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文学必须紧扣时代心弦

　　岳琦/制图

　　张炜，山东省栖霞市人，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曾获庄重文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作品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德语等数十种文字。

　　这是我的锥心之痛，也是胶莱河东部半岛上许多人的痛点。我不止一次描述和记录那片小平原上的蓊郁，已经是心头永远的绿荫，当它失去的时候，我的人生似乎就没有了遮罩和爱护。

　　——张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张炜最近遇到一个同行——同时也是一个少见的“大读者”，他二三十岁时读外国书更多，四五十岁时读中国书更多，到了五六十岁，就不停地读两种书：古代诗文和一些有名的传记，小说读得越来越少，但一旦遇到一个好作家，就会一口气将其所有作品，最好是全集，全都搬到家里，然后开始长长的享受。

　　张炜向他学习，疫情期间待在家中，把苏东坡全集好好享受了一段时间，又把李白、杜甫、陶渊明的全集搬到了案头。“有大魅力的写作者太少了，他们的主要问题，大半是太迁就一般读者。作家心里装了太多的人，于是忽略了那些拥有最深邃、最优美的心灵的人。其实要满足后者，才能满足更多的人，因为这些人在时间的长河里积累起来，数量一定是最多的。”

　　“不要低估读者，相反，要一再地高估读者，一定要相信：他们是最深刻、最具情怀、最优秀的人，写作者总是很难满足他们。”张炜说。

诗歌在天上，小说和散文有人间烟火气

　　上世纪80年代，张炜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船》，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2011年，他凭借4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他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又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大部分读者通过小说认识张炜，而事实上，他1975年就开始发表诗歌，比小说还早。直到现在，张炜坦言，自己最大的写作兴趣仍是诗，“这与写得好不好没有关系，这不是轻易就可以染指的”。

　　“写作者容易想象自己是一个极有才华的诗人，然后纵横涂抹起来，再然后就失望地退下场来。我40多年里没有停止写诗，可见并不想退场，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自己就一定能写出好诗，甚至可能连一点可怜的虚荣心都难以满足。”张炜说。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诗在近些年里一直缺少读者，而就一种文学体裁来说，在中国可能从唐代以后就开始衰落，远比小说读者更少。为什么一个写作者那么钟情于诗?

　　张炜作了一个比喻：人类在后工业时代最能够明白登月及星际探索的意义，不说它更遥远的功用，只说它所需要的高度和难度，对综合科技能力的要求意味着什么。诗的写作，对作家而言就是太空活动，能够具备抵达月球和火星的技术与能力，回头制造一辆高铁或盖一幢摩天大楼，大概就不是什么难题了。

　　诗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在高空，不在地上，但人长期的稳定居所还是要建在地上。在张炜看来，小说和散文就有人间烟火气，好比地上的建筑，“人离开了土地心里会不安，不踏实”，所以他写小说和散文的时间用得比较多。随着年龄增长，张炜的散文类作品越来越多，可不是为了偷懒，散文比虚构的小说更加不易。

　　如果看一些重要作家的全集，会发现一个现象：他们的文字多达一千万或两千万，虚构的部分只有四分之一或更少;特别是长篇小说，大致是七八部。为什么?是因为虚构文字太难了吗?张炜解释，这是年龄的奥秘——用曲折的语言表达心绪的兴味，会随着时光的递进而下降，因为他们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所以才要有话直说。

　　“说一些直接的话、一些意见、一些记录，这样的表达是不能含糊的，而编一个故事、写一个人物，尽可以含蓄和任人解释。”张炜说，以前会觉得散文类的文字最好留给边边角角的时间，现在看是不对的——它们需要整块的时间、从容的时间，“匆匆说过的话、即兴的话，才是最让人担心的”。

　　张炜说：“人到了一定年纪可能不再热衷于阅读虚构故事，除非是极其绝妙的虚构文字。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大概也是同理。作家与一般的专业人士不同，这种心灵之业要服从生命的冲动。编织一般意义上的奇巧故事，这是他们年轻时候更愿意做的事情。诸种文字之中，有话直说、朴实记述，常常是格外有力的。”

顽皮的童年配上顽皮的老人，这种生活才有意思

　　张炜一直在写“儿童文学”，写给孩子们，因为纯真和天真的心情要时时验证、巩固，并保证它的存在，这是文学的某种基础。他以前有过一个比喻，说“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的“开关”：只有按开它，自己这座文学大厦才能变得灯火通明。

　　所有老人都曾经是孩子，而所有作家似乎都有过一个有趣的童年，鲁迅进了三味书屋都能找到一个趣味盎然的百草园。已经64岁的张炜回忆起童年，简直是一个魔幻乐园。

　　小时候，海湾是真正的林海，从海边洁白的沙岸往南走十里或更远，都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细如白粉的沙原、沙原上茂密的丛林。起伏的沙岭上是各种大树，特别是高高的白杨和威武的橡树，每一棵的直径几乎都在50厘米左右，它们的年龄比一般的老人还要大一倍以上。在林野里，孩子们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奇迹，人、动植物、溪水河流、风雪、流星银河、翩翩而至的大鸟、踏着小碎步溜溜跑来的一只狐狸……可谓不期而遇。

　　小时候，大人最担心的是怕孩子走得太远，在林野里迷失，不小心被一些野物伤害。张炜回忆，传说中林子里有妖怪，有难以预测的危险。比如，小小的虫子会害人，那五颜六色的蜘蛛有的就有巨毒，甚至有一种带毒针的鱼能要人命，更有诱人的果子能让人昏迷，总之危厄太多了，不测之事难以历数。

