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文及其品读模式
读史让人明智。你想知道为什么恰恰是在天子失威、小国林立、霸主争锋的春秋时代，会出现大一统的政治走向？为什么恰恰是在篡弑频仍、吞噬仇杀、战乱交集的东方大地，会有精耕大农业、国家工场产业的巨幅发展？为什么在衰象迭出的鲁国及鲁文化圈内，却能孕育出中华第一支以孔圣人为代表的庞大文化队伍(文士阶层)？为什么华夏文化能与特色各异的西羌文化、东夷文化、戎狄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实现多元向心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心理认同甚至血脉认同？通过品读《春秋》，我们将能破解这一世界性的历史奥秘。
一、史，原指现场的专职记录人；史事，指曾经真实发生的大小事件
《礼记·内则》篇称“五帝有史官”, 这意味着我国进入文明史之初，就有专职人员“史”负责记录首领言行、发布群体的生存信息了；古籍《世本》中说：黄帝的史官“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这意味着中国人早在5000年前就有了明晰的时序概念，能做年，月、日、时的时段划分,并给以相应的甲子命名；虽说这类传说难以确证，但中国人5000年前就有了明晰的时序理念,还能用"土圭"测日影,通过观测日影的移动，进行时空转换,从而作出适时的记录,则是不容置疑的——它是有序记史的先决条件。
到了商代,君王身边便有了巫/史两种文官。“巫”负责事前的占卜以供决策，“史”负责对己知已见的事况做及时记录，以备考查。两者相辅相成，巫史业务由家族传承。今见之《殷墟甲骨卜辞》，就是当年王朝积存的巫史资料。它记录了具体的时、地、人、事，且所记之事有因、有果、有过程，而且及时发布了——可以认为它已经初步具有后人所说的“新闻要素”了。
西周初年，史官有了进一步的分工，叫做“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他们紧随在君王身边，专做现场记录。凡是君卿论议、礼乐征伐、民生产业、祸福灾异、天象人事，均须随时记录；连同诸侯国的重要事况，包括择立国君、娶妃立继、任免公卿之类纯粹的内政事务，也都有义务向周王室请示和向国际社会通报备案——这类"时政要闻"积攒起来，就是西周王朝的宝贵史料，其时新闻性和史料性是一事的两面。【注1; “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此类话首见于《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春秋左氏传》记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等古老制度；而《汉书·艺文志》也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右史记言，左史记事。”又说：“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
当时国家还设有专门的史馆。主持人称太史，专记朝内官员升迁任免者为内史，专记外廷之军政大事者为外史（链及境外通报的事况），专记后宫事务者为女史，另有一批在史馆内奔走服务的小史。可见，史，原是专指为国家记言记事的专门角色;转而指由他们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又转而指根据这些史料整理而成的史书。可以说，新闻先行而后有历史,而史官也就是新闻官了。 【注2：“史”字在《说文》中，与“吏/事”二字属同一部首，音近义通。“史”有现场记事的新闻义项；但自从左丘明、司马迁的“史书”成功问世之后，“史”字的历史义项便被放大了，而原始的新闻义项反而淡化了；而今史与新闻则分道扬镳了。】
