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专栏(二)
作者简介：张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作协第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公安文学的创作、评论与组织工作。
职责与奉献
——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之二
就职业角度而言，公安机关的职能复杂多样，且大多为国家法律所赋予，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但在公安文学创作者的眼中，这些严肃的职能往往会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展现出来。最典型的，如著名作家李迪先生的短篇小说集《警官王快乐》，精炼的短小篇幅，生动的语言叙述，塑造出了一个快乐而忙碌的基层户籍民警形象。在王快乐身上，充分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职业特性和从业者的高度自觉。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再次强调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这看似简洁的十六个字，内涵其实极为丰富而深刻。“对党忠诚”，提出了对公安队伍总体价值观的最高要求，也明确了这支队伍、这个职业的政治属性。“服务人民、执法公正”，是对公安机关重要职能的阐明，并且提出了这些重要职能的方向与目的、标准。服务与执法，其实是不可分的职责，作为执法机构，服务中要时时处处依法办事，而执行法律、打击犯罪也是服务，是从法律层面为国家安宁与人民幸福的保驾护航。“纪律严明”，则规定出了对公安队伍的管理准则，是确保这支队伍、这个职业高效运行的基本保障。这十六个字，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警察职业的最高行为准则。
这样的总要求，也迅速成为公安文学创作的新任务和新方向、新目标，特别是在“对党忠诚”的高度之下，呈现公安机关广大民警“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的感人事迹，已成为公安文学作品，特别是公安题材小说作品的主要内容。
这是具有职业文学属性的公安文学的独特性质，它离不开警察职业的独特性，也离不开这个职业与社会联系方式的独特性。这种对执行职责过程的呈现，集中表达了一种精神特质，那就是奉献，是人民警察以牺牲自身利益甚至生命而维护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种无怨无悔的付出。
李迪先生的《警官王快乐》，是他在深入采访江浙地区多家公安机关，并完成长篇报告文学之后，深感意犹未尽，而在一种激动心情之下创作的。几十篇精短小说，讲述了几十个基层民警为人民服务的小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于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宣传防火防盗，到改进技防设施;从调解邻里纠纷，到组织巡逻防范;从教育失足青年，到帮扶孤寡老人……在王快乐身上，集中了众多基层社区民警的事迹。而王快乐，因奉献而幸福，体现了一个普通民警不普通的精神境界。
而具有警察身份的公安作家们，他们面对如李迪先生所面对的同样素材，却通常有着和李迪先生略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他们笔下人物身上的符号，往往不仅是快乐，而是更复杂更痛切的感觉。
我们纵观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近年来风生水起，佳作频出，而且，已经渐渐出现了流派的雏型，大致为三：一派为传统派，作品遵循着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形成的文学传统，朴素，扎实，直白，比较强调作品的教化功能。另一派可称激情派，突出公安题材本身具备的曲折、激烈、残酷的特质，强调作品的强情节和揭秘性。这类作品，往往会成为影视改编的宠儿。再一派，我想可称之为公安题材的新现实主义。其主要特征即为对基层公安民警工作生活的“自然流”表述，也就是对基层民警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状况的真实描拓。这一类作品，着重于褪去警察身上所有的光环，最大限度地恢复其平民百姓的真实面目，在普通人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烦忧中找寻警察与平民的结合点和特殊性。这一类作品，往往融幽默于苦涩，汇温情于冷峻，在平淡的细节中悄然展现出不平凡的精神内涵。和《警官王快乐》相比，这一类作品中的警察，往往更多烦恼。
少一的小说集《绝招》，写的也是基层民警的故事，便从现实中挖掘出了另一层意义。少一的作品，可称这一类作品中的成熟者。