　　小时候，孩子们在林子深处突然遇到一个老婆婆，竟会怀疑她是不是妖怪变成的，因为平时听多了老妖婆的故事;遇到一个故意吓唬他们的打鱼人或采药人，也会把他想象成一个闪化成人形的精灵。这种冒险的生活就是童年。

　　张炜说，也正因为如此，大地才充满诱惑，才让孩子们上瘾和着魔，“今天的孩子一天到晚待在屋里倒是安全了，可是这种局促的生活带来的是更大的危险：失去整个童年”。

　　张炜以前讲过一个故事，一伙孩子在林子里遇到了一个专门教他们干坏事的老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老人也不一定全是慈祥的，这一位就是。“他教我们怎样掀塌看瓜人的草铺，怎样捉弄老师，还具体指导我们怎样才能把女老师的大辫子剪下来，而且不被她发现。最奇怪的主意，是怎样对付一个凶巴巴的海上老大：那人平时在大海滩上跑来跑去指挥拉网，穿了一条肥大的短裤;老人要我们捉一只刺猬，在那人猝不及防的时候迅速揪开短裤，把刺猬扔到他的裤裆里……”

　　孩子们喜欢大辫子女老师，更害怕那个海上老大，所以最终没有听从那个老人的话，不过都觉得那个老人虽然坏主意不少，却极其有趣。顽皮的童年配上顽皮的老人，这种生活才有意思。“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坏，在与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的接触中，我们反而变得爱憎分明。小时候，我们一伙不是没有干过一点坏事，但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坏事，更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张炜说。

　　长大后，张炜把无数的童年故事稍加改变，写进了作品里，但仍然有许多没有写过。今年年初出版的《我的原野盛宴》，是张炜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从童真生活写起，以工细的笔触再现半个世纪前的滨海荒原，尽写野地悲欢、万物竞逐、神异纷呈的斑斓大地。

　　然而，让他痛心的是，记忆中的海边林子已经全部毁掉了，“这是我的锥心之痛，也是胶莱河东部半岛上许多人的痛点。我不止一次描述和记录那片小平原上的蓊郁，已经是心头永远的绿荫，当它失去的时候，我的人生似乎就没有了遮罩和爱护”。

　　林子消失的过程看起来很短，仿佛只是几天的事情，其实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到现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砍伐，它们也就没了踪影。那里的自然环境曾经是最美的，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曾经拥有一处国有林场和园艺场。林子砍掉了，美丽的沙原去了哪里?张炜亲眼所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它们被一车车运到了码头，装船卖到不知什么地方;剩下的也被拉走，拉到远远近近的建筑工地。

　　“伴随林子和沙原失去的，还有人们记忆中一些最美好的事物，比如那些最有才华和最可爱的人。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没有能力保存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无论是人、树，还是其他。”张炜说，“小平原上的人似乎比过去多了一点钱，但大多数人还是过得很窘迫，远远算不上富裕。与几十年前相比，主要是多了几幢高楼、一些大烟囱。”

挖空心思想着怎么去讨好读者，都是不适合写作的人

　　在张炜看来，“文学家”“作家”，都是极高的一种称谓，包含了深邃的内容，如果认为自己是一位作家，那么对待读者和文字就要相当严格。“文学不是粗陋的故事，更不是拉拉队员的口号和歌唱。文学没有那么廉价，因为它不是什么一般的社会分工和专业，不是职业，而只能是生命、自由、尊严之类的代名词。”

　　即便在数字化、碎片化、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时代，文学也都是“传统”的，是一条延续下来的河流或道路，割断了这种联系的写作者是没有的。在张炜看来，文学写作没有传统和非传统之别，只有优劣之分，杰出的文学必须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必须是先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对于一个时期某些时髦的模仿，它必须是紧扣时代心弦的东西，有现代和前沿的精神气质。

　　张炜认为，杰出的文学能够吸引读者，但不是用来吸引所有读者的，需要读者具备文学阅读能力。而是否拥有文学阅读能力，不是以受教育程度、更不是以年龄来划分的。那些对诗意迟钝、对审美没有什么感悟的人，在博士或大学者中间也并不罕见;在刚能读懂一些句子的少年那里，发现一个敏锐的感受者就更不罕见。

　　“坚持写给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应该作为写作者的一条原则。有时候为了市场，为了卖，不得不迁就一些根本不懂的人，这就糟了。”但张炜从来对读者抱有最大的信任，他甚至认为，作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低估了读者，“挖空心思想着怎么去讨好读者，都是不适合写作的人”。

　　他不无尖锐地指出，读者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站在哪一边，是问题的关键。“庸俗无聊的人，以及毫无思考力、没有基本是非与道德的人太多了，过于考虑他们的态度并有所迁就，就一定会使自己堕落。”

　　有的作家给一些天真的孩子讲故事，讲给他们那么多的脏丑、恶俗、血腥，以证明自己的生猛和雄性。张炜认为，这是胆小鬼的行为，“他换一个地方去讲好了，听这些的人有很多。无论出于多么堂皇的口实，总是以演义淫荡和血腥为能事，都是胆小鬼所为”。

　　还有人会盯住一片文字的局部说出自己的不满足，比如这里还缺少什么、还没有写到什么，但所有的文字都不会是囊括一切的。因为说到底，好的文学不仅是说了什么，还要看它没说什么，沉默是必要的——在一个房间里沉默，在另一个房间里有可能大声宣讲。

　　张炜坚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不是按照他人的习惯去工作的，他的勇气必是鲁迅先生说的“真勇”——诚实、热爱、朴素，远离卑劣，这是他的恪守。努力拂去精神的、认识的、思想的蒙尘，说出真实的发现，包括最让自己感动的那些思悟的瞬间，这才是作家工作下去的一点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