春秋时，史官记事，只是做简要的现场记录，通常记事件不记情节。晋太史记下了“赵盾弑其君”一事，齐太史记了“崔杼弑其君” 一事，所记都很简要，但记者责任心极强。齐太史董狐为了及时抢记“崔杼弑其君”的政变事件，自身被杀了；二弟立刻顶上去，又被杀；三弟又顶了上去；时在史馆服役的南史闻讯后，也立刻抓起聿笔，赶赴现场，得知三弟已成功地记下了这一血案，这才退下。看来，当个现场记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由此，史官固有的记实精神得到了强化；而所记"不实"，则成了历史界/新闻界的共通戒律，新闻尤甚。【注3：聿笔，在简牍上刻录文字与符号用的硬笔。繁体字“书、笔、画”皆从“聿”。那时的文字载体是竹简，用聿笔在竹简上书写，操作不易；"记事件不记情节"的简约行文，也就成了春秋时史家的行文惯例。】
历史凝聚着前人的智慧，最能发挥启迪作用，故《春秋》早就是古人用的"教材"了。《国语·晋语》载：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氏习于《春秋》。”《国语·楚语》载：申叔时主张“傅太子”要“教之以《春秋》”。《左·昭二年》载：晋人韩起聘鲁，见到了《春秋》, 很兴奋。这些事都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可见我国史学教育发端得很早。【注4：《春秋》原是当时各国国史的通名，具体如《齐春秋》《鲁春秋》等，其所记恰恰是进入“春秋时代”以前的“诸侯国史”。】
二、《春秋》经文告诉你整整一个时代
上古，未见有人为夏/商/西周王朝写国史，孔子整理《鲁春秋》之后，才有《春秋》经文系统地记录/传递鲁国中期的国家信息与同期眸重太国际信息。《春秋》经文是我国现存的国史之祖。
（一）西周史料匮乏，史实难明。周初裂土封侯，周王室给姬姓子弟、给功臣名将及先贤后裔们颁赠一个“诸侯”名分，封他们一片土地，让他们各自带领一支拓荒团队，去远方进行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早期，仅姬姓王族受封的诸侯就有53家，如鲁虞虢晋、管霍蔡曹、黎蒋雍毛等等。他们一队队从渭水 之浜的故园出发，分赴广袤无边的华夏各地，到人生地不熟的荒远之区去作星云状布点，各自劈石垦壤，独力建邦。这就得和当方土著居民实行“华夷杂处”，争夺水土田林资源，那矛盾与艰辛难以想象；开初地广人稀，诸侯们各自的势力范围或许互不接壤，"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迟早会犬牙交错而引发纷争, 侵夺不休。就这样，经西周四百年的繁衍生息，广大河/渭/伊/洛/汉/汾/淮/济地带，便成了可爱的华夏家园,烟火连接、鸡犬之声相闻了。他们的开拓与经营，奋斗与牺牲，代价不小，意义深远。【注5，分封：周初把土地以及居民分赐给诸侯国。诸侯再分给自己的亲族，叫作卿大夫。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贡，并率领自己的武士和军队，接受周天子的调遣。朝政由卿大夫共同管理。周代同姓不婚，异姓方可通婚，于是同姓诸侯为血亲，异姓诸侯为姻亲；久而久之，亲缘交织，便形成了“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理念。这是古代宗法秩序的社会根基。】
可惜，除周初30年(文武成康-周公召公在世的年代)凭着孔子删定的《尚书·周书》，显得有声有色之外，其后周王室与诸侯们所共享的数百年垦殖史，人们所知的实在太少太少。比如，人们知道：岐山有个召亭，平陸有个茅亭，荥阳有个虢亭，上党有个黎亭……后人只知道那儿依稀存在过某个邦国，但因为它们“没有历史”，各邦各国到底有怎样的建树与磨擦，后人无从了解。从这个角度说，西周数百年之史是沉闷而宁静的；而今安居于华夏家园的后人,满脑子想的只是西周诸侯如何作威作福，又有几人能记得创业先辈的流血流汗呢？
（二）《春秋》经文向后世传递了春秋时代的系统信息。 西周末年,周王室的统御力急速下降，封国间立刻排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喜剧；既有激烈的军事竞合，多变的实力重组，更多的是通关易货、兴灭继绝的相互提携、相互渗透，相互兼併（新的分裂 极为罕见）。典型如五霸，其业绩就很突出：先是郑庄小霸，首开春秋诸侯疏离王室、自主行政的政坛新风；后有齐桓公在管仲辅助下，找到了一条“称霸”之路：在“尊王攘夷”（尊周天子为共主）的旗号下，“不以兵车”，而通过九次“衣裳之会”，动员和凝聚华夏力量. 僖公九年九月，在齐桓公主持下，诸侯们自主地会盟于葵丘,订立公约，其《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奬王室。