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专栏（一）
作者简介：张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作协第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公安文学的创作、评论与组织工作。
忠诚与荣誉
——公安小说创作刍议之一
以某种职业框定和研究文学，必然会引起一些争议。有理论家就认为，文学所要表现和传达的，是社会生活中呈现的人性与情感，是人类所共通的一种特质。职业不过是特定人物的一种表象，是他或她身份上的一种符号。简而言之，职业不是文学所应关注的事情，起码不应该是关注的重点。有人还举例说明，如爱情，工人阶级的爱情与知识分子的爱情不是一样感人的吗?这之间也许有些许行为差异，但这种差异微小到不足以说明什么，并不影响爱情的本质。
其实这种看法是颇为片面且肤浅的。因为工人阶级的爱情与知识分子的爱情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微小的，特别是当我们以文学的视角来观察时，会发现它们是足以表现出某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巨大差别的。而观察和描拓这种差异，却正是文学的功能与乐趣之所在。职业其实于人来说，是个体对社会的体验角度与过程，是对自身性格的强制塑造与改变，说的更严重些，职业是对人生命运一种潜移默化的导引与牵制。从职业的角度研究文学，特别是研究小说创作，其实是很有意味的一件事情。甚至可以说，这不仅是在研究文学，更是在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和人性。
特别是一些与社会整体发展与稳定息息相关的特殊职业，本身具备的某种强制性与艰巨性，使其与从事这个职业的个体之间在思想上、心理上、体质上、生活上的碰撞与融合，往往会给个体带来一种碾压式的拘束感和责任感，进而由此而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沉重的荣誉感。这种感觉，也许非本职业的从业者不能深刻体会。
勿容置疑，笔者在此指的是军旅、警察、国家安全、紧急救援等特殊职业。这些职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甚至不能简单用“职业”一词来加以形容和概括，它们比任何职业都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有更深、更紧的联系。如果说，在一种语境中，我们可以把任何职业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对于许多职业而言，这种联系更像是对其从业者的一种精神鼓励。而上述我们提到的这些职业，他们却是真正地站在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第一线上的。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言行，甚至他们的存在，都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曾有专家在研究这种血肉联系的文化内涵时，把这些“职业”重新定位为“战线”，认为这些职业中所形成的文化特性，是“具有英雄文化、法治文化、廉政文化精神特质和剑胆琴心独特艺术魅力的战线文化”。这种说法固然有其不足，但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总而言之，从职业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某种研究，特别是就上述几种重要职业的文学表述进行深入探讨，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近年来，公安文学蓬勃发展，作家和作品层出不穷，身着警服的创作者，已俨然成为一支具有创作实力的队伍，特别是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成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矩阵中不可或缺的品种，亦已成为今天我们从职业的角度研究文学创作的范本。
2022年初，著名公安作家武和平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新作《铸剑》。这是他继2006年推出《掩盖》，2007年推出《污点》之后，时隔15年创作出的又一部力作。武和平自己在谈到这部新作的创作初衷时说道：“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为警察画张像，讲一讲在警营中习空见惯、在社会上鲜为人知的故事。从而让读者走入警察的内心深处，近距离地了解这个神秘职业群体的真实生活样态”。
武和平是从公安基层走出的优秀作家，亦曾是一名杰出的公安领导干部。他在时任河南省开封市公安局长时曾指挥侦破轰动全国的“九一八”文物盗窃大案，后又多年从事公安宣传文化领导工作。他的创作感言，非常典型地勾勒出像他这样的公安作家的思想脉络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公安职业情结。
