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共话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一元化的……”

　　“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

　　“要利用现代化技术建立‘网络’+‘网格’的社区治理平台……”

　　近日，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共话新时代社会治理”座谈会在京召开。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指引，多元建言，多方参与，为新时代社会治理贡献智慧力量。

      优化治理：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为人民幸福计、为长远发展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思路、理念、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精髓是‘三共’和三个‘人人’，即人民群众在在党的领导下共建、共治、共享，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命题，不仅是建设社会实践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这样解读。

　　从治理层面谈，夯实党领导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政治遵循，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抓手。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全局高度，社会治理被赋予重要使命，成为“中国之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十分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这表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一元化的。”张文显这样论述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要加强党的领导。”

　　同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民主协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人民政协正牢牢嵌入国家治理架构之中。“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必须树立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充分发挥专门机构作用，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表示。

　　“在社会治理中提出‘民主协商’是一次重大创新，意味着民主协商将在完善社会治理和提升治理能力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分党组书记、主任沈德咏这样说，“新时代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凝聚作用、协商功能、治理效能，以协商民主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走深走实：在基层实践中探索社会治理的良方

　　深入基层，扎根大地，在基层中实践探索社会治理的良方。在座谈会上，专家学者热烈讨论，“党支部的堡垒作用”与“人才引进”成为乡村治理的两大关键要素。

　　“我的家乡重庆奉节是国家级贫困县，过去基层治理能力薄弱，老百姓的农产品虽然品质好，但是销路差。”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刘红宇回忆起家乡曾经的贫困面貌，仍记忆尤新。

　　如今，当她再次回到家乡调研时，却倍感震撼，“完全可以成为我心目中最美好的乡村治理范本”。这是由于“两委”活跃，力量增强，党支部在当地非常有公信力，“村民既是股东，也是员工，精神面貌、生活环境等有很大改变。”刘红宇介绍。

　　“乡村治理应当将党建引领和法制保障相结合。在之前调研中我们发现，村组织体中党支部能够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时，村庄组织体健全、统一经营，非常有活力。”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教授陈小君发言时表示。

　　乡村要振兴，需要人才和文化。如何破解乡村人才难题?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教授汪世荣从事枫桥经验研究已有十几年，在他看来，枫桥经验的成功愿意之一是公职人员返乡走亲制度，“所有公职人员每个人到出生地所在党支部报道，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

　　“通过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式，让更多有情怀又有能力的人回到乡村。”刘红宇强调。

      科技支撑：互联网赋能智慧乡村智慧社区建设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要重点关注智慧乡村与智慧社区建设，发挥信息技术在政策评估、风险防治、治理决策等方面作用，从依靠经验决策向依靠大数据决策转变。”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表示。

　　如何利用互联网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丁元竹看来，需要从两方面加以认识——

　　“一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社会结构，呈现出网络媒体化和媒体社会化的特点;第二，城乡人口都在普遍使用互联网，中国社会出现城市、农村、信息社会三重社会的交替。”

　　去年，丁元竹在政协提案中建议将宽带作为公共服务向全民服务。“江西的一个乡镇书记告诉我，宽带覆盖村落后，农民从做常规贸易转为做电商，全村经济发展起来。这让我不禁联想，能否将宽带作为发展性公共服务进行推广。”

　　“在把握整体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可以从分层角度看电子政务发展，从网络、数据、政务服务等看到顶层部署在各方协同作用下所取得的成绩。”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汉华指出。

　　建立“网络”+“网格”的社区治理平台，通过互联网与大数据发现问题、制定对策、回应关切、发现矛盾，完成一站式基层服务平台。目前，一些互联网企业着手推进互联网与乡村治理进程。

　　在推动互联网赋能基础上，也要直面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所需要的法治保障。“公共法律服务概念的提出，也是今天社会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拐点。从公共性、公益性的角度，将法制化治理模式拓展到社会治理的多个层面。”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凯指出。

　　“互联网核心解决的问题是整个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决策问题，如何界定权利义务，管理如何向从事互联网经营企业的日常合规建设上转移，如何与刑事处罚相联系。”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延安从法治层面讲述了互联网犯罪的治理问题。

　　利用互联网赋能社会治理，从“刚性治理”到“刚柔相济”，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前景广阔。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既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