或闲兹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民,踣其国家。”。这是世界第一道“联合国宣言”，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原诸侯统一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总纲。它提炼并确认了华夏秩序，使之在新时期发挥出凝聚人心的主体作用。齐桓公依此展开了扶弱济穷、兴灭继绝的称霸史。紧随其后，晋文公和他的子孙们，与秦穆公-楚庄王等展开了白热化的争霸斗争，持续两三百年，经过诸如鞌之战、殽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大规模的血拚，使诸夏各方从松散共存逐步走上文化聚合的交融进程。最后，偏居东南的吴/越也相继北上，投入中原的轮番纷争，终于实现了华夏文明对“天下”的全覆蓋。这一切，在《齐春秋》及《晋乘》《楚梼杌》等国史中都有反映，但这些书都佚失了！今天，人们对春秋三百年历史、特別是与鲁12公相关的史实却能知其梗概，首先就得感恩这本《鲁春秋》的存在。它见证了华夏人与蛮夷戎狄各土邦相杂居、相争斗、相消长、相交往、相融合而共臻文明发展的波澜叠兴的历史新潮，它见证了华夏文明超越第一轮分立（≠分裂）动荡的艰难考验而形成华夏共同体的辉煌进程。当然、说到底，春秋史的具体化、具象化，离不开《左传》《国语》《吴越春秋》等史书的贡献。【注6：华夷朵居：人们通常以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是中原周边的居民，其实不尽然。黄河中下游原本也杂居着很多种族，如《春秋》所记：与鲁隐公/齐桓公/晋文公们交手的戎狄蛮夷，并不是从周边打进中原来的“异己”，多是中原固有的土著，只是未尝接受周天子的“正朔”、不甘服从身边诸侯的凌压、节制而已；如“伊洛之戎”“白狄”“赤狄”“莱夷”“九夷”之类。他们中的一部分先后融入了华夏文明共同体，另一部分则分居到四方水草丰茂之区，与当方土著杂居而融合去了。这些不同种族人,当他们的子孙向往中原时，便会重拾古老记忆，打出“我们也是炎黄子孙”的旗号，以赢取逐鹿中原的某种合法性。】
（三）鲁史分三大段，惟"春秋段"有史册详载。鲁，建国于西周初年，都曲阜（商之奄地）。前后计800年，历36位君主,跨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时段。《春秋》只是鲁国的中期史, 它既无早期10朝鲁侯之史，也不及战国9位鲁公之史，唯有中间的“十二公”之史,其首末时限（前723-前468）与春秋时期（前770东迁-前453灭智）大体相当, 故人们借用来命名中国史的这个历史时段。
鲁史第一段。周初，周公让长子伯禽为首任鲁君,把鲁国作为周礼的试验地、周乐的示范区来经营，故其礼乐文史制度是诸侯国中最完备的;遵守伦常秩序成为鲁国社会生活的基调。它从立国之日起，就有自己的专职史官，并设有史馆；而《鲁春秋》作为鲁国内政外交的即时记录，即始于伯禽。但伯禽之后, 历考、炀、幽，厉、献、真、懿、孝、惠诸公，他们是如何当政的，后人则不甚了了，仅从其谥号或可看出：他们最多只是周天子手下一名循规蹈距、无所改创、无所成就的“好诸侯”而已，而炀、幽、厉之流,恐怕连守成也难以做到。当时，鲁是三千诸侯中地位最高、最有代表性的邦国，其历史面貌如此蒙茏，等而下之的宋卫晋郑、齐秦吴楚之类，就不足论了；它们国史的亡佚，也就不奇怪了。。
鲁史第二段。历史到了鲁隐公当政之时（前722--前711），周王室东迁了（前770），新创建的郑国（前764）拉开了春秋大幕。依孔子删削后的《鲁春秋》可知：此时，鲁国的发展颇有起色。在鲁、宋、卫、齐、蔡、陈、许、郑等华夏诸侯邦国中，鲁不失为有影响的带头大哥；其周边的一批微小邦国纪、杞、邹、滕、莒、郯等都认其为宗主，连本土戎人也乐于与其交往，故鲁国常能主导重大国际战略活动。后来，鲁桓公上台，其国际影响力依然很大；常与强势的郑、齐联手左右天下大势。但他是杀害了亲兄鲁隐公而上位的，这是鲁国伦常的大变故；其后，桓公夫妇及其儿孙们又恣意而为，竟使四名登位者接连死于非命，这不能不戕害国家元气；又适逢齐桓/晋文先后称霸，鲁之庄闵僖文宣成当政时，虽仍不失大国牌面，却只能勉强支撑,再也无力左右国际战略形势了；到襄昭定哀之时，国力趋于孱弱，只能随着齐桓/晋文/楚庄的节拍跳舞了。
