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专栏（三）
作者简介：张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作协第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公安文学的创作、评论与组织工作。
侦查与推理
——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之三
侦查与推理，在公安机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工作中，是一种日常业务词汇，更是一项重要的业务职责。侦查包括了犯罪现场勘查、证据数据采集、周边调查取证和科学技术应用等内容，而推理，则应是侦查范围内的工作之一种，特指对证据链的分析、演算和预判，等等。而在文学范畴内，侦查与推理却大抵是一种文学形式与题材的定义。文学艺术填充了犯罪与反犯罪、侦查与反侦查的内容，并由此渲染出神秘、惊险、曲折的氛围，形成的就是深受读者喜爱的、通常称为“侦探推理小说”的一类文学作品。
当今的公安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中，我们可处处看到侦查与推理的痕迹。不容置疑，作为公安机关最重要的职责，打击犯罪必然是公安题材小说的一个主题。可以说，侦查与推理和公安文学的成长发展相伴相随，其发展变化是公安文学走向的一种风向标。
《啄木鸟》杂志创刊40年来，在推动侦探推理文学创作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实在功不可没。“侦探与推理”已成为深受读者喜爱的金牌栏目，不仅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侦探推理小说，还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侦探推理小说作者。甚至可以说，《啄木鸟》杂志当之无愧地引领着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潮流。
这样的创作态势，也让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中国公安题材小说创作中，侦查与推理似乎还是有着些许区别的，甚至隐约可以视为两个流派。这其中的渊源与差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1841年，美国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发表，目前被公认为全世界最早的侦探推理小说。它的创作者埃德加·爱伦·坡由此被誉为“现代推理小说之父”。评论界认为，他“确立了侦探小说发展的全部模式，仿佛他制定了一个框架和确定了未来的走向，此后一百多年来，侦探小说几乎都沿着他的模式前行”。值得注意的是，爱伦·坡的创作不仅带动了西方文学世界逐渐兴起了推理小说的创作热潮，以至出现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大侦探波洛系列”等影响全世界的名著，也在短短几十年后，于1914年将侦探推理之风传入中国，出现了以“霍桑探案”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侦探推理小说。可以说，尽管自模仿肇始(“霍桑探案”的主人公霍桑和助手包朗的设计，就完全模仿了《福尔摩斯探案》中的福尔摩斯和华生)，中国人在侦探推理文学的创作上，却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作家。而且，更可贵的是作家们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以作品来关注中国社会的现象种种，鲜明地提出写侦探推理小说是为了“应该知道做人是替社会尽义务，也就是自己尽责任”的口号，这使中国侦探推理文学从肇始之初就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之上，也使之迅速成为被中国读者欢迎的读物。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批由革命作家创作的侦探推理小说登上文坛。1979年，群众出版社推出《肃反小说选(1949-1979)》，集中对这一批作品进行了总结。有意思的是，这批作品通常被冠以“肃反小说”的称谓，鲜明地显示出其时代性的特征。准确地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这一批作品，从侦探推理小说的独特艺术性上分析，大多尚有不足，但是却很好地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时敌我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开创性地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新中国公安人员的高大形象。这也是这些作品至今仍然受到欢迎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作品的作者大多是经过战争考验的革命文化工作者，他们文学功底扎实，对西方及中国早期侦探推理文学也有所涉猎，但他们自觉响应着新中国对敌斗争的需求，不受传统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束缚，而是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创造性地开辟了新中国公安文学的新天地。在公安文学的历史上，他们的功绩不可磨灭。