《铸剑》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两代警察之间，凸显的寓意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出版部门将此书定义为“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有评论则称此书为“警界的《人世间》”。其中传达出的，是在时间漫长的纵向进程中，一种强烈的职业行为对人生的塑造意味，字里行间是满满的警察情结，是以警察的视角对人间百态的观察与思考。有人说，《铸剑》是武和平的自传，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这种说法不管准确与否，书中人物的情感脉络与生活历程，和作者自己的经历与感悟有着高度的契合，确是非常鲜明的事实。
武和平和他的小说创作，印证着我们的论点。职业，特别是警察这种具有强大冲击力的职业，对人的塑造、改变甚至可能是扭曲，都是显而易见的。警察职业在每一个警察身上，在每一个身着警服的文字工作者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印记也必然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之中。
而这种印记的关键词，首先就是忠诚与荣誉。
有句流传甚广的格言说：“强烈的信仰会赢得坚强的人，然后又使他们更坚强”。就职业而言，似乎每个职业都会有其可上升为信仰的规矩与底线，但不会有任何一个职业，甚至包括军旅，能如警察这样，需要在和平时期时刻保持“强烈的信仰”，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每时每刻面对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需要。而且，很多时候这种需要是迫切的、重要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当这种需要强烈的责任意识才能胜任的工作，密集地、沉重地摆在警察职业的从业者面前时，每一个人都不能不变得更坚强。这就是职业对人的塑造，这就是警察职业给人的精神、思想、体能、智力所带来的全方位的冲击和重塑。
这种工作状态首先锻炼出的品质就是忠诚。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法律，是人民警察最基本的素质要求，是他们的行动准则。这种绝对化的忠诚，其实必然会与从业者自己的个人需求时时产生某些矛盾甚至冲突。这样的事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也在公安题材小说作品中频频读到。爱与恨，情与法，国与家，都在警察的精神层面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甚至有时是伤痛。而这样的伤痛，能够使之有所缓解或弥补的，只有这种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职业带来的同样强烈的荣誉感。
关于荣誉，一般有两种解释。狭义的，指社会组织给予的一种积极评价，或称一定社会或集团对人们履行社会义务的道德行为的肯定和褒奖;广义的，用百度百科的解释说，指由于成就和地位而得到广为流传的名誉和尊荣。就警察职业而言，狭义的荣誉当然不少，公安机关有着完善的奖励制度，是凝聚警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和措施。而从广义上说，党和政府的肯定，人民群众的褒奖，社会爱警拥警氛围的形成，才是警察荣誉感的真正成因。因为这一切，可以说是警察群体的牺牲奉献所赢得的。在长期沉重的工作压力下，在诸多复杂艰难的社会现象面前，经过长期的磨砺，公安机关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明确的集体荣誉观，这种荣誉观已经固化，已经融化在每一名人民警察的血液之中，催生着他们越来越自觉的行动，塑造出他们有别于其它职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从武和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寻找到这种荣誉感形成的轨迹。同样，忠诚与荣誉，我们可以在更多的公安题材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中看到或感受到。特别是职业身份本就是人民警察的作者们，对忠诚与荣誉的展现已经是他们创作生命里的一种自觉。
我们可以再举两位中青年公安作家的作品为例。
吕铮，41岁，自警察院校毕业后进北京市公安机关工作，已经从警20年。他长期工作在经济犯罪侦查一线，曾侦破过多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犯罪案件，甚至跨国犯罪案件。荣立过个人一等功、三等功，并荣获优秀共产党员、廉政标兵等荣誉称号。看以上简历，吕铮近乎是个标准的、完美的优秀人民警察，他的生活轨迹从来没有偏离过公安工作这条主线。而吕铮的文学创作，始于2003年，他以惊人的创作精力，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至今已创作出公安题材长篇小说17部，其中多部作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吕铮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影视文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理事。