不过，这一切，并不是鲁史的全部。我们如果超越前人对改朝换代、兴灭继绝的特殊兴趣，不专从权力角斗的角度去看《春秋》，而从经济文化、产业建设、礼乐制度、教育科技的新变之角度去看鲁史，则有待发掘的内容正多。
本期的鲁国，推行过经济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如初税亩、作丘赋之类，这受到近人的很高评价；它组织过全国性、国际性救灾配粮活动，组织过筑城/建寨等国防土木工程和开渠浚流的水利工程，甚至开展过大型歌舞汇演与渔业竞赛活动，与势力范围内的戎夷土邦能放下身段友好柑处……，而其最重大的文化硕果，当然是诞育了大圣人孔子和挂在他名下的巨著“五经”,以及由孔子带出的那支跨国的、札根社会的庞大知识队伍，从而召唤出百家争鸣的新时代——这正是传统史学研究的严重弱项，《春秋》经文也语焉不详,且评价偏颇, 但它们恰恰是今日应予重点探讨的课题。
鲁史第三段。鲁国在齐晋秦宋楚吴越的挤压下，步步衰退，自哀公之后，历“悼元穆共康景平愍顷”九公而终亡于楚，但没有专史予以记载，人们也就无从得知其详情了。
本期，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从徐州到寿春，再延至许昌到南阳（宛），当年的鲁宋陈蔡、江许随黄，都陆续归于楚人的掌控之下了，人们便把这一带与“东吴”相对应地称之为“西楚”。楚人对淮汝沂沭流域的渗透与掌控，为“河济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汇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生态场。其影响之深刻，竟使秦代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皆以“楚产”自命，比楚人还楚人地从事着“反秦而张楚”的活动；而庄列杨朱们作为南北文化交汇的结晶，正是以"楚风"为特色的；连被视为汉文化之先声的“骚赋”，也出之于"楚"——可见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渗透力之巨！【注7. 刘顼皆“楚产”：刘邦是徐州沛人：项羽是淮阴下相人，韩信是淮阴人；陈胜是登封人，吴广是太康人；他们全是以“楚之复仇军”的名义造反的，陈胜建政迳称“张楚”。另：庄列陈许：战国诸子百家中的庄子(庄周)、列子(列御冠)、杨朱、许行、陈良、公孙龙子等，皆为"楚产",其思想、文风显然大别于北方的孔孟。连汉初作家淮安人枚乘的《七发》也被称为“骚体”。】
从政治军事斗争史上看，三百年春秋时代的强悍代表是“五霸”，而从文化传承上看，战国前期之"鲁",正是春秋时代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吸纳吴楚之文化投射的黄金时段。
三、作为国家正史之始，《春秋》为后世史家立标定制树样板，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其正负影响，都很深远。
《春秋》决定了国史的体例，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表达，该不该用曲笔等，均于“《春秋》义例”中可见。正如古贤所说：“《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也。”
(一) 首先，朝廷内外政务人事必须入史：凡朝聘、会盟、侵伐、大阅、疆田、筑城、焚邑、君王婚丧崩弑，公卿卒亡，皆得入史；但详略有别，中外有异。例如：
1. 凡与鲁国相关之盟/会/聘/狩，凡鲁参与了的重大战略会盟均记入国史。（1）春秋之世，周之聘鲁者七，而鲁臣如京师者五。此外,《鲁春秋》还记有锡命、归脤、归赗、会葬、"使求车"及“天王出巡”之类事例，这与其传承的“诸侯”身分相符；但其参与的"态度"则大别于过往。（2）庄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隐九年冬，公会齐侯于防。僖九年九月戊辰，公与诸侯“盟于葵丘”【齐桓称霸之会】。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盟于践土【晋文始霸之会】。这类活动，是新时期的“国家主体行为”，不再是尊奉周天子的礼仪活动了。