从时间上说，和中国文学事业一样，侦探推理小说的发展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段“空白期”，随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重新走向了辉煌。李迪的《傍晚敲门的女人》、钟源的《夕峰古刹》都名噪一时，反响强烈。一些作家如康焕龙、陈翼浦等也将侦探推理小说作为了自己创作的主方向，不断推出作品。在公安队伍内，尽管还不够成熟，但也有一批作家开始了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尝试。比较有影响的如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的彭祖贻，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王建武、洪顺利等。在创作的推动下，侦探推理小说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1996年，由黄泽新、宋安娜创作的《侦探小说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理论专著。
从以上简要回顾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发展的脉络。时至今日，在公安题材小说创作中，侦探推理已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从文学的角度分析，较之传统的侦探推理小说(包括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曾就此断言，中国侦探推理小说流派的大局已经形成，而且，在总体的创作走向中，已经逐渐出现了在创作手法和形式上的区别，形成了大小不同的流派分支。
最主要的分支，还是秉承着新中国建立之初确立的“肃反小说”之传统，以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为主体，以侦破敌特或刑事案件的过程为主线，推动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成长的一类作品。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著名作家海岩于198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便衣警察》，这是海岩的代表作，也是公安文学的巅峰之作，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这部小说的故事内容也是循着一条案件侦破的主线，在曲折甚至离奇的情节中表现公安机关艰难的侦查推理过程，塑造大智大勇的侦查人员形象。但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已不仅仅是写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尽管当时有评论认为《便衣警察》是“侦破题材小说的一次突破”，但更多的评论都肯定的是作者在案件线索之外对人性的展示、对社会的反映和对一种坚定意志的讴歌。海岩显然是用更多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东西来充填了他的侦查故事，使之愈发丰满和悲壮。因此，多年之后回顾《便衣警察》，人们记住的是栩栩如生的主人公们，感慨他们身上闪烁出的人性光辉，反而不太会记住案件的细节，不可能像《福尔摩斯探案》那样被复述得活灵活现。可以说，海岩和他的《便衣警察》，开辟出了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新途径，侦查与推理，由此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元素而出现在众多公安作家的笔下，成为忠诚与荣誉、职责与奉献的诠释角度、故事基础和艺术手段。
几乎所有优秀的公安作家都是从这样的思考和实践中走过来的。武和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1983年出版，名为《血案迷踪》。曾两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修来荣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刑警的隐秘》在1988年出版。在近几年引人注目的公安题材小说作品中，吕铮的《三叉戟》、李晓重的《警卫》、宗利华的《越跑越追》、库玉祥的《幕后真凶》、李晓平的《心中有鬼》、蒋海云的《雨杀》、程琳的《人民警察》、舒中民的《网弈》，等等，都是这种模式的成功作品。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案件在于这些公安作家们的笔下，已经多多少少不再是故事的主体，而是被有意识地推到了故事的背景上，成为充分展现人物状态和社会生态的宽阔舞台。
另一个重要的流派分支，则更多继承了西方侦探小说的艺术传统，而加以本土化的合理改造或变化，在艺术上更着重突出侦探推理本身的神秘魅力和逻辑的严密性。这一分支中比较突出的作家与作品，有漆雕醒和张蓉等。