作品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并获北京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吕铮的17部长篇小说，全部是公安题材，内容几乎涵盖了公安机关的所有警种，生动而准确地展现了各警种警察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状态，表现出他们在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和复杂的社会矛盾时，坚守信念、恪尽职守、无惧无畏、牺牲奉献的高尚品质和职业操守，在字里行间展示出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展示出他们强烈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
于吕铮而言，这种创作上非常明确的追求，显然来自于他的生活经历，来自他的公安工作实践。而不辞辛苦，牺牲宝贵的业余时间，甚至写到了视网膜脱落的危险状态，显然是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支撑着他。吕铮曾经回忆自己当年参加工作后办的第一起案件，“搞了近半年，费了半天劲才把人抓进看守所。例行体检时法医匆匆进来跟我说，这个男性犯罪嫌疑人是女的。当时我就天旋地转了”。原来，这个犯罪嫌疑人已经女扮男装行骗七年之久。这样的奇葩故事，只有警察职业能够碰到。吕铮透露，曾有一个记者私下找到他，想用一万元酬劳换取案件细节去写纪实文学，被吕铮拒绝了，“可是他给我植下了一颗种子，他能写，我能不能写?”“那是一个天赐的小说题材，生活让我第一次觉得它远远高于你的编造能力”。
吕铮在谈到自己的职业的时候，对警察职业有这样的形容：“警察是一个把人生高度浓缩的职业，你看着它是一包糖，但它比一般的糖甜，因为它积累压缩了大量别人没有经历的事。我们一年经历的事，可能是别人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这样的职业特点，这样的从业经历，让吕铮的文学创作有着明显与众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不仅仅是创作素材的极其丰富，而这正是诸多其它行业作家或专业作家所羡慕不已的。而职业本身对作者思想层面上的各种影响，才是警察职业有别于其它职业最显著的特征。
假设吕铮没有参加公安工作，没有在第一次办案时碰到那样奇葩的犯罪嫌疑人，没有在20年的从警生涯中面对近千名的审查对象，没有经历境外抓捕的惊险历程，他能不能写出17部精彩的公安题材长篇小说?这显然是明知故问了。警察职业带给吕铮的，首先是对社会和人性的更深刻的认知;接着，是情感上的起伏和思维层面的深入。吕铮是个爱思考的人，职业生涯给他的思考提供了太多的问题和太多的例证。有许多案件，是吕铮终身难以忘却的。他审问过一位60多岁的大学教授，对方的经验、学识、涵养让吕铮“恍然”。他也审问过一位来北京打拼的中年人，对方哭着告诉吕铮，在北京呆了十年，从没觉得这里属于自己。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的甜酸苦辣，这些丰富的素材提供给吕铮的，不仅仅是小说，更是人生阅历，是对人性的洞察。
在这样的思考基础上，吕铮的认识自然随之提升，责任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对警察职业的认同和热爱，对这个神圣职业所具有的价值观的高度忠诚，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样形成的个人价值体系和集体荣誉感，使吕铮不仅成为一名优秀作家，也成为一名优秀人民警察。吕铮走过的道路，其实是众多人民警察走过的道路，也是众多公安作家所走过的道路。
这样坚实的思想根基，必然催生出吕铮对文学的热爱。这种热爱也许是一种隐藏的天赋，但警察职业显然为之浇灌了生命的泉水。唤醒，激活，点燃……这类词汇都可以用以形容吕铮走上文学之路的过程，而一切的源头就是那一身藏蓝色的警服。吕铮说：我的写作，就像“在一线办案，领导交给我一个特别难的案子，那我会特别开心，特别有挑战欲。你要能把别人觉得艰难的事情，做成自己特别喜欢的事，这就特别幸福了”。
翻阅吕铮的每一部作品，你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如果你并不认识吕铮，那么你也能很快判断出这个作者是警察。故事的架构，人物的动作，情感的流露，都有着一种浓郁的警察味道，有着一种鲜明而坚定的正义感。经过多年创作的磨炼，吕铮已经是在自觉地追求着这种感觉。和另一名作者合作将他的长篇小说《三叉戟》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他坚持在每一集完成后要再磨一遍台词，要“努力使用公安系统的独特语言去说话”。他已经把作品的精神追求和其艺术特征完美结合起来了。
在吕铮的作品中，有好几部是从老警察的视角切入，去展现公安工作状态的。《赎罪无门》写了一个患癌症的老警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决心重新去找寻当年悬案的结果;《名提》展示了一名老预审员的心路历程，“贯穿在自己的种种预审经历中”;《三叉戟》更是将三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放在一起案件之中，让他们碰撞、交融、升华。作为一名八零后作家，却有意识地选择这样的题材，其实和武和平的《铸剑》有着异曲同工的内涵。职业精神是需要传承的，在职业精神塑造下形成的职业状态也需要传承。老警察是公安作家们笔下的一个符号，它标志着公安作家们对自己职业的高度认同，标志着一种特定的公安精神的传宗接代与生生不息。