少一，本名刘少一，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工作在湖南省常德市的公安基层，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现任常德市作协副主席，入选湖南省文艺扶持工程文艺家。少一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中篇小说《凌晨脱逃》一经发表即引起关注，使他迅速在文学界成为一颗“新星”。少一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至今已发表作品百余篇，大部分作品展现了公安基层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代表作即为小说集《绝招》。
我们可以说，少一在自己的创作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绝招”，那就是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细致观察，和在此基础上的精心提炼和把控。如同著名作家叶梅在给少一作品集《绝招》所做序言中所说：“这些作品浸染着世俗生活混沌厚实的味道，与那些隔靴搔痒、先验的抽象脸谱化书写泾渭分明，敢于直面生活痛点、敏锐捕捉凡俗生活中的幽微”。
我们也注意到，所谓公安题材的新现实主义，正是在公安作家们强烈的对反映公安现实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的创作渴望催促下而生成的。这一类作品关注最多的就是基层民警在繁重而琐碎的执法服务工作中精神层面与现实层面的付出。
我们可以举少一短篇小说《绝招》为例。这篇小说的标题被少一用作小说集书名，可见他自己也是满意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派出所长仇如钢，孤身一人处理了一起流氓滋扰事件，却由此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因为在事件现场，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激烈冲突，仇所长不得不暗中给了流氓柳歪歪一个“承诺”，事后柳歪歪不依不饶，而受害人一方又纠缠着赔偿问题不放。被逼得焦头烂额的仇所长，最后自己掏了赔偿费了事，辞去了派出所长职务，却坚决抵制了柳歪歪的得寸进尺。
很小的一件事，是基层派出所工作中常常碰得到的。其中所谓的“绝招”，就是骑虎难下的仇所长给流氓柳歪歪的暗中“承诺”。这个不可能兑现的“承诺”，给仇所长在现场的剑拔驽张中解了围，避免了矛盾升级，却也带来了烦恼和麻烦。所以这个“绝招”根本不是“绝招”，而是无奈，是屈辱，甚至成为小说结尾仇所长辞职的难言之隐。在收入少一小说集的10篇作品中，这样的“绝招”几乎出现在了每一篇作品之中。每一篇作品的主人公都生活在这样的困境里，却艰难地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少一用《绝招》作为小说集的书名，显然也是有寓意的，“绝招”在他的创作中是一个标志，是一个隐喻，它形象地表现出了基层公安民警的工作生活状态，折射出他们的良知和他们的艰辛。
值得回味的是，仇如钢和柳歪歪，从这两个名字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寓意。嫉恶如仇的派出所长，坚守底线的意识如钢铁般坚定，却为了保护群众不得不委屈求全，又在流氓的蛮不讲理和受害人的自私面前只能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这其间的滋味恐怕非警察职业的从业者不可完全理解和认同。
从《绝招》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奉献。也许，这个词更应该是牺牲。据统计，全国公安系统每年因公牺牲数百人，这个数字一直居高不下，是任何职业所不能比的。但仅就词意来说，“奉献”的内涵更宽泛，更能概括更多基层民警在工作中、生活中所遭遇的诸多烦恼、艰辛、痛苦，甚至羞辱。这些无处诉说的痛，是公安作家们创作的情感支点，每每是他们感同身受的滋味。而少一在文学创作中的“绝招”，就是精准地捕捉到了生活啼笑皆非里的“绝招”种种，而将它们文学化地再现了出来。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那句老话：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而能在这无穷无尽的源泉中汲取并筛选出自己需要而且适合的创作素材，让自己的思考成功表达，才是真正的“绝招”。有评论对少一的小说创作指出：“故事只是骨架，比故事更有味道的是故事里的人生，故事里的生活，是生活里复杂的人生况味和蕴含的道理。这些人生的智慧和做人的道理，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追求真善美人生，做人要善良、真诚，作为警察要公正无私、爱岗敬业，也要体恤百姓”。