2. 凡向鲁国通报过的华与华、华与夷、夷与华之间的败/灭/侵/伐一律入史。这里，有征伐，有吞并，有抗拒，有篡弑、有救援,但不见有“分裂”活动，这在华夏史上也是特例(诸侯"分立"不是"分裂")。
（1）凡鲁国战而胜之者，《春秋》记为“败某师”：庄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是年六月，公败宋师于乘丘。庄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
（2）晋多次向鲁乞师,这是鲁仍为“东方大哥”的旁证。成十三年春，晋侯使郄锜来乞师。成十六年六月，晋侯使栾黡来乞师 。成十七年九月，晋侯使荀罃来乞师。
（3）国际向鲁通报的灭国之战。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庄十年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僖十二年夏。楚人灭黄。文四年秋，楚人灭江。文五年秋，楚人灭六。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宣十六年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十有二月，楚人灭舒庸。襄二十五年秋八月，楚屈建帅师灭舒鸠。
（4）戎狄侵中国。庄二十四年冬，戎侵曹。僖十三年春狄侵卫。僖十四年八月狄侵郑。僖二十一年狄侵卫。僖三十年夏狄侵齐。文四年夏狄侵齐；围中国。僖三十一年冬狄围卫。这是华夷交融的一种形式。
（5）蛮夷也曾救中国:僖十八年五月狄救齐。哀十年冬吴救陈。这是华夷交融的另一种形式。
（二）天象、灾异、气候、财赋、土木工程、年成丰歉，凡事关朝廷举措，或国际通报的灾情，皆得入史：它体现了人性关怀。可贵的是：对于天灾，《春秋》经文中绝没有归因于怪力乱神的话，更无“愚民自招”之类的无端指控; 这与《易经》讲灾眚的态度完全一致。
1.日食、星孛。重视天文气象观测与记录，是中华科技文明的特色内容，且如今皆得到了科学验证, 这很了不起。隐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庄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庄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庄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庄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
2、以地震、虫灾、霜雪、水旱。这是为害最广、最多的自然灾害。以灾害入史，是民生关怀的表现。但遇灾重在如何应对即救灾举措，但史书缺载，这是明显的缺项。
（1）地震。中国古代地震记载详而准确，举世无双：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昭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2）虫灾，水旱雨雹。庄十八年秋有蜮，多麇，有蜚。庄二十九年秋有蜚。庄十七年冬多麇……真是多灾多难。隐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僖十年冬大雨雹。桓元年秋大水。桓十三年夏大水。庄七年秋大水。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昭三年八月大雩。昭六年秋九月大雩。昭八年秋大雩。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3. 以丰歉、告籴等政情动态入史。桓三年冬,有年。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庄七年,秋。宣十年,冬饥。宣十五年,冬饥。襄二十四年,冬大饥。庄公二十九年，臧孙辰告籴于齐。
4. 以制度改革入史。宣十五年秋,初税亩【土地制】。哀十二年春,用田赋。庄公二十有四年冬，大夫宗妇觌用币【币制】。至于宗法礼乐制度的改革，则触处皆是，举不胜举；而作者与古代评论家往往以“礼崩乐坏”罪之。这是今人尤应当心的研究课题.