同样的轨迹，同样的追求，我们也可以在另一位警察作家身上找到。
李晓重，天津市铁路公安处民警。从武警部队退役后即进公安机关，一直战斗在基层铁路公安系统，从事过乘警、治安警、刑警等工作。他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理事、中国铁路文联全委会委员、天津市和平区作协副主席。
李晓重的创作和吕铮略有不同，他涉猎较广，创作过话剧、儿童剧、影视作品及戏剧小品等，其中不少作品都广受好评，如电影《纵横千里之铁凤凰》曾获得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但他创作的主要体裁，或称主攻方向，仍然是公安题材长篇小说，至今已出版五部作品，2022年的新作《警卫》，一经在刊物发表即引发了诸多评论。
《警卫》这个标题，鲜明地标志出了作品的某种特定性和独特性，故事紧紧围绕铁路公安系统所承担的路线警卫任务展开，其中的职业政治意义显而易见。
警卫工作是公安机关所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说警察职业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息息相关，警卫工作大概就是最直接最具体的关联点。警卫工作事无巨细，责任重大，历来是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的工作。铁路公安机关承担的警卫任务，更具特殊性，因为他们负责的是重要领导和贵宾所乘坐的列车运行沿线的安全。千里铁路线，沿途情况复杂多样，警卫方式也必须随之细化安排，这之间的艰巨与劳苦，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而在李晓重的小说中，警卫不仅是具象的工作任务，更像是一个寓意深刻的符号，标志并规定出了他的主人公们的行为准则。号称“平海六骏”的六位铁路警察，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且个性鲜明，却被多年前一起失败的案件搞得心灰意冷，甚至有人已经转行离开刑警队伍。但是，当一起重要警卫任务中出了纰漏，列车遭到飞石袭击，立刻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他们重新聚到了一起。经过艰难的努力，他们最终侦破了列车被袭案件，并让多年前的旧案也水落石出。《警卫》，堪称是人民警察忠诚与荣誉的现实写真版，用形象而生动的故事与人物很好诠释了人民警察职业价值观的内涵。
李晓重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道：“这些作品的创作灵感和精神源泉，绝大部分来自于我从事的这个职业。这个职业给我的精神感召是忠诚忠勇，任劳任怨，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当我带着这个职业赋予自己的精神支持，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时，便自觉地开始了工匠的旅程。那就是坚定执着的信念和信仰，耐心专注的精益求精，甘于寂寞地享受孤独和无法回避的英雄血脉的传承”。
更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李晓重的创作风格与吕铮略有不同，如果说吕铮更偏于沉重而倔强，那么李晓重似乎更乐观而轻松。有评论说李晓重：“作者在快乐地写字，这种快乐写字的态度是以往任何一部小说都不曾给我的感受，我爱这种感受，所以我快乐地接下了作者送上的快乐”。李晓重自己则说：“我平缓而又平和地写着当下的故事，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从未想过急功近利，也没有拼命想证明什么。我愿意保持这个状态，一直写到写不动为止”。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其实说明的是公安作家们已经在价值观基本一致的前提下，自觉地注意到了文学的艺术性和独特性。他们在有意识地摸索和尝试着确立各自的个人艺术风格。
在反对从职业的角度切入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观点中，其实更深层的意思是对文学是否要反映社会政治意义而执某种岐义，只不过或不愿明说或不敢明说而已。在某些人看来，职业文学(我们姑且使用这样一个名称)，注定是会肤浅地、简单地去描写以职业为样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这便会使文学对人性的探索变得弱化了，特别是如警察、军旅这样的“职业”，人性会淹没在职业的悲壮之中，甚至成为某种政治口号的图解品。这样的思维，其实才是对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持着片面而肤浅的认识，也是对职业本身蕴藏着的社会意义和人性意义缺乏深刻的了解。诚然，曾经有一段时间，职业文学作者迷茫于时代的变化，在转型突破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忽视了文学的本真，创作出一批粗糙、浅显的所谓作品，但是，一但他们寻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焕发出的创作热情与灵感，迅速地让他们成长并逐渐成熟。从公安文学的发展脉络看，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窥现这样的过程。今天的公安作家们，早已从改革开放初期那些热情而迷茫的岁月里摆脱出来，开创了警察职业文学事业的新天新地。