漆雕醒，本名杜婷，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被誉为国内“著名悬疑推理作家”，其代表作有《解毒师》、《每个西西弗斯都知道》等。2019年，她的小说集以《每个西西弗斯都知道》为书名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受到广泛好评。张蓉，供职于上海市公安局，她的小说作品集《莫高探案组》、《透过指缝的双眼》，为她的代表作，集中反映出她的创作特征。有评论认为：张蓉的侦探小说基于“‘社会派’的创作理念”，但随着“她的世界与侦探小说的世界彼此敞开、相互渗入，越来越多个性化的东西融进了文字，让小说在‘社会派’之外，有了独特的‘雕饰’”，“独特的‘张氏风格’已经形成了”。
自1996年至2016年的十年间，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等单位曾联合举办过六届全国侦探小说大赛活动。上述两个艺术分支的重要作品，在这六届活动中均有奖项的斩获。这当然说明了大赛活动的影响广泛，但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我们所谓的这两个分支，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和什么样的共性?它们能否得到社会的公认?它们的区别对于文学来说，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老问题，就是侦探小说有无定式的问题。曾经有理论家认为，爱伦·坡“确立了侦探小说发展的全部模式”，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位保加利亚作家拉伊洛夫就曾说过：“侦探小说能够推翻和突破狭隘的规定和限制它的范围的企图……其体裁只是保存了极其重要的特征：它的文学故事必定与犯罪有关”。而我国学者则认为，侦探小说是“自成一格的文体”，“归根结底，要揭开秘密，特别是‘谁’作案这个秘密，这是侦探小说的特质”。
我们姑且为我们所谓的两个分支分别命名为“社会派”和“传统派”(这样的名称应该只是临时挪用，便于叙述，因具有相当的不合理性。如，“传统派”似乎也可用侦探推理小说理论界更认可的称呼：“本格派”)。我们认为它们之间固然有着相当大的共性，但还是有着许多微妙的差别。
在主题思想上，虽然都坚持着正义战胜罪恶的理念，但“社会派”一般更突出正面人物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其精神层面的追求，突出案件所带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如天津市公安局张国庆的长篇小说新作《火焰》，《啄木鸟》杂志在介绍这部新作的文章里开篇就说：“建党100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长篇小说《火焰》……跨越历史时空，在时代洪流奔腾不息的大背景上，投射出每个灵魂的善恶美丑”。小说从一具偶然发现的陈年尸骨，引出一起几十年前的谋杀案，通过办案人员的不懈努力，最终展现出当年一个中共地下情报小组的悲壮事迹。这样的宏大叙事，“传统派”一般不会采用，即使是对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批判，也往往是从个案入手，在草蛇灰线中敲响警钟。如张蓉的中篇小说《要命的房子》，琐碎的家庭矛盾，最终酿成凶案，随着侦破的层层深入，才发现纠其原由竟是居高不下的房价。一个涉及民生的社会问题，却在小案子里浮现着，引发读者的深刻思考。
在人物塑造上，虽然都以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为主体，但角度却有所不同。“传统派”作品中的侦查人员，被作者更多赋予的是高超的侦查能力，是他们的智力优势和逻辑思维的严谨。而他们的生活状态、身世背景、社会活动，一般很少涉及和描写，作者往往只用表面化的特征来表现他们的个性。甚至可以说，他们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福尔摩斯的“现代版”。我们仍举张蓉笔下的侦查员形象为例：探案组长莫高和他的助手梅一辰，人物设置显然脱胎于传统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和华生)，莫高是个上海“老克勒”，“拐杖、过膝风衣、香烟是他的标配，也活脱成就了他的绅士形象”，梅一辰是个“爽利的‘假小子’……于‘飒’之外，更多了几分妩媚”。这一对搭档的魅力，全在于他们对案件细节的精准分析和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读者在作者营造的某种氛围中并不想了解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现在的生活状态。而“社会派”则不同。海岩《便衣警察》中的周志明是读者比较熟悉的人物，他的生活、他的爱情、他的成长，都和他承办的案件息息相关，甚至是被这起案件所左右着。而这一切，竟然都与国家与时代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我们可以再举出库玉祥的新作《幕后真凶》为例，他在关于这部书的创作谈里，开诚布公地明确宣布：“从事公安文学创作二十多年来，我时常想的是：怎样通过推理悬疑将正义进行到底”。