近年来，这一类“新现实主义”公安题材小说佳作不少。如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张暄的《解个手到底用多久》、黑龙江铁路公安处贾新城的《所长王木多很忙》、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张驰的《鬼卡口》、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喻强的《洗脚盆炖鸡汤》、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聂耶的《海哥》、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孙学军的《民警杨大兰的平常生活》、北京市公安局张军的《人间草木》，等等。这批公安作家大多来自基层，有深厚的生活积累，而且对自己的积累剪裁和调动得挥洒自如。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它标志着公安文学的内涵更加丰富了，我们在慷慨高歌的同时，也学会了浅吟低唱。职责和奉献，已经是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贾新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全委会委员，现供职于黑龙江铁路公安处。和同在铁路公安系统工作的李晓重相似，贾新城也是个创作的多面手，出版有杂文集《不会说话》、短篇小说集《城里的月光》，但更突出的成绩似乎是在微电影创作方面，他创作并组织拍摄的多部公安题材的微电影作品，荣获了包括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奖”、中国潍坊国际微电影大赛“金风筝奖”等多项大奖。近一两年，他的短篇小说“王木多系列”引起了广泛关注。
贾新城对自己创作的这个系列有如下创作感言：“对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执法活动社会效果最大化的思考，是近年来我写警察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基点。于是，利用一个小镇派出所所长王木多这样一个人设，通过设定(虚构)不同类型的违法犯罪，让这个人在其职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在赋予小说文本较高社会意义的同时，使故事情节更好地展现真实性、生动性以及文学性”。“所有故事的设定与完成，都是通篇考量着公安机关面对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案件和行为人，如何通过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又灵活巧妙的手段去真正地诠释罪与罚、法与情、善与恶、因与果，去硬碰硬地揭露和惩罚违法犯罪行为，实打实地教育和转化个中人”。
贾新城的描述人物对象和构架的故事和少一有着基本的相似点，但思考角度和少一却略有不同。少一更关注基层民警在艰难的执法过程中的艰辛和尴尬，贾新城似乎更注意这种基层执法活动给社会进步带来的推动。他们都在写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社会结构中的冲突与矛盾，以及在这种冲突与矛盾中艰难的前进。他们的着眼点都是基层民警的执法与基层民警的服务，但服务和执法绝不是简单地几句话、几项规定或法律条文就能解决的，基层民警的付出、奉献以至牺牲，才是其中最具情感色彩的文学基础。
张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山西省晋城市公安交警部门工作。张喧是个善于思考的作家，他在山西浓厚的文化底蕴中和世界文学发展走向中有意识地汲取营养，丰富着自己的创作。他的中篇小说《解个手到底用多久》，就是他思考与尝试的一个范本。这篇作品，揉合着山西浓郁的地方色彩和西方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些特征，应该称为近年来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从传统意义上说，张暄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从案件入手展开故事的，这也可以视为张暄对传统的某种继承。但张暄的入手是别出心裁的，他选择了一个普通农妇的一次上厕所为故事的切入口，而且，把这一个在人类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生理活动设计成了整个故事的一条线索，串联起一起交通肇事案的调查过程。这条线索自然会让我们联想到“黑色幽默”这个很时尚的文学词汇，它让每一个读者都在阅读中产生了一种哭笑不得的感受。
当然，这条线索并不是故事的主线，它只负责给主线添加上一种无奈和一种荒诞，进而反衬出交通民警的认真和肇事者的心态种种。但这条线索让并不复杂甚至有些枯燥的主线变得让读者兴趣盎然了。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主线展开，肇事者各执一词，原本并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交通事故面前变得复杂了。自私者的自私，怯懦者的怯懦，都在事故处理的过程中坦露在利益面前。张暄的创作风格，于不露声色中有着游刃有余的锋芒，看上去似乎闲笔，却点到为止，让人回味。某些政府办事人员的官场腔调，交通队内部的些许隔阂，甚至农妇与丈夫间的争风吃醋，都像洒在文字里的调料，看不见摸不着，却暗中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调剂着整个故事的滋味。这让小说呈现出了“生活流”的自然状态，却在自然中，在悲喜交集中，让读者窥见世俗生活的真实一面。
