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啸峰vs何同彬：描写最普通市民的日常，是我的努力方向

　　王啸峰：一九六九年出生，苏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钟山》《花城》等刊发表作品逾百万字，被多家选刊转载。出版散文集《苏州烟雨》、小说集《隐秘花园》《浮生流年》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

　　何同彬：一九八一年出生，评论家，现任《钟山》杂志副主编。著有评论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历史是精神的蒙难》等。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何同彬：你的短篇小说《寻找赵康》入选了“2019年度城市文学读者人气榜”，该小说在“逃离”和“寻找”的欲望游戏中，折射出城市空间对于人的身体的宰治、伦理关系的扭曲，是一篇精微呈现当代城市症候的极具当下性的现实书写、精神书写。张菁在谈到设立“城市文学排行榜”的初衷时强调：“城市人精神世界的变化，沉默的幽暗区域的深度开掘，成为时下城市书写的新课题。城市的书写，是当下，更是未来，他建立在理解和想象无限可能基础之上。”学者张屏瑾也曾断言：“随着互联网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趋同，观念、时尚、知识等的流动日益增强，地方性文化越来越遭到挑战，乃至不同程度地被削弱，而城市与郊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界限也日益变得模糊，关于城市的文化表达和想象，可以说获取了最大程度的当代性，城市文学的问题，几乎就是当代文学的问题。”作为一位一直在坚持城市叙事的小说家，你是如何理解“城市文学”这个概念的?或者说，你认为一部当代小说在美学和观念上具有哪些特点、属性，才能真正意义上成为当代的“城市文学”?

　　王啸峰：最近，有位作家到南京跟我交流。他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可闲聊时仍然以农村老家为重点。那些人和事对我陌生而遥远。可他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城市：我们那个村只剩下老人，很多年不见的人回来转一圈又走了，电视、电话、网络延伸过来了，等等。我隐约觉得，他唠叨的是被城市挤压、抽空后，变形的农村。去年我发表了一个短篇《路口》，说的是打工者的城市生活，可能，我在回溯主人公的农村生活时不太到位。如果我的生活经验再丰富点，就能在城市与农村两端发掘更深，对比也就更强烈。于是，我想到“城市文学”对于我的意义。首先，仅仅书写城市是不够的。海明威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流动的盛宴》)所以，只有当“城市化”融入作家的血脉，作家才会自觉地探寻城市生活的本质。其次，要提炼一个城市的品质。比如现在不少城市提出“包容、崇高、创新、诚信”等城市精神，作家要细细考量的是，这与普通市民构建的城市精神有勾连吗，或者说一个城市的品质具体体现在哪儿?街巷中，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散发出的那些气息才是作家需要提炼的。第三，表现城市人群的焦虑。焦虑无处不在，月积年累，城市不断出现“新症候”，某些根子上的东西，不应被作家忽视。

　　何同彬：毋庸置疑，无论是作为散文家的王啸峰，还是小说家的王啸峰，你的生活和创作都与苏州这座城市有着十分清晰和显著的关联，这同时也使得你在较早的阶段就意识到写作如何保持恰当的“地方性”，意即建构独特的地方性的同时保持与过于熟悉的、被过度开发的区域空间和文化范畴的某种距离;也即汪政老师所说的“在许多‘苏味’作家之后……标出一座别一种色彩的南方城市”(《“阴暗的魔法”——王啸峰小说论》);或者王尧老师说的，做一个“阿伦特笔下的采珠人，潜到水底，分辨潜伏在水的最深处的一个个漩涡”(《浮生流年·序》)。当然，近年来你的工作和写作中心主要在南京，我想问的是，城市对于你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意义，包括它如何塑造并限制一位小说家，从小说家的角度则是如何汲取力量并逃离地方性的空间拘囿，或者更明确地说，你觉得小说家如何处理与城市的关系?

　　王啸峰：苏州是一个可以被反复书写的城市，从古至今，不知被多少文人写了多少回。说实话，以前我很排斥苏州之外的城市。在南京工作七八年之后，这种“恋乡情结”开始缓解。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城市同质化”程度高了。苏州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姑苏，苏州变得像南京，反之南京也如此。因此，书写苏州的时候，难免夹杂南京元素。再往前一步，那就是苏州变成了当下普遍的城市。这也是我希望达到的抹去地域色彩后的城市书写。因为将自己限定在对具体某个城市的书写，对自己的写作是会产生限制的，比如现实区域、环境、特定人群等都会出现重复。所以，城市写作至少有四个层面能够拓展：一是城市人的精神世界，二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三是人性的深度发掘，四是探索未来人的际遇和境况。

　　何同彬：你的新作《四时自成岁》和《双鱼钥》《寻找赵康》等作品一样，没有明显的苏州或南京的地方性因素，同时又显然是典型的城市文学的样貌，只是这一篇作品相对来说更加“写实”，试图在一个中篇小说中显露城市家庭空间的维度内丰富的情感层次、复杂的伦理脉络和莫可名状的欲望的纠缠往复，包括再婚家庭子女教育成长、婚姻的中年危机、老人的养老等社会问题，都有着显著又幽微的文学呈现。你对这类题材的创作并不多，是什么触动你写这样一部作品?

　　王啸峰：涉及如此“现实”的题材，正如你提到的子女教育、中年危机、老人养老等，我以前在创作中一度排斥。过于贴近日常，有“云深不知处”的困惑。可现实问题接踵而至，让我感到文学“在场”总比“缺席”好。再说，城市生活可谓热点纷呈，如果能够准确抓住几个发生在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捕捉到普通市民的兴奋点，或许就把住了城市变迁的脉络。最重要的是，这些身边典型案例让我深思，比如“P2P爆雷”、医患纠纷、学生抑郁跳楼等。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南大操场上跑步，气喘吁吁中，感受到了与之类似的生活的压迫。可人再怎么迷茫、煎熬、痛苦，四季总是如期而至，就像拐过弯道，直道必定会出现一样。突然，陶渊明“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的句子浮现出来。是啊，人们经历再多，也不会影响四时更迭。每个市民的喜怒哀乐，都将成为城市文明发展的一部分。描写最普通市民的日常，一直是我的努力方向，只不过比起以前的作品来，《四时自成岁》以家庭为描写单元，内容更丰富，风格更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