这一切，体现了《春秋》史家的收录原则与行文体例。
四、两类传统的解经模式：以史实解经和以义理解经
当初，孔夫子力推“学术下移”，把《鲁史》从国史馆中取出，花大功夫做了一番整理、删订，使之变成了他向生徒们传授的一份重要文史教材；但他只疏理了鲁国中期自隐公至哀公等“12公”计242年的那么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正好见证了“春秋争霸”的全过程——他是本着“述而不作”的求实态度去删订《鲁春秋》的，只是客观地记述史实而不搞主观“创作”；但在其详略、取舍、贬褒之间，则不能不承载其本人的思想理论，特別是自家的政治主张、伦理判断。是故，孔子删《春秋》时，“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待到定本之后，便成了孔门的重要教材，拥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到了汉代，儒门学者更尊之为“经”，视之为治国之本与立身之要，一直崇奉着。
《春秋》问世后，讲解训释经文的各种“传”便应运而生；比如《春秋左氏传》，就秉承国史精神，从详述史实的角度去释读经文，从而创立了“史实解经”的模式。它对《春秋》史实的普及贡献最大；但它无法保证事事皆“真”,句句皆“实”，人人都"信",无法保证所有评议都“合理”，这就留下了不少的争议空间。一句话，史实解经法，有待完善。
汉初，《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流行开来,它们打着崇圣宗经的旗号，用字训句解的方式，以问答形式，把《春秋》经文当成“圣经”来讲说，把注意力集中在伦理样板、礼仪规范、刑惩案例上,去深挖探求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特别醉心于道德审判，形成了一套“义理解经”模式。他们搞一字贬褒，拿经文套现实来论是非、定荣辱、判罪愆,实际上是在"借经立说"，主观随意性很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偏离原著本旨，却又排斥他人的责疑问难。后世学者浸沉于其中，很难跳出其既成的窠臼。时日既久，也就异见纷呈而莫衷一是了。尤其是那些标榜“自立门户”者，总要涂上家门学派的极端色彩, 恣意引伸，甚而故意曲解，以吸人眼球，于是愈标榜“宗经尊圣”者，其离原典的本旨愈远。
由于董仲舒/朱熹辈皆崇尚义理，其思想影响尤为深广。“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公羊传》的牵引下，把这本儒学经典当做刑律案例来读，还发明了“春秋决狱”之“术”，于是经文就成了决人生死荣辱的最高律条，凭它去依经杀人或借经救人。又如，宋代学者程颐/胡铨/朱熹辈，明知孔子对《春秋》是述而不作的, 并未游离于原著之外去发议论，立条规，却硬生生地将经文的所有言辞全都圣经化，律条化，那怕纯是记录风霜雨露的文字，也被作为“垂戒的圣言”来探微索隐。对此，王安石很反感，便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春秋》蔑称为“断滥朝报”（一大堆破滥无序且无用的朝廷旧闻），上书皇帝，要求将“三传”连同经文从国家法定的科举教材中一股脑儿地剔除掉；而近人康有为却又奉之为圭臬，据以托古改制——贬褒态度相距竟如此悬远！
五、剖析"义理解经"之误
