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拓和深化

　　作者：聂锦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拓和深化是标志性的成就之一。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园地，尽管苏联和东德学者使用过“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等概念，但是，是中国学者明确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方向。黄枬森、庄福龄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主持编写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而新一代学者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推出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也展示了这一领域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

　　熟悉经典原著和思想发展史是掌握、理解基本原理的前提

　　学习、研读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是深入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条件和重要途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那么更进一步则可以认为，经典著作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

　　然而，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史”“论”“著”三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易事。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人，包括为数不少的理论工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是学习原理教科书。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这当然是一条“便捷途径”，而且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效果。但是，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复杂内涵和深广意蕴，仅靠原理教科书却是不够的。原理教科书抽象的概括和表述方式由于省略了对很多思想观点演变过程和曲折论证环节的梳理与分析，很容易将基本原理概念化、条块化乃至一定程度的简单化。而如果回到经典著作，回到历史序列之中，情形就会大大改观。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阐释必须要以熟悉经典原著和弄通思想发展史为前提。正因为如此，196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直接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成立了外国哲学研究所。这些专业机构的建立对于经典原著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也为突破原理研究的瓶颈提供了新思路。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在黄枬森教授领导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料编译室的研究人员展开了对包括列宁《哲学笔记》在内的经典原著的研究。从手稿编排、内容解读到体系勾勒，把对经典作家复杂思想的诠释奠基于文本研究基础之上，先后凝结为《〈哲学笔记〉注释》《〈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开拓和奠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1979年10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成立（1988年更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1981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1984年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出版，在此基础上，黄枬森等主编了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于1987年出版。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开辟，在世界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983年，作为我国“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科研重点项目之一，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编写工作正式起步，1986年又将其列入“七五计划”。在黄枬森、庄福龄、林利教授领导下，由全国57位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参与，通过多年努力，于1996年共同完成了这一宏大工程，成为这一学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奠基性成果。这套规模达410万字的丛书，遵循历史发展的线索，通过对时代背景的梳理与经典著作的分析，分别梳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和中国的传播与演进，以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情况和嬗变过程，从总体上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萌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并且结合当代社会和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探讨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原像背后的现实价值，以加深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精神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编写者根据当时马克思主义著述的编译状况和文献条件，力图对重要的哲学著作及其观点都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反对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

　　二十一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三个生长点

　　实践发展无止境，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会停下脚步。21世纪以来，在八卷本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不断开拓和深化，特别是在开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和追踪国外马克思主义动态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呈现出无限活力和勃勃生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到新的高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特征。伴随着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及时而自觉地对这些成果的基本观点、理论体系和哲学基础，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哲学贡献都作出概括和提炼。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编写的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吸收党的理论成果、充实具体内容方面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成果突出体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中。随着国际上最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大量新资料的刊发，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列宁选集》和《列宁全集》新版本陆续出版，完整地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曲折过程和各个阶段性细节，提供了客观、完整而深入地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条件，也把更加深入的文本解读、思想阐述任务摆在研究者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文本解读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格局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路向。经过近年来学者们的努力，涌现出一批成果，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之外，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引人注目。不仅传统的由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直至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得到深化，学者们还对过去研究较为薄弱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力图以现代西方哲学派别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的各种思潮给予了关注，更密切跟踪“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动态，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多重境遇和表现形态。

　　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对研究者知识、素养、能力的极大挑战；融文本与思想、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展开思考，是进行这项研究的内在要求。可以预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拓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必将在以往奠定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进步，更好地谱写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