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两种范式

　　作者：李双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当今世界，如何科学认识和评判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重温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思想。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关键议题，但在不同时期，马克思采取了不同范式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在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代表的早期思想中，主要呈现为道德批判范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后，逐步转向为历史批判范式，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对人的发展状况的描述将两种范式统一了起来。

　　道德批判范式的内涵

　　道德批判范式立足“应然”，为人类社会发展设定一个理想性道德，以此作为现实社会的标准，将不合于这种理想性道德的现实社会理解为对标准的偏离，通过揭示这种偏离来论证现实社会的不合理，进而提出改造不合理社会的方向就是向理想的复归。

　　马克思集中论述道德批判范式主要是在《手稿》中。他从“当前的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他以异化劳动为理论框架，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阐释了道德批判范式。在阐述中，马克思大量借用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话语作为论证资源，他从费尔巴哈那里借用了“人的本质”“类本质”“类生活”等道德批判话语。以费尔巴哈哲学话语为立论基础，马克思设定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据此，马克思将现实世界中工人阶级的异化生存状态与这种理想性假定相对照。他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存在“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劳动出现异化，异化劳动削弱了劳动的自由自觉性，“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现实的人及其劳动已经偏离了理想性的“类本质”。根据对“类本质”的设定，马克思认为“应该”改变异化生存状态，而这种改变方式就是扬弃，改变的目标是社会成员摆脱异化，成为“真正的人”，成为符合“类本质”的人，即达至向理想性本质的复归。能实现这种状态的社会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偏离了人的理想性本质，要实现人向合乎人性的复归，就需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历史批判范式的内涵

　　历史批判范式立足“规律”，它立足于客观性原则，剖析现实社会，力图客观描述社会产生、运行和灭亡的情况，揭示现实社会的固有矛盾和内在规律，认为社会发展是在社会内在固有矛盾和规律作用下的自然展开过程，要根据这种自然展开过程去认识和改变现实社会。

　　在《形态》中，马克思认识到将费尔巴哈哲学话语作为论证资源的缺陷，他开始使用“感性活动”“物质生活条件”“交往形式”“现实的生产过程”等历史批判话语。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揭开了现实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矛盾和一般规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当交往形式和生产力发展出现矛盾时，人们就会通过改革、革命等方式突破现有交往形式，并实现交往形式的更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用大众化语言解释了历史批判范式。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生存得以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生存条件被剥夺，当被统治阶级全部消亡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无人可被统治和剥削的情况，统治阶级也自然消亡，这时，社会就走向了崩溃。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并不是道德批判所设定的存在与本质的矛盾，而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工人阶级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缺乏消费能力，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无法正常运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用学理化语言全面完整地论述了历史批判范式。他进一步分析了工人缺乏消费能力的原因。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而这必将表现为生产不断扩大和消费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因为，一方面，由于生产的社会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全社会的生产不断扩大，经济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及产品归属资本家，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购买力下降，消费不足。这样就出现了严重阶级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将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始终，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历史批判范式与道德批判范式的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通过对历史批判范式的深入系统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从对其不人道的揭露转向对其运行机制的揭示，这是对道德批判范式的超越。当然，道德批判范式和历史批判范式并非对立，在马克思转向历史批判范式之后，道德批判范式也并不是完全消失，只是，此时的道德批判范式已经科学化，也就是站在历史规律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现象。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发展状况的描述将两种范式统一了起来。根据人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依次要经历“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其中“物的依赖”社会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既是不道德的（物的依赖），又具有历史暂时性，将必然灭亡（只具有“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价值）。一方面，从道德批判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是“物的依赖”阶段，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保障人的权利，而是为了资本增殖，结果就是随着物的增值出现人的贬值。不过，马克思认为这种不道德具有客观性，人的贬值的存在和消亡都是“自然历史过程”。可见，这时的道德批判范式也是历史批判范式，马克思是从历史批判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道性，是从历史规律的角度去认识人的贬值的产生和解决。另一方面，从历史批判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具有历史暂时性。这种创造条件具体体现为：首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未来社会创造物质条件。资本主义虽然不道德，但是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其次，促进人的发展，有利于为未来社会创造全面发展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最后，促进新社会因素的产生，为未来社会创造生产关系因素。工人阶级并不是唯意志论，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从这三个方面“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就在于“创造条件”，它只是暂时的，处在“旧的正在崩溃”之中。可见，马克思的历史批判范式也是道德批判范式，他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处在“旧的正在崩溃”中。

　　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出现过历史批判和道德批判两种范式，这两种范式并不矛盾，历史批判范式是更高水平的道德批判范式，两者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道德批判，也是历史批判，我们今天仍然要坚持用两种范式去科学认识和评判资本主义制度。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