶揄，“真的写出来，却成了假的”，往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近年来，许多公安作家已经深刻意识到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开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进行着认真的探索，试图在丰富的真实里尝试着虚构出更能震撼人心、更能体现出小说艺术本体特质的优秀作品。从目前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整体状态看，一批创作成熟的作家，已经完全突破了旧有的樊篱，在小说艺术上摸索出了自己的路数，他们的作品已经完全可以跻身于中国小说创作的梯队而不逊色。但是，也仍有一些初学者，还在这个问题上徘徊着，还没有摸到正确的突破路径，迈过真实与虚构那一道门槛。
我们不妨选择几篇优秀作品加以分析，也许能给更多的创作者一些启迪。
交通事故的善后处理，是交通民警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繁重任务。一起交通事故处理的背后，折射出的内涵其实非常丰富。坦白说，如果我们如实地选择一起事故处理的真实记录，略做文字的修饰，也可以勉强称之为一篇文学作品，甚至也可以引发读者的一些思考。但是，身为交通警察的作家张暄，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写作，他精心设计创作出的中篇小说《解个手到底用多久》，把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处理，上升成了一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文学悲喜剧，并从中使读者可以窥见人性深处的善恶美丑。读这篇小说，总让人在会心一笑之后感到一种心灵的沉重。
故事开篇很简单，蕴含的构思却很巧妙，有草蛇灰线的韵味。农妇“姚新珍突然小腹一阵紧张，扯上一截卫生纸就往门外跑。将近五十岁的人，已经没了女人的矜持”，她得马上冲进公厕去方便。因此，一辆从坡上下来的摩托车，和另一辆从坡下上来的摩托车撞在了一起，她也没顾上细看。但是，“从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起，警察就缠上了她，直直缠了她半年多，而且看样子还要继续，无休无止”。交通民警询问她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上厕所到底用了多长时间”?烦恼透顶的姚新珍斩钉截铁地回答：“短，我说不清;长，也就是大概十分钟。不是外面撞车了吗，我还忧着呢”。
这样一个让读者哑然失笑的开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现代文学艺术中的常用词：“黑色幽默”。但这里的幽默并不仅仅是幽默，它牵引出的故事有着更丰富的内涵。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合理设计，但这个“小”其实也并不小，它本身就是事故还原里重要的一环。撞车事故中，有一辆车上载的是一对恋人。男孩陆斐斐重伤昏迷，女孩陆倩却只是轻伤。另一辆摩托车的驾车人伤也不重。事故鉴定并不复杂，驾车的两个男人责任均摊，陆倩没有责任。但是，半个月后，陆斐斐苏醒过来，却成了高位截瘫。他说出了一个让交警们目瞪口呆的细节：驾车的不是他，而是陆倩。为此，他还提供出了更多时间点上的细节。详细的情节我们这里不再复述，只强调一点：经交警们对陆斐斐提供的时间节点认真地核实计算，发现姚新珍上厕所的时间长短，决定了陆斐斐是否在说谎，也决定着这起交通事故最后的处理是否合理。
似乎这才是故事的真正开始，但张喧显然并不想就交通事故本身继续展开，他的小说想要告诉读者的，并不只是交通事故的重要性，也不仅仅是交通民警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就交通事故本身而言，张喧在现实生活中一定习空见惯，但他凭着作家的艺术嗅觉，绝不甘心就事故说事故。在他的小说里，剧情的反转，让牵扯到的人物都在其间暴露出些内心的隐秘。交通事故这条主线(也可以说是姚新珍上厕所这条线)，发散成了对社会百态的描写和揭露。陆斐斐和陆倩已经定婚，彩礼已经给过，现在不仅婚姻成了问题，赔偿问题也让两亲家翻了脸，相互指责对方说谎。然后，他们又把矛头指向了交警，指责他们工作不负责，使得事故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抬着瘫痪的陆斐斐到政府上访。处理事故的两名交警连盼和孙立刚，本就因提职的事有些小隔阂，事故处理判断错误，也让他们的芥蒂加深，相互猜疑。这之间，政府官员的推诿，姚新珍夫妻之间的争吵，都像是撒在故事之间的调味品，增强了整个小说的味道。这味道是耐人寻味的，它让一起交通事故自然而然地带出了社会生活的韵味种种。
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连盼和孙立刚虽然彼此有怨气，但工作起来其实是认真负责的(这也是张暄的高明之处，他有意识地把警察置于社会生活之中，不动声色地展示着他们执法环境的艰难、他们的坚持努力和他们身上那些人人都会有的缺点)，可事故双方提供的证据都不能成为铁证，他们只能无奈地让事情拖了下去。小说结尾，回到姚新珍，她“犯了一种病，总是解不利手就要急急地从厕所跑出来。她总觉得厕所外边有什么事情在等着她，让她一刻也不能呆下去”。这个结尾，有无奈，有苦涩，也有一种尴尬的笑。
很显然，有着丰富的基层交警生活经验的张暄，作品里无时不刻显露出他的生活积累，真实的影子无处不在。这种真实，并不仅仅指故事，更包括人物、语言、细节。但是，张暄在此基础上，显然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悟对真实进行了重组和重构，并从中提炼出比故事本身更耐人寻味的生活滋味。这种重组和重构，就是虚构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一篇公安题材小说，更是一幅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活图画。这幅图画，活色生香，官场、职场、乡村、机关、家庭，似乎都轻描淡写地带过，但有机的组合却让各自都有了让人回味的力量。这其实就是小说的魅力。
我们再来看看上海公安作家张蓉的两篇作品，一篇是发表于《啄木鸟》的短篇小说《因为所以，天文地理》，另一篇是她最近发表于《延河》的中篇力作《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
《因为所以，天文地理》，写的大概是在公安题材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了，即对英模人物的正面描写和歌颂。但是，也正因为“常见”，真实与虚构处理不好的问题在这类作品中也就“常见”。很多作者简简单单地讲述着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虽然感人，但让读者体会不到小说的艺术韵味。
