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根治抄袭还有多远？

　　日前，由作家庄羽发起的“反剽窃基金”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上正式公布了该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有关情况。管委会的成立，意味着“反剽窃基金”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的层面。

　　“反剽窃基金”的设立，缘起于2020年底众多影视从业者联名抵制有抄袭劣迹的郭敬明、于正上综艺节目当导师事件。事后，郭敬明正式为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原创作品《圈里圈外》公开道歉，庄羽则提议用两部作品的收益成立反剽窃基金，以帮助原创作者维权，二人达成一致。今年3月，“反剽窃基金管委会”正式成立。

　　据悉，管委会5名成员除庄羽本人外，还包括来自法律、版权、媒体、公益组织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管委会工作职责包括：听取社会意见，建立沟通渠道；完善制度建设，监督资金使用；规划公益项目，搭建合作网络；链接社会资源，提升公众参与。总体而言，即集结社会各界力量，为反剽窃、撑原创搭建维权平台，从资金、舆论及专业领域等多个方面给予维权者更多具体支持。

　　事实上，抄袭剽窃的话题近几年来屡屡登上热搜。除了2014年琼瑶诉于正电视剧作品《宫锁连城》抄袭剧本《梅花烙》，被法院认定侵权成立等少数案例之外，许多抄袭风波往往在质疑和斥责声中不了了之。近年来，类似“融梗”“洗稿”等疑似“新型剽窃”的不良风气在网络文学和自媒体推送中大行其道，也为界定和打击抄袭行为带来了新的挑战。

　　众所周知，原创作品最具有价值的是核心构思。在网络文学大量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背景下，窃取其他作品的核心构思进行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便成为一种获利空间巨大、逃避法律监管的“灰色操作”。部分受众对网络文学影视化的热捧，加上商业资本助推，也在无形之中加深了这一领域潜在的抄袭隐患。

　　抛开维权成本不谈，向平台或司法机关证明他人抄袭，对原创作者来说就并非易事。目前，经过理论提炼与实践检验，“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逐渐为多国公认，即“法律保护表达方式，不保护思想”。国际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版权的保护范畴应该延及表达方式，不延及思想、程序、操作方式或数字概念本身。然而，对于一部文艺作品而言，“表达方式”和“思想”该如何区分？两部作品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类似，剧情和人设细节不同，究竟是“表达方式”层面的“雷同”，还是“思想”层面的“巧合”？这些都是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疑点、难点。

　　而我国《著作权法》明文规定剽窃是侵权行为，对受该法保护的作品提出了“独创性”要求，但在如何界定剽窃行为上，给了判断者很大的裁量空间，导致不同案例面临的认定标准及结果仍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目前很多案例仍在适用“相似内容占比”的简单判断标准，也即存在侵权争议的部分占全部篇幅的比例，但放在文艺创作上，这种评判方式容易落入机械化的窠臼：假设一篇数十万字的小说中有几万字内容与他人作品高度雷同，若仅是因为“占比”达不到界定标准，便不能被认定是抄袭，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方面，不少维权案例均是经由网络舆论发酵获得足够重视，这显示出大众的原创意识日渐增强，舆论监督作为治理抄袭乱象的“软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前青海省美协主席王筱丽被曝涉嫌抄袭一事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当事人后公开致歉并被停职检查，便是其中一例。

　　不仅如此，从去年底影视从业者联名抵制抄袭行为，到100多位网络文学作者联合发出《提升网络文学创作质量倡议书》，呼吁业界恪守职业道德，克服功利心态，抵制侵权，反对抄袭，这些事例都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加强行业自律是一个行业发展成熟的标志和必然要求，强化社会责任感，积极弘扬正能量，营造风清气正的创作环境，是繁荣文艺创作的迫切需求和重要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底出台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及相关推进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意见》中提出的要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等内容，更是备受关注。这些措施再次让人看到，保护知识产权是一项牵涉广泛、浩大繁复的系统工程，需要司法、执法、行政、行业、媒体等社会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与时俱进地不断更新保护理念及具体举措，包括吸纳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协助参与，更有赖于知识产权意识的深入人心，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起一个尊重创意、守护原创、倡导诚实守信的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治理新格局。

　　文艺创作领域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所有故事的母题已经被莎士比亚戏剧穷尽”。但事实证明，我们并不缺乏优质的原创作品，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现实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庄羽发起“反剽窃基金”初衷值得肯定，后续操作实效还有待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让原创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维护，大幅提升抄袭剽窃行为的侵权成本，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创作上的不正之风，为繁荣文艺创作、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撑。艺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