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这篇作品也许应该归于世俗的乡土小说类(山西地域以“山药蛋派”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有着非常优秀的传承)。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张暄在小说中塑造的交通民警形象是非常成功的，这也是我们把这篇小说定义为公安文学作品的原由。连盼和孙立刚这两个普通的交警，尽管之间也有些小矛盾，但在工作上的认真负责，在对待当事人时的同情和耐心，都表现得真实而准确。张暄在主观上就把他的主人公放在低位置，他们不居高临下，不颐指气使，他们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职责驱使着他们，也约束着他们。张暄是善于这样的小人物刻画的，而他把警察也视为小人物的主观意识，让他的公安题材小说呈现出一种不一样的风情。
和少一、贾新城又不一样，张喧的这篇小说最突出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幽默感。和这种幽默感在故事中精准的呈现。交警们一次次找到农妇，请她回忆她上厕所的时间长短，那种一本正经的尴尬，读来不禁让人喷饭。但他们为了搞清交通事故发生时间点的认真努力，真的会让读者感动。
近一两年，还有一位作者的小说创作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张军和他的中短篇小说。张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多年工作在基层，了解熟悉社会底层生活状况。特别是近年来，他工作调动至北京市通州区基层派出所，在首都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基层民警的繁重工作，使他得以窥见社会变革中的中国和北京的深层次矛盾与发展活力，也更加了解了北京市民的精神面貌和追求，对北京地域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张军应该是《啄木鸟》发掘并推出的优秀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作品虽然不多，但有着独特的“京味儿”，把许多京城民俗文化和警察的职业生涯有机结合，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张军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据地，警察的身份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要做的是，认认真真打一口井，深深扎下根去。我不会做缘木求鱼和抱着金饭碗要饭吃的事情。我相信，只有我真诚地活着，和我的警察兄弟同呼吸、共命运，用心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笔下就有写不尽的警察故事”。
我们以上举出少一、贾新城、张喧、张军四位公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为例，旨在以管窥豹，说明在公安作家们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驱使着他们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战友们和他们自己所面临的一切，并从中深刻地思考认识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他们的创作是受这种责任意识的驱动的，因此他们对生活中的奉献与感动非常敏感，他们自觉地捕捉着这种感动，从中提炼着生活的艰辛与奉献的伟大。而他们各自在文学技巧上的不同追求，更是他们希望更好表达自己的一种积极探索。他们不苟同于某些无病呻吟的文学，他们也不屑入象牙塔去冥想些不着边际的故事。他们在大地上吸吮营养，也努力在文学的宝库里探寻，只为了丰富自己，为了更好地诠释一种心情、一种感动和一种沉重。
以忠诚与荣誉为作品的精神内核，以职责与奉献为作品的重要主题，公安作家们在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域中努力耕耘。他们的创作具备着精神和现实的双重意义，而在意义的驱使下，他们对艺术层面的追求与学习就显得格外的清醒和迫切。张军就在分析社会作家与公安作家的区别时谈道：“他们是非警察身份，却写的比公安作家还‘公安作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一是他们都有追求精致的创作精神和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二是非公安作家的优势在于，一直以旁观者的视角在打量这支队伍，在观察和思考问题。他们笔下的人物关系要比公安作家笔下的人物关系更丰富、更广泛。”“他们早已超越故事表达这个层次，直抵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性这个根本”。张军的话代表了一种谦虚的态度，他清醒地提醒他的战友们：“公安作家的称呼，是一个让人警醒的称呼”。
有了这样的创作态度，近年来公安作家的小说创作逐渐进入了一个深入开掘的状态。以上四位作家和更多的和他们一样有着深入思考的公安作家们，把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不断提升至新的层面，在鲜明的主题和指导思想之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创作状态。