对两千年来占主流地位的这般“义理解经”模式，清代学者俞汝言在其《春秋平义序》中早下了断语：“探微索隐，谨毛发之细；而其大体所在，愈求而愈远。要其故，不过二端：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圣人之刑书也’(朱熹语)。以为天子之事，可以进退百辟；以为刑书，而名称日月,无往非刀锯斧钺之用，而圣人之意愈隐。”真是挥刀见血之论。他进一步指出:四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宋人胡铨的《春秋传》）之误，有六大方面：一、把所有“圣人之言”一概凌驾于国法之上，这是僭越；二、拘执于宗法伦理而不顾现实，这是迂腐；三、醉心于标新立异而势必穿凿附会；四、主观臆测当事人的思想动机而难免诬枉；五、称扬赞美前贤的言行而走向浮夸吹捧；六、指斥别人的瑕眦而硬行上纲上线。这段话，对传统理学家的“春秋论议”，几有一扫而空之势。【注八：见《春秋四传纠正序》，原文是：一曰尊圣而忘其僭；二曰执理而近于迂；三曰尚异而邻于凿；四曰臆测而涉于诬；五曰称美而失情实；六曰摘瑕而伤锲刻。】
现在看来，在"义理解读"模式中，只为礼崩乐坏唱挽歌，不识新生能量的躁动。要知道，周王室的衰败与解体，恰恰给了春秋时代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全面兴发之机，恰恰是华夏文明向东方大地全面渗透，发挥其历史主导作用之时，是将华夏各族团聚成一个民综合体的黄金时段。为此，对于站在历史前进节点上,一面促进礼崩乐坏、一面结束披发左衽，合力推进华夷融合的各邦各族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应该做出恰当的积极评价，片面地为礼崩乐坏唱挽歌者早该闭嘴了！而既往的评注家们，只要遇到蔑视周王室及周礼之权威的言行，只要遇到新生能量的躁动,一概丑诋、谩骂，拚命维护旧秩序，看不到社会前进的步武，看不到社会文明的提升。理学家、道学家们的思维中，有三大惯性偏颇：
(一)脱离社会实践，无视社会发展走向，看不到春秋政坛强势人物的可取之处，却总是刻意贬低。
1.《春秋》经文中首出的强势人物是郑庄公。正是此人拉开了《春秋》政坛的序幕：他十来岁刚登台就巧妙地应对母亲与胞弟联手祸国的妄为；他以"周郑交质"的破天荒之举摧毁了周天子的虚假权威；他组建的第一支"步兵"击败了游牧部落"骑兵"的袭扰;他以新生诸侯国的资质与老牌强国鲁/齐联手，与同为老牌的诸侯宋/卫等较量，争得了本国的国际地位，人称郑庄初霸、郑庄小霸；而"义理解经"派却把他塑造成了－介阴谋家。
2.《春秋》第一位标志性人物鲁隐公，他不贪权、不恋位,信守承诺，对臣僚宽和而不设防;对内仁爱兄弟, 尊重嫡母，对外与小国、弱国直至戎夷土邦都友好交往，促进交融，从不倒行逆施，强行干预；在国防设施、经济文化方面亦颇有建树, 强化了"国家"的主体意识，使这个老牌的诸侯之邦蜕变为新时代的东方大国;他的行政风格，不再是那种"敬天认命、遵礼履职"的旧式诸侯，而是站在历史前进节点上努力作为。可是，道学家们对他却吝啬赞词，反而百般挑剔其不照旧给周王室输诚纳贡的不是；当其无端被害时也不肯给予一字昭雪！
3.齐桓-晋文君臣, 他们为整整一个时代闯出了一条称霸振兴之路,把华夏置于比权量力的平台上使之力争上游，促成了霸主国经济文化的迅速崛起与华夏文化区的共同发展。齐对东夷、晋对北狄，突出地发挥了华夏文化之辐射、吸附、融合作用；齐桓晋文及其子孙们，为阻遏荆楚的北上竭尽全力，从而为安顿中华大家庭营造了最佳基地——他们是历史前进的弄潮儿, 他们预示了中华文化大一统的光明前景。义理派说什么“天下无王久矣，实行仁政王道，宜若反掌;而管仲不为，只知霸道！”这只是望空放炮而巳。
4.秦楚吴越，把中夏文明引向羌戎巴蜀、引向荆湘吳越,同时让荆湘五湖文化辐射到淮济流域,空前拓展了炎黄子孙的生存天地。而所谓"炎黄子孙"，那实质上是透过血脉认同的形式，实现多民族大家庭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心理认同。可贵的是：这都是它们的主动行为，而不是中原华夏强加的；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惟一性、独特性。他们都是华夏文明的功臣，本应受到热情赞颂,却被理学家们刻意贬低了。
试问：抽去这些人的积极作为，春秋史还能剩下什么？理学家们瞧得上谁来？他们用空话代替实践，用高古涂抹现实，只是妄占道德高地而己。
