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旁评：谈班宇的中篇《双河》
人所能及的终点，总比他自己想象得要远一些
班 宇
约翰·契佛有一篇小说，名为《游泳的人》，通篇像一件湿漉漉的衣服，无法拧干，讲述一个人从聚会上离开，天气很好，他心情愉快，准备沿着城镇的河道游回家中，一次长泳或许会成为这一天画上更为完美的句号，但在行进的过程中，他逐渐从幻景里苏醒过来，景色凋敝，物是人非，面对自我的落魄与溃败，现实如无尽之沙岸，将水中的游泳者一点一点逼退。
这篇小说有点悲观，但也有动人之处，比如主人公上岸之后的场景：
“走到发暗的草地上，在夜晚的空气里他闻到菊花或是万盏花的味道——一种浓郁的秋天的香味。往上看，星星已经出现，但是为什么他好像看到了仙女座、仙王座和仙后座?仲夏的星座怎么样了?他哭了出来。”
我们好像知道他为什么会哭，但又不敢去向他求证、确认，一旦讲出来，只能是蠢笨、错误与冒犯，但与此同时，我们总觉着自己有一天也会这样哭泣。再比如开篇之处，契佛只用不多的几段，便像我们展现出一位健美、自信、富裕的中产阶级强者，他虽深知自己的现实状况，但在酒精与气候的催眠之下，仍在这一瞬间，涌出一些闪烁着金光的希望。
一个人在失败中活下来，即便从前的全部关系面临崩解，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也会在不经意间，收获一些明亮、耀眼的回馈，令人感受到时间与命运的善意，从而产生出重构生活的愿景。无论是《双河》，还是《凌空》，都有类似的情绪作为注脚，人在水中，停滞不前，维持着精妙的平衡，有时候需要借助一点风，去打破和指引，再游向他处，渐行渐赤裸。
这两篇小说都虚构出一个作者身份，抛开叙述层面上的方便，我也更为迷恋此种品格，诚挚而复杂，即有着更多的反思与自觉性，漫无边际，于困顿之中前行，《双河》的父亲身份，《凌空》的后辈身份，在某一时刻，有着极度的清醒，但随之变化，又投身入水，与混沌合为一体。除此之外，这两篇小说里还有一些我对于时间的理解，《凌空》里时有隐藏着的、不断闪回又自我终结掉的时刻，《双河》则是非线性的时间进展，有一些空白，人物的面貌在嵌套进去的故事里，逐渐变得模糊。
《双河》写得慢，一点一点垒起河岸;《凌空》倒是很快，几乎是在一天之内完成，写这个故事时，我一直在想父亲一位已经过世的朋友，身形魁梧，能量强盛，说话声音很大，对许多事物都一知半解，但又急于发表观点，他的一生草率结束，留下仓促的印迹，几不可辨，但某一时刻，由他又可以推至更广阔、更荒芜之处，人所能及的终点，总比他自己想象得要远一些。
说回契佛，游泳是他的一大爱好，很多作品里都提到过，他的另一大爱好是用链锯切割树木，也许那些倒塌的瞬间同样令他着迷。据说其本人特别不喜欢接受采访，不愿意跟人聊文学和写作技艺，每次聊得不耐烦时，便直接脱掉衣服去裸泳，舒展身体，跃进池子，水面上发出一声巨响。
无论是读还是写，我仿佛也总能听到这一声巨响，深不见底，拒绝一切的同时，仿佛也在解释一切，而这篇创作谈，可以算作是这种巨响的一点回音。
一点一点垒起河岸
——关于《双河》
小说完成于即将入夏时，而这篇创作谈却在冬天里写，我拼命回忆写作时的某些细节，又读几遍小说，反而愈加模糊，仿佛失却一段记忆，除去这篇作品，那段时间什么也没留下。只好借鉴一位朋友读完后的感受，她说：这个故事有一种山林郁绿色。我琢磨了一下，郁绿也分好几种，电影《卧虎藏龙》里有，人立于林梢，随风而动，在竹海之间来去，十足郁绿;但《双河》也许是另一种，塞林格在某篇小说的末尾怎么写的来着，只要一个人真正有了睡意，那么他总有希望能重新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河》可不可以认为是一篇寻找睡意的小说呢?