而张蓉却在这样的题材上写出了新意。她没有直接从主人公老王切入主题。她选择了一个“他”来作为叙事的主体，作为观察的一种视角。“他”是一名资深宣传干部，受命来为英模报告会准备讲稿。“他”还有个小私心：工作多年了，领导基层都认可，现在应该是提拔的时候了，这次的报告会就绝不能掉链子。可“他”偏偏碰到个不省心的采访对象：老王，临近退休的社区民警，事迹零零碎碎，远不如别人负责采访的刑警、特警那么精彩。而且，老王还不配合工作，不是找不到人，就是人来了却坐不住。好不容易写出了稿子，别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老王却只能磕磕巴巴地照本宣科，还总是挑毛病，这不让写那不让写。最后还打起了退堂鼓，说自己要退休了，把机会让给别人吧。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个老王好像还没那么先进，在他的社区里，他甚至有擅自介入民间经济纠纷的嫌疑。
张蓉是以写侦探推理小说见长的，这样一篇写正面人物的小说，她也写出了侦探小说的某种味道。大部分篇幅，都是“他”在采访中对老王留下的各种“恶劣”印象，一步步地设置下了悬念，把小说情节逐渐推向高潮，让读者们情不自禁地迫切希望知道最后这场报告会的情况，希望知道这个不那么着调的老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英模。而临近报告会开幕的时候，老王执意要为了核实一个户籍信息紧急出差安徽，更让“他”心急如焚，也让读者的胃口被吊到了最高处。故事最后，老王终于按时站上了讲台，甩开稿子，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把谜底一个个揭开：在台上站不直，是因为执行任务时腿负过伤;执意去安徽出差，是为了给一个非婚生孩子落户口，好让他正常升学;不让写进稿子的那件事，是他调解的一对父女矛盾，他总觉得还不落实;所谓的介入经济纠纷，是为了帮贫困户解决经济困难，不使矛盾激化……张蓉的叙事安静平稳，略带上海式的幽默，但故事构架却是丝丝入扣，显然经过精心的设计安排，并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其实很明显，张蓉小说里的故事都来自生活的真实，在任何一名社区民警的工作中，这样的感人事迹俯拾皆是，但她用虚构的艺术架构，把真实讲述得更加精彩。
张蓉的另一篇小说《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近期发表于《延河》杂志头题，是她精心创作的一篇力作，可以说，既是她个人创作上的突破，也是公安题材小说近年来的一个重要收获。
关于这篇作品内涵上的重要意义，我们还将另外进行探讨，这里我们只说张蓉在这篇作品中对于真实与虚构的处理。这是一篇经过作者认真思考和准备的作品，可以看出张蓉在创作这篇小说前做了大量的材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真实的情节和细节就像一颗颗珍珠，穿缀在故事主线上。
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就是一个真实的地址，上海“这座城市有几个尽人皆知的门牌号，比如声名极臭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比如后来招致很多年轻人加入警察队伍的中山北路八零三号”，而张蓉在小说开篇就告诉读者，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最早挂出的招牌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央捕房，若干年之后是汪伪的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局、国民政府上海警察局，1949年5月27日之后，这里成了上海人民政府公安局”。真实的地址，引出的是真实的历史，张蓉讲述给读者的，是上海解放前夕一段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潜伏在国民党警察局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们，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义无反顾地付出生命的代价。和《因为所以，天文地理》一样，张蓉并没有直接地讲述笔下的人物故事，而是从一个前国民党警察局留用下来的老警察退休讲起，由他面对年轻民警的回忆与讲述，引出当年的风云变幻，引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风流倜傥的“飞行堡垒”队长、纤细柔弱的警察局长女秘书、干练的基层刑警、独眼的警鸽训练员……围绕着这些精心设计的人物，张蓉设置了大量的真实细节：警局食堂里播放的训词、楼顶上饲养的警用鸽子、百乐门舞厅的灯红酒绿，石库门小巷里的血腥杀戮……特别是那一本《王云五辞典》，是小说里一个重要道具。据张蓉讲，这是上海公安博物馆里真实的藏品，当年是地下党员接头的暗号。作家在创作中合理地加重了这个道具的份量，把它设计成一本重要的密码，成为整个故事的串联。看得出，为了创作这篇作品，张蓉颇费心思，她在字里行间用真实与虚构共同营造出的旧上海，那一种天亮之间的紧张、兴奋与凶残、绝望交织在一起的气氛，使整个故事呈现出充盈的真实感，却又比真实更加吸引读者的腔调。
上海人讲究腔调，腔调在老上海人的衣食住行中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存在。这种腔调在小说作品中，是要靠众多纤毫毕现的真实细节来表现的。写出来的上海人像不像真实中的上海人?是要看作家的功力的。这种功力，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你在真实与虚构的问题上处理是否得当。这绝对是作家的看家本领。
真实与虚构，至今仍是影响公安文学，特别是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一大顽症。要解决这样的难题，还需公安作家们不断的努力，要真正犁清文学与新闻、艺术与宣传的区别。不客气地讲，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安作家，必须要摆脱宣传思维的禁锢，而进入文学艺术的殿堂。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公安文学与公安宣传担负着同样的社会责任，它们只是在以不同的创作规律，承担着同样的使命。
编辑：刘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