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袁枢的文字之缘

　　宋宝祐刻本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北京大学图书馆存）

　　在南宋中期的福建大地上，几乎同时升起了两颗耀眼的文化巨星。一个以理学著称，照亮南宋思想界的天空；一个以史学见长，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两颗巨星，就是长期生活在武夷山、建阳的理学家朱熹和崛起于建安（今建瓯）的史学家袁枢。

　　朱熹和袁枢，由于地缘、人缘和文缘的关系，二人相近相亲，关系密切。在政治上，他们都力主抗金，反对南宋政权的苟且偷安，关心民间疾苦。在年龄上，朱熹（1130—1200年）比袁枢（1131—1205年）长一岁。同龄、同地、同时代的经历，使他们通过文字交往而前后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其中的主要经历，则贯穿了朱熹讲学的云谷、武夷和考亭三所书院。

　　云谷作跋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曾历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严州教授、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官至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右文殿修撰。以编撰我国最早的纪传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而知名于世。

　　朱熹和袁枢的交往，约始于淳熙二年（1175年）。其时，袁编《通鉴纪事本末》成书，请朱熹作跋。朱熹在建阳云谷山晦庵草堂写下了跋文，赞扬此书能纠正《通鉴》原书“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朱文公文集》卷八一《跋通鉴纪事本末》）的偏颇，甚方便学者阅读。此跋文对袁氏《通鉴》的主要历史功绩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其后数百年来，学界基本沿用朱熹此说。

　　在此，需特别指出，袁编《通鉴纪事本末》成书之时，朱熹所编《资治通鉴纲目》也已编出初稿。该书也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主要蓝本，“别为义例，增损隐括”而成。朱熹将其所主张的道德观和正统观贯穿其中，其意在于用春秋笔法，辨名分，正纲常，从而达到变史学著作为理学教材，以维护和巩固王朝大一统服务的目的。该书以大字提要称纲，小字叙事为目，每事有一提纲，从而创立了编年纲目体，成为我国最早的纲目体史书。该书的体例与袁编本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作者的用意与目的也不尽一致。但朱熹对袁枢之作仍给予较高评价，丝毫没有封建社会文人相轻的劣习，体现了一个儒者的胸怀。

　　武夷唱和

　　有意思的是，朱、袁二人的交往，见于典籍的主要有书信往来和诗歌唱和。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的巧合，书信往来和诗歌唱和的内容似乎有着不同的分工。诗歌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畅游武夷和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评价上，书信的往来则集中在对《易经》的研讨和交流上。

　　淳熙四年（1177年），袁枢从建安来访朱熹。朱熹邀其一批弟子陪同袁枢共游武夷，泛舟九曲。又在武夷精舍与众弟子讲解“正心诚意”的理学思想，二人互有诗唱和。朱熹有《奉陪机仲宗正景仁太史期会武夷而文叔茂》、《读〈通鉴纪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韵寄机仲》（《朱文公文集》卷四）等诗，以纪此行。其中，《读机仲景仁别后诗语因及〈诗传〉〈纲目〉复用前韵》一诗表达了对袁枢勤奋刻苦，撰成史学巨帙的精神和毅力表示钦佩，对照自己感到的“空谈天”的不足，决心从此“下帷发愤”苦读，从传统儒学的文化典籍遗存中，总结出能指导社会人生的学说来。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武夷精舍建成，四方学者云集此地。在外地为宦的袁枢闻讯，寄来了《武夷精舍杂咏》组诗共十首（诗载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以示庆贺。同时，对朱熹创建书院，上“绍前哲”下“资后生”，对儒学发展承前启后之功予以充分肯定。其中《隐求斋》一诗表达了作者愿意追随朱熹在山中共创伟业的志向。诗云：“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朱熹在写于淳熙四年（1177年）的《读〈通鉴纪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韵寄机仲》一诗中，对袁枢此书予以高度评价。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载：“袁机仲《通鉴纪事本末》，徽国文公读之，有诗云‘要将报答陛下圣，矫首北阙还潸然。属词比事有深意，凭愚护短惊群仙。’读此，足见机仲此书意趣远矣。”朱熹在写作此诗之时，正好在武夷精舍和他的及门弟子们反复讲解《大学》“正心诚意”的理论，故在诗末，对袁枢有“明年定对白虎殿，更诵大学中庸篇”的期许。所谓“白虎殿”，是汉朝以来对宫殿的别称。其时，因参知政事龚茂良将袁氏的这部史书上奏于朝，袁枢因此被朝廷任命为大宗正簿。朱熹希望袁枢在上殿廷对之时，能对宋孝宗讲解“正君心”的“正心诚意”之说，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史学的传授上。应该说，对儒学四书的重视，要远远高于对史书的重视，这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与史学家的袁枢的区别。

　　有意思的是，朱熹对袁枢的希望，最终却是由他本人来完成的。《宋史·朱熹传》中有一则相关的故事，是说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奉召入都，当时担任右丞相的周必大好意提醒他说，当今皇上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的说教，你见了皇上可千万别说这些！朱熹回答：“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怎么可以隐默不说，这不是欺君吗？”其实，“正心诚意”的学说不仅是朱熹平生所学，也是其平生所践行的政治理论。

　　考亭论易

　　朱、袁二人书信往来的内容则主要在易学的交流和辩难上。袁枢著有《易传解义》等五部易学专著。他与朱熹在政治上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但在《易》学观点上却大不相同。朱熹撰《易学启蒙》，坚持邵雍的先天八卦生成说，而袁枢则认为邵雍之说不可信，并对朱熹《易学启蒙》某些观点，如先天与后天、太极与八卦、仁礼属阳义智属阴等提出疑问，二人就此展开论辩，往来书信频繁。朱熹《朱文公文集》中有《答袁机仲》书十一通。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这些书信均作于庆元四年（1198年）前后，地点则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内容均为《易》学论辩而不及其他。阅读这些书信，从中可见二人论辩言辞颇为尖锐。如朱熹批评袁枢“须虚心逊志以求其通晓，未可好高立异以轻索其瑕疵”。在情绪难以把控之时，甚而出现了“不若自此闭口不谈，各守其说，以俟羲文之出而质正焉”激愤之语。但从总体而言，学术观点上的不同，随着论辩的深入，对二人的友谊的影响不大。

　　除了论易书信之外，朱熹为校订《周易参同契》一书，曾参考袁枢的校订本，并撰有《题袁机仲所校〈参同契〉后》一文（《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以纪之，时间在庆元三年（1197年），略早于论易书信的写作。

　　从朱熹、袁枢二人的交往经历看，他们是相互唱和的诗友、相互砥砺的文友、相互促进的学友、相互论难的辩友。二人的文字之缘，从中年延续到晚年，前后将近三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