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利华：文化要赢得尊敬，就必须要有技术含量
【名家话文化】
文化要赢得尊敬，就必须要有技术含量
——专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谭利华
作者：孙满桃 张悦鑫
谭利华， 1955年10月出生， 汉族， 中共党员。作为对中国乐坛有重要影响的指挥家，谭利华曾指挥中囯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等中国主要乐团。谭利华曾担任北京交响乐团团长、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达26年，同时还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是首批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席，获得中宣部、中国文联授予的“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家”、文化部优秀专家，获中国金唱片奖。
谭利华多年以来大力倡导积极推动中国当代交响乐作品的创作与演出，数十位中国作曲家的百余部新作品是由谭大师指挥首演的。此外，他还将欧洲作曲家的许多重要作品介绍给中国听众。2012年徳沃夏克学会、德沃夏克音乐节和德沃夏克家族联合授予谭利华“杰出艺术家”奖，以表彰他在中国首演多部德氏音乐作品的贡献。
记者：作为国内外享誉盛名的指挥家，您是因何与艺术结缘的？在您的艺术人生中，北京这座名城给您怎样的文化滋养？
谭利华：我是50年代的人，60年代的时候，有些人是上山下乡了。我因为有一技之长，就在1970年的时候，进入了军队的文工团。那时候我的街坊有一个留美回来的老知识分子，吹拉弹唱什么都行。我就被他的琴声给吸引了，人也就变得安静了。我现在经常说一个人只有痴迷对某一件事情时，你才能把它做好才能做成功。那时候我就痴迷，我觉得学琴的时候可以不睡觉，一天到晚得练。1970年，部队专业的文工团恢复招生，我就去了济南军区空军文工团。
最近我接受采访，大家都会提到一个问题，怎么走上音乐工作者的道路，怎么成为一个指挥？我就想到当年我的第一位老师，他看到我说，你这孩子反应很灵敏，音乐感也还好。你学指挥吧。我那时候还不到15岁，乐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比我年龄大，更老的有40岁左右，要听一个小孩在那指挥很好玩，但是我启蒙老师齐彦广部长他就坐在那坐镇。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了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当时有最好的老师，那就是我的第二位先生黄晓同。他是可以点石成金的指挥教育家。经过4年的学习，81年开始，我就来到北京开始寻找指挥的工作，算是正宗的“北漂”。经过10年的奋斗，1991年，我成为了北京交响乐团的指挥，副团长、团长。我昨天还在整理简历的时候说，我在北京交响乐团做了26年团长，很长很长了。从1991年一直到2017年，北京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太深刻，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
记者：您一直想建立一支与首都地位相称的交响乐团，那么，您认为首都文化繁荣给乐团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北京的独特魅力体现在哪里？
谭利华：北京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中心，是首都，首都和文化中心是什么概念？如果你出国访问，去维也纳、巴黎、华盛顿、柏林，包括亚洲的东京，会发现发达国家的首都最好的地方肯定是音乐厅或者是歌剧院，还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交响乐团，这是它的一个标配，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标志。
在90年代，我觉得早晚有一天北京交响乐团的水平、地位，应该和维也纳、柏林、纽约一样，我的格言是“做一事，终一生”，所以这些年来，从我上任第一天起，就把建立一支与首都地位相称的、职业的、优秀交响乐团当做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20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此奋斗。
在北京有非常好的平台。什么平台？国家的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国家级的、中央级的。1997年的时候，北京市委就已经在21世纪文化发展战略当中，把京剧院（国粹）、人艺（京味）、北交（文化交流）定为北京市文化发展的重点扶持单位，那年把北京交响乐团和北京京剧院都提升为局级单位，就可见北京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北京文化的发展。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交响乐确确实实它和这个城市、国家、现代文明的这种关系这么近，它体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记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那么，您认为，交响乐如何融汇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该如何平衡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谭利华：交响乐在西方人看来，那是属于他们专属的文化领地。他们认为是他们艺术的桂冠。既然它是西方这么重视的文化领域，我们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什么资源？中国的戏曲，中国的民歌，包括中国的一些最原始的音乐元素，那么中国人要用外国的技术，来表现中国内在的文化，运用西方的作曲技法，把它用交响乐团演奏出来，那是非常震撼和有感染力的。21世纪初，北京交响乐团就开始坚持无论是巡演还是出唱片，一定要有中国的当代交响乐作品，我们要通过自己的音乐作品输出更多中国的文化，让西方了解当代的中国。所以我曾在光明网上也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怎么走、往哪走，带什么走这个问题。
这些年我们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推动、倡导中国交响乐的演出和创作，有了好作品要不断的演出，耳熟能详。在中国演、在国外演。两个渠道：一个是EMI唱片（公司），它是全球发行，是三大古典唱片公司的重要品牌，它的平台会让全世界都知道。另外，我们有国际知名经纪公司经营北交的国际巡演。
我曾率领北京交响乐团从2001年七次欧洲巡演，我都会谈到，我们用什么征服了他们，是用中国音乐征服了他们，还有完美的演绎了西方经典。我选择了两个：上半场必须中国的（作品），下半场一定要有世界经典。中国的（作品）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会，向主流国家、重要城市和主流观众来展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交响音乐创意，因为非常重要。
所以，交响乐本身对中国音乐元素来说它就是个创新。无论是中国民歌改编的也好，中国戏曲改编也好，还是原创作品根据中国元素写的交响音乐，它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就是中国的曲调很简单，无论戏曲、戏剧，还是曲艺，包括它的民歌，让它丰富用什么手法，西方的作曲技法，用庞大的编制完整的交响乐团演奏，那么它产生的那种艺术感染力是震撼的。
记者：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文化开始“走出去”，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在世界舞台“亮相”，您认为目前我国的音乐发展在世界舞台扮演了什么角色？