就职责和奉献这个主题，放眼公安题材小说矩阵，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中短篇小说要略胜于长篇小说的呈现。从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状态来看，大多公安作家似乎还是更喜欢从侦查破案的角度来表现公安题材。当然，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人民警察的奉献牺牲更大也更壮烈。以职责与奉献做关键词来讨论公安文学，刑侦部门的工作状态和其从业者的功绩，是不可能被忽视的。这在我们所看到的作品中也有相当丰满的表现。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仅仅是从文本题材的不同角度来探讨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形态，就创作谈创作，为阐述得更明确，故而将以打击犯罪为主题的作品另做论述。公安题材小说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也许任何归纳都会是以偏概全的，但有时也需要勉为其难。
大量以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文学界有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刑侦小说”，或“刑警小说”。它们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职责和奉献。但就读者层面而言，特别是青年读者，往往更偏好侦查过程的曲折、惊险，在阅读心理上更敬佩刑警的机智勇敢，而对其精神内涵有所淡化，理解不深。近年来，有几部直接描写公安机关基层民警尽职履责事迹的长篇小说，因此而给我们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如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局李春良的《女子中队》、江西省景德镇市公安局刘庆玉的“警察三部曲”(《社区女警队》、《英烈后代》、《退休警官》)、天津铁路公安处李晓重的《驻站》、天津市公安局张国庆的《火焰》，等等。
我们举李晓重的《驻站》为例。驻站，是铁路公安机关独有的工作，指在偏远地区的四等小车站，派驻民警维护车站和铁路线的治安。可想而知，一名民警，孤身驻扎在寂寞的深山小站，为保证通行列车的安全，有多少繁重的工作要做。李晓重用他一贯平和而略带幽默的叙述，描绘出一个普通的驻站民警的工作状态和心路历程，也真实地反映出他与铁路沿线的村民们，从互不理解互不信任，到亲如一家紧密合作，共同守护铁路动脉的感人故事。在《驻站》中，没有惊心动魄的大案，只有铁路沿线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小纠纷、小故事，却真实可信地展现出了一个普通民警抛家舍业的牺牲奉献和尽职尽责。
在为《驻站》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评论界给予作品很高的评价。评论家们指出：“这篇小说看似写了这么一个小人物，实际上写的是我们当下社会真实的境遇和真实的精神”。“《驻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部小说，随着故事的发展，随着主人公的成长，境界是慢慢升华的，慢慢得到提高的，给了读者一种净化心灵的作用”。有评论家在发言中还就此提出了“温暖现实主义”的定义，充分肯定《驻站》“写出了人间的正能量，写的是人间正气，写的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
评论界表示，就《驻站》的出现，而对公安文学的整体状态有了新的认识。有评论直接指出：“这部作品的意义代表着当下公安文学整体上的进步”。更有评论家一针见血地说：“公安作家写公安作品有天然的优势，这是许多公安以外的作家无法比拟的。警察写公安有骨子里的那股劲，这种劲是与生俱来的，是多年磨炼出来的”。李晓重自己则说：“是一名普通民警的魅力感染了我。真诚真挚，用心用情，发自内心地爱恋着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这种魅力换来的十倍、百倍的真情回馈和历久弥坚的深情厚意”。
从公安文学的发展历史轨迹看，直接以公安民警坚守职责、牺牲奉献为主题的作品应该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今天我休息》，传承至今，但是却是在近几年才逐渐形成规模并确立了其主要的艺术形态。特别是小说作品佳作颇出，这于公安文学内涵的愈加丰富有关，更与公安机关“服务人民”理念的深入与完善有关。如果说，忠诚与荣誉构成了警察职业的崇高精神支撑，忠实履行职责，热诚服务为民，甘心牺牲奉献，就是人民警察必然的行为表现，也是人民警察的职业素养与职业精神。
行文到此，赘述一句。最近得知，重庆市公安老作家但远军刚刚完成了题为《浩荡警魂》的百万字长篇小说三部曲。这部作品竟是他大多在日夜执勤的警车上用手机敲出来的。他说：“一生的梦想，就是多写几部书，多留点作品给警营和读者”。
这也是一种职责和奉献，是公安作家对职业的执念。
编辑：刘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