打个比方的话，对我来说，写小说有点像在冬天里踹一辆摩托车，油温太低，不易汽化，反反复复，你会以为永远也打不着火儿，但就在不经意的一个瞬间，它启动了，冒着白烟，发着突突的声响，响彻楼群，你虽已满头大汗，但在接下来，它将带领你继续向前。
《双河》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与其说我写这篇小说，倒不如说它驱动着我前行，引领我去追寻睡意，人总是很疲惫，虽然其实也没干啥，水流却总有一个方向，跳进去后，顺流直下，经过鱼群与礁石，那是浅显的梦境，抬头望一眼，两侧是房屋、群山、飞鸟和城市，这是更深层次：人俯仰于两条河的幻景之中，就永远不会溺下去。至于河水到底将流向何处?也不太重要。
无论是在精神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里，一个人如果习惯于独处，那么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日子时，难免会有些局促、束手无策，总想以最得体的方式来呈现自己，虽往往不得，表现出来便是生涩笨拙，但人一笨拙，有时也能显出几分可爱，就像《双河》里的主人公，离异多年，再见到女儿，一直在琢磨女儿如何称呼自己更为合适，这本来也不是什么问题，更没有标准答案，但我喜欢这样的人，并且觉得自己有时也是，我觉得，人最要紧的，就是要总去想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
两个月前，我在北京看了一场崔健的演出，名为“另一个空间”，将摇滚乐与爵士做了一些简单的结合，演出质量不说，但这次听到同名歌曲，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他在里面唱：这是一个美丽的紧张的气氛，天空在变小，人在变单纯，突然一个另外的空间被打开，在等待着，在等待着我的到来。如果说我对这篇小说有什么希冀的话，那么它也许可以提供另一个空间：有遥远的暮星，失败的郁绿，也有明亮的温柔与落寞，人在山林里穿行，拥抱四季，经过河流，而在远处，总有那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始终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旁 评
【作者简介】周荣，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当代作家评论》编辑。
班宇的分身术
周 荣
班宇至少有如下几种身份：
专业从事书籍策划出版多年的理工男;
翻译格雷厄姆·格林的《安静的美国人》、科普书籍《历史与社会——自然灾害》的跨界翻译者;
为《爱摇》《通俗歌曲》《新视线》等刊物撰写乐评的专业级音乐发烧友、“毒舌”乐评人;
在豆瓣阅读上连载“东北疯食录”“工人村故事集”，具有超高人气的骨灰级网络写手;
一年之间，以眼花缭乱的速度“霸”遍《收获》《当代》《小说选刊》等重量级刊物的新锐小说家。
分身有术的班宇以迥异的面孔，娴熟而轻盈地穿梭于各种文化地带，游刃有余，虎虎生风。班宇把他的分身术也带到了写作中：他的小说在8、90年代与当下之间逡巡游走，写下岗工人的落魄，把一个个被历史风暴掀翻在地的无辜者扶起，掸落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污浊，赋之予体面与尊严;写当下生活中的失意者边缘人，道尽生活的无奈与无常，人间的冷暖与炎凉，兜兜转转在绝望的尽头找到活下去的理由。于我而言，班宇小说更多了一重关己的意义：他激活并刷新了我在沈阳这个东北重工业城市二十多年的生活经验，带领我重新打量、理解这座城市——关于铁西，关于历史，关于命运。
沈阳市府广场的东南侧，坐落着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恒隆大厦，三百五十米高、八十八层，世界第三的双子对称设计、四十米高的皇冠造型，一串醒目的数字足以让这座庞然大物在高楼鳞次栉比的市府广场笑傲群雄。夕阳西下，薄暮冥冥，站在大厦的顶层，四周望去，八车道宽的青年大街上人车川流不息，凌空飞跃的高架立交四通八达。向南，五里河的高楼大厦与天际线在远方融为一体;向北，北陵公园一望无际的郁郁葱葱彰显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向东，层峦叠嶂的山脉绵延起伏，那是棋盘山，如果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得更远，石油城抚顺都可以看见;向西，跨过火车道，是联合国评定的全球宜居示范区铁西。生在沈阳长在沈阳的班宇牢牢地把他的故事锁定在铁西区。
作为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与工业文化的原初空间，东北与沈阳浓缩并承载了二十世纪国家革命与人民解放的厚重历史。沈阳的铁西区曾经被称为东方鲁尔，这里汇集了沈阳，不，是新中国工业体系的精英力量，不到四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曾经聚集了近千家工厂，拥有三十多万产业工人大军。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对应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建构——即通过“阶级-国家”主导的阶级认同凝聚共识，围绕着工业建设与工人阶级，当代历史完成了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工人阶级具有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双重意义。但是随着历史车轮的改弦易辙，90年代迅速驶入现代化的快车道，社会主义工业体系顷刻间分崩离析，产业工人也从国之主体沦为时代的弃儿，从“工人阶级老大哥”跌入“下岗工人”行列。班宇的小说把叙事的起点设立在90年代那个决定几十万人命运的历史关节点。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那些在一纸令下无家可归的工人们恐怕连慌乱惊恐