谭利华：我一直谈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应该要拿出真正是有中国文化底蕴、有技术含量、有艺术感染魅力、震撼力的作品，才能真正赢得尊敬，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通过了那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开幕式让西方所有的人都惊讶：哇！中国这么先进，中国这么强大。在这之前他们总觉着是一种猎奇，还有一种文化歧视。但当我们拿出真正有水准，有文化底蕴和技术含量的作品时，他们是信服的。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人们对喜、怒、哀、乐都会通过音乐来表达出来，这是不用解释的。所以说，音乐的感染力，它是一种超越，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语言。这种成功和赢得的尊敬，是一个中国音乐家感到非常自豪的。
今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70年的变化相当大，尤其是音乐的变化，我们的这几个乐团：中国爱乐、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都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1997、1998和1999年三个团进行改革，像国外最职业的最优秀的乐团那样办，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外国人已经承认我们乐团的水准是一个A级的水准。所以文化要赢得尊敬，就必须要有技术含量，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文化架构像金字塔，塔底是民间的、民俗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塔尖呢，是代表着国家民族最高艺术成就，那叫主流文化，这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它是能够赢得文化尊敬，展示你深刻文化底蕴的东西。
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在世界舞台奏好中国故事，奏响中国声音？
谭利华：文化“走出去”，一个是彰显中国当代创作的水准，另外，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平台，让世界主流社会主流观众群体了解当代的中国，了解我们当代的文化艺术成就。文化“走出去”，怎么走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那么，文化的震撼，文化的感染，文化赢得的尊敬，其实是讲文化的真正内涵。还有它的内涵要通过什么，通过技术含量的手法写作，包括演奏、表演，它才能有感染力，有感染力才能让人念念不忘，才能进入。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的表演艺术家、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在世界很多的音乐舞台交响乐团歌剧院演出赢得尊敬，国际比赛获奖。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是让更多的音乐“走出去”，走什么？要带中国的文化走，建立中国的音乐学派。 我一直在说我们（国家）是一个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文化要和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就是说，我一再谈北京应该和国家相匹配一样。我们的文化应该与我们的经济发展相得益彰，通过宣传、“提炼”、“加工”，把它浓缩出真正的艺术精品。只有成为精品，它才能有感染力。
我马上下个月去法国，就是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指挥法国最优秀的乐团演出，也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彰显国家文化自信。
记者：国家对北京四个定位之一是“全国文化中心”，请您从自身行业角度，谈一谈中国音乐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困境？对此，您有何积极的建议？
谭利华：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文化“走出去”还是缺乏一种自信，缺乏什么自信？我们总是在华人圈里花很多钱，请的是本地的华人，然后去付费看我们这作品。我觉得这样的文化“走出去”是走不出去的，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喜欢你的艺术，尊敬你的时候，他会花钱买票，他花自己的钱，他就要选择买什么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一直总说可以花重金去打开市场，但打开市场和赢得市场是两回事情。
另外，我还要说到艺术家要有责任，要有良心。一个人的才华是有限的，一个人一两年潜心写一个东西和一年写一二十个东西是有区别的。怎么样才能真正出精品？我觉得还是太浮躁，我为什么演古典音乐，在喧嚣浮躁的整个大环境当中，你来音乐厅听一场真正古典的经典音乐会，让你心静，能够瞬间缓冲和清洗一下心灵，它让人的心灵能找到慰藉。老是太浮躁，出精品的可能性不大，成功率也比较低。
像外国的作品，贝多芬的作品250年了，莫扎特的已经300多年，但是他们的作品久演不衰，是什么让人民喜欢，那就是古典艺术的魅力所在。为什么？它具有广泛的人民性，老百姓说了算，这就是时间检验！我总谈到首都的文化发展问题，首都承担着、承载着国家的文化中心的重任。 另外，我认为文化分两类，这是我的观点。一个是娱乐，一类叫陶冶。娱乐是让人开开心心笑，乐一下。陶冶是它要打动人深层内心的东西。所以，陶冶类的文化对一个民族的文明也好，文化提升也好，都非常的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讲的非常实在，我们怎么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向往。幸福生活的向往，包括文化的需求。文化的需求，也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提升。
所以，北京要利用人才济济的优势，充分尊重艺术规律，要多出文艺精品，潜心打造属于首都北京的文化品牌，形成一个强势的文化群体，这样才能不辜负“全国文化中心”这个称谓。
记者：您对首都文化中的创新文化在艺术发展中的作用有哪些建设性的建议？
谭利华：创新文化！ 创新是生命力。戏曲、戏剧、音乐没有创新，它就“死”定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文化有一个变革，就像改革开放一样，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确确实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翻天覆地。中国能在40年的改革开放当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贫穷落后被人家瞧不起挨打的这样的一个穷国、一个农业国家，到现在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有钱了，文化才能真正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赢得尊敬。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我们要真正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尊敬，站立在世界舞台上，它的文化，还有它文化对本国大众人民的影响。这就是文明，它在世界文化进程当中能起到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是重要的一页，永远都不会抹掉的，人们以后会翻这一段历史，中国的文化艺术留下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传世之作？这是必须要创新，还要有科学态度，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一直在谈的问题。艺术它有艺术规律，要遵循艺术规律，要尊重艺术规律。要创新，这个创新是指对艺术的一种认真的态度。为什么海派艺术很受欢迎呢？ 包括梅兰芳是建立梅派，他是从上海开始，我又谈到现代戏当中，海派艺术的这几个戏，像《智取威虎山》、《海港》，包括北京京剧院的《杜娟山》（这部戏的主创和主演都是上海的）都很好的体现了继承和创新，不墨守成规。北京在这个问题上要打破一种观念，要包容和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