库玉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民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牡丹江市作协副主席、牡丹江市公安文联主席。他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幕后真凶》于2022年初出版。如果看作品简介，这应该是一部纯粹的侦探推理小说：知名企业家程坤江被害，刑侦支队长顾盛宽很快锁定了嫌疑人：一家酒店的总经理商克峰。但蹊跷的是，商克峰很快就逍遥法外，而死者的母亲却被虐致死。坚持原则的顾盛宽因没法查实的“违纪”被免职，还有人举报他妻子用姿色换取利益。顾盛宽承受着巨大压力，在上级的支持下，终于逐渐逼近真相……而当我们翻开书页，就能发现，这部书的内容远远不止一起杀人案件的艰难侦破过程。打黑除恶，反腐倡廉，社会乱象，职场潜规则……库玉祥说：“小说里正邪艰难的博弈，人物命运的沉浮，常使我在创作时不能自已，随着故事的发展，或激动，或伤感，或悲愤，或无奈。直到把小说写完，我的情绪才得以释然”。很显然，他不仅仅是拿这部书当纯粹的侦探推理小说来写的。
还需要指出一点，中外传统侦探小说，主人公的身份一般是多样化的，而且多数是私家侦探，甚至是业余侦探爱好者。从文学形象角度而言，这样的人物设置可能回旋余地更大，使得故事(即侦查过程)更趋复杂多变，可以更吸引读者。但在客观实际中，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或民事案件的侦查，均由专门机构负责。这便在侦探小说的创作中，似乎设置了一个前提。在我们所言的“社会派”与“传统派”的区别中，对这个前提的遵守与突破，也是二者的差别之一。“社会派”作品，基本上严格遵守了这个前提，在展现侦破过程的故事中自觉塑造着公安民警(也包括检、法部门)的高大形象。而“传统派”作品，特别是近年来在网络的助推下出现的一些年轻侦探推理小说创作者，逐渐把模仿借鉴的目光投向了英美、日本侦探推理小说。在他们的笔下，开始出现了非公安机关人员办理案件侦破工作的情节。应该说，这形成了一种可能违反法律程序的危险，也由此出现了一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但是，有意义的尝试也是应该得到鼓励的。公安文学的发展也是在一步步的尝试和探索中进步的。只要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有适度的想象和虚构，也可以理解。从现实情况看，公安题材小说整体的创作水平在提高，一些创新之作也有让人耳目一新之感。如著名公安作家雷米(刘鹏)的长篇小说新作《人鱼》，在他一贯冷酷、惨烈、悬疑的风格里，出现了难得的让人心动的一缕暖风。人性的光辉在闪烁，情感的流露真实而感人。还需指出的是，《人鱼》的主人公是一位平凡的企业退休保卫干部，但他对案件细节的精准观察，对当事人的关心疼爱，对如同晚辈的侦查员的提携帮助，读来无不令人动容。再如《啄木鸟》刊发的中篇小说《多重谋杀》(作者猫小妖)，把犯罪现场设置在女子监狱里，几个性格迥异的女犯和女看守，在领导视察的时刻制造了一起连环杀人案。密闭空间是典型的侦探小说设计，作者在这篇作品中赋予了其新意，暴露出的人性罪恶却发人深省。
情节设置手法的不同，让“社会派”和“传统派”呈现出不一样的氛围和特质。“社会派”一般“从大处着眼”，作品往往与现实斗争、时代背景，甚至历史渊源紧密结合，主题思想鲜明。如程琳的《人民警察》，上中下三部的宏篇巨制，内容从改革开放之初直到二十一世纪新时代的到来，截取了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改革开放之初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改革开放逐渐深入时的“保驾护航”、改革进入深水区时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全面展示了人民警察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职责和作用。北京市公安局胡金岚的长篇小说《我爱北京天安门》，跨越时空，描写了北京解放前夕和建国50周年保卫工作期间的两段警察故事，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而“传统派”，更习惯于“从小处着手”，注重于传统侦探推理小说技法的继承，在细节处精雕细琢，以案件细节的设置、呼应、暗喻、推理等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渐展开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使有大的时代背景，也多是若隐若现地出现在故事情节的间隙中，并且往往也是以管窥豹。“传统派”还重视氛围的营造，没有炽热而强烈的情感冲突和事件冲突，却往往有着刻意而为的某种情调。甚至，如哈尔滨铁路公安处女民警陈曦，创作的每篇小说里章节的标题大都选用唐诗宋词之名句，侦探推理小说竟然呈现一派温婉之气。
我们在这里粗略分析了所谓“社会派”和“传统派”的区别，并无厚此薄彼之意。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长期以来，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蓬勃发展，成就斐然。公安文学的成长进步，亦是如此，而侦探推理小说的发展亦应如此。六届侦探推理小说大赛，都曾在活动中研讨过“社会派”与“传统派”的问题，也在征集作品中为标准、范围的划定有过争论，但一致的结论是：从理论上可以探讨，也应该有所分析梳理，但并不需过分严苛，而是要鼓励自由发展。既然侦探与推理是公安题材小说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么鼓励各种创作实践，最大限度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鼓与呼，为正义战胜邪恶喝彩，才是公安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
事实上，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当下确实呈现着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公安作家们已经摆脱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蹒跚学步的状态，而向着在相对一致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个性艺术风格的层面上前行。相当一批公安作家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创作状态和水准，特别是中青年作家们，正逐步成为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中坚。如吕铮、李晓重、刘少一、张喧、初曰春、雷米、秦明、朱建平、聂耶、张蓉、紫金、韩青辰、崔楸立……等等，都日益引发文学界的关注。如果我们仅就侦探与推理这个角度而言，创作的自觉突破与创新，也是有目共睹的可喜现象。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网络的助推下，一批年轻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家脱颖而出，不断推出了一批批新作品。如连续多年保持图书销售纪录的蔡骏的《天机》系列、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等等。他们的作品大多构思新颖离奇，揉合了玄幻、探险、惊悚、穿越等多种元素，受到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也成为影视改编的宠儿。在网络上，公安作家也是活跃的，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运用于创作，始终是胜社会侦探推理作家们一筹的法宝。雷米、秦明、九滴水、马拓……都已成为网络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佼佼者。
行文至此，介绍两部新出版的作品。一部是上海市公安局万安(本名韩琳)的《残城》，一部是北京市公安局马拓的《非随机犯罪》。两位作者都是创作精力正当盛年的中青年作家，都有多部作品问世。在刑侦部门工作的万安称自己的作品为“刑警小说”，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其中一部分还是我侦办的案件，细节很真实”。他的新作《残城》，旨在“重新审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深刻领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不完美甚至充满遗憾的人生，更加参透宽容和爱情的真谛”，显然有个相对宏大的主题。而马拓的创作却是从网络起家的，是“知乎高人气答主，微博阅读量过亿”。《非随机犯罪》包括四个刑事犯罪案例，侦查人员的分析推理过程引人入胜，是相对比较典型的侦探推理小说。他们的创作，似乎仍然印证着我的分析，前者偏“社会派”，后者偏“传统派”。但有意思的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都在向对方学习借鉴着许多东西。万安的细节选取和构建，马拓的人物设置与塑造，都有着自己的特点，也都融入了作者对创作的一些思考。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探索，既表现出侦探推理小说的创作者们不断进取和思考的心理状态，也显示了所谓“社会派”和“传统派”的靠拢和融合。我们当然支持和鼓励这样的靠拢融合，因为它们只能产生出更多更好也更丰富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品。
更需指出的是，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发展，始终走在坚持中国特色的道路上，保持着高度现实主义的创作形态和对中国社会的审视与思考。2015年，我曾在《侦探小说之中国流派的形成》一文中，大胆断言中国特色的侦探推理小说已经形成了与欧美、日本等侦探推理小说大国全然不同的流派风格，形成了鲜明的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群体和作品矩阵。在当时，我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分析在所谓中国流派中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走向等问题，而在几年后的今天，众多优秀作家们已经回答了我当时没能回答的问题，他们用他们的坚持，用他们的创作实践，为侦探与推理这种起源于西方的文学样式，增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的中国意味。世界侦探小说创作发展的成熟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现的“肃反小说”的成功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中“公案小说”的历史渊源，共同造就了当代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辉煌成绩，促进了侦探推理文学中国流派的逐渐成熟发展，也必将把侦探与推理作为一种鲜明的标志，镌刻在中国公安文学的艺术殿堂之中。
编辑：刘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