(二)意识深处鄙视形而下学,鄙视实体产业，排斥比权量力，排斥争强好胜，以保守、复古的历史观相号召。在《春秋》及其义理评议的影响下，从历代正史，你看不到产业状况的具体叙述，看不到科技发明的如实记载，看不到对社会进步的热情讴歌，看不到对芸芸众生之生存状态的真切描摹。我国传统史书，总是在三纲五常的旗号下，铺排帝王淫威及其生活的奢糜，比如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类的"合法腐败"；总是渲染改朝换代的倾轧与血拚，揭露各式各样吸人眼球的黑幕；更有甚者，有的人在高唱仁义的旗号下、以超乎寻常的兴致展览历史阴暗面，对历史人物做探微索隐，深挖硬追其道德人心方面的险恶与机诈，其效应只能是严重毒害我们的民族灵魂。
(三)僵持宗法伦理，打着“为君亲讳”的大旗，来遮掩丑行、洗白恶德。孔子主张为尊亲讳，原意只是希望把某些阴暗、污秽、凶残、酷虐、逆天、反人类的丑行恶德说得粗略一点、委婉一点、文明一点,拒绝露阴、揭黑、展恶、示凶而已,而不是掩饰/回避丑恶事件本身。 这本是一种文雅的表达技巧。其实，人们一旦知其“讳”之所指，也就无所谓"讳"了。前引“天王杀其弟佞夫”一则，矛头直指天王的枉杀胞弟，根本就不为天王“讳”；本书《鲁庄公》一卷中，连载其母姜氏与亲兄（齐僖公）公然幽会的丑事，所费笔墨之多，全书独一无二，暴露得也夠狠了，何曾回避？ 而理学家却往往将“为尊亲讳”遵奉为圣人定下的铁律，以至归谬为“回避事实，掩盖真相，漂白污秽，转移目标”的奸巧伎俩。
以郑庄公"克段"一事为例：他上台时就遭遇其亲妈与胞弟的联手反噬，他才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小青年，不能不百般隐忍，巧妙应对；二十年间，公叔段母子不间断地、有步骤地阴谋进逼，直至武装叛国、偷袭京城，郑庄公这才发兵予以回击，却仅仅将其驱逐出境而己，无意间留下了长期的隐患。理学家们对公叔段之罪行不置一词，却刻意谴责郑庄公的"养成其患""引蛇出洞"。天下竟有这般“盗理”！
还有个鲁庄公，其母姜氏与齐僖公搞兄妹恋，谋害亲夫鲁桓公后，竟仍以出席外交活动的名义去与胞兄幽会达七次之多，可见其侮弄权势，张狂无耻到了何种地步！理学家们放开此等无耻之尤不论，却去责备被扶上台的十三岁儿子鲁庄公，责备他“不知以礼防闲其母”。这还是人话么？
从文字表达的特定角度看，我们应能准确理解“春秋笔法”“一字贬褒”“为尊者讳”“直笔”“曲笔”等的真实含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古籍阅读中的许多死结、难题。看来，只有走出“义理解经”的圈牢，才能找到《春秋》经文的正解。然而，当今，一本干净而完整的《春秋》经文之单行本，又到哪儿去找呢？
六、写在最后
我认为：只有从史学与新闻学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本着求实精神去解读《春秋》，回归它的“鲁史”本相，才可以找到往古生活的真相，找到当年“新闻”的正解。我们应以历史眼光探寻发展规律，从新闻视角捕捉时变节点；进而对《春秋》经文做量体合身的品鉴。为此, 我说了从鲁史中所窥知的鲁国社会生活与春秋世情之概貌，说了我从春秋新闻中所感知的时代气息、所把握的春秋争霸与春秋政情的发展大势，所了解到的春秋时期华夏各地各族人民从争强/争胜到走向大融合的艰难阵痛。谨以此就教于大方之家。
从普及经典知识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将就经文中重要的或生僻的专名（人名/地名/职官名/器物名/法制名……）做简要交待，就反映著名史事或传说的词组/短语做些简释；对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做关联性串讲提示，并就本书的“国史体例”或具有示范价值的“新闻报道”之制作手法做些介绍。这么做，希望有助于《春秋》经文的品读，敬祈教正。
【2021.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