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特别是在今天的新时代中，社会分工日趋明确而细化，职业的某种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区别也日见明确。它们之间的隔离与联系，也更加错综复杂。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现象。任何职业在从业者的生活和思想中，都会留下一种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的痛和非痛，都渗透在人的本性之中，都会对一个个体的人性塑造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不以人的所谓意愿为转移，重视这种职业对人性的影响和塑造，并由此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是文学工作者的一种社会责任。
我们简要分析吕铮和李晓重的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所遵循的思想脉络，他们创作的基础、路径和技巧，都与他们的职业密不可分，都突出着忠诚与荣誉的主题。这是警察职业灵魂般的核心要素，也是公安题材小说，乃至整个公安文学领域的核心要素。在当下的公安题材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精神的文学再现。诸多公安作家都在以火热的激情重复着他们所坚守的信念。近些年来，这样的优秀作品不胜枚举。仅以长篇小说为例，如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宗利华的《越跑越追》(从书名就能读出一种职业性的顽强)、内蒙铁路公安处贾文成的《浮尘》、北京市公安局胡金岚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在这里无疑是一种庄重的符号)、天津市公安局张国庆的《火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程琳的《人民警察》、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舒中民的《英雄简史》、江苏省公安厅韩青辰的《因为爸爸》，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李晓平的《测谎师》，等等。此外，还有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张驰、湖南省石门县公安局刘少一、黑龙江铁路公安处贾新城、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孙学军、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葛波、北京市公安局张军、河北省大厂县公安局崔楸立……这许多同志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也都在字里行间闪烁出一种信仰的光辉。
优秀作品，举不胜举。风格虽然各异，故事也丰富多彩，但其表达出的思想内涵，却有相当的一致性。忠诚，荣誉，始终是公安作家们的创作主题，更是他们在长期的公安工作中磨砺出的价值取向。警察这个光荣而又特殊的职业，是他们创作的生活源泉，也是他们自身生活准则的坚实基础。
既然有职业，就个体来说，就可能会有职业的变更，警察职业也不例外。但有意思的是，警察职业的精神外溢现象十分突出。有句职业内的俗话说：一日干公安，终生是警察。固化的精神信念往往会深化为一个人终身的信仰，成为其生活生命的最高准则，哪怕他因故脱去了警服。公安文学的创作者们也是如此。曾经当过刑警的优秀女作家胡金岚，现在是一名专业影视编剧，但她的主要作品仍然是不变的公安题材。前不久，作家葛辉长篇小说《警察与小偷》作品研讨会召开，小说受到了高度的评价，有评论认为：“它是中国公安法治文学的经验书写，在丰富和发展公安法治文学方面有着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葛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是一名公安基层领导干部，后被组织安排调出公安机关到另一重要岗位任职。但他的“经验书写”，无疑是他多年警察职业的积累和喷发。葛辉的创作，也再一次证明了职业价值体系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更证明了其在人性塑造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由此可见，我们对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研究，不能脱离警察职业自身特性的基本点，我们只能在公安这面旗帜之下，探寻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展现出的精神层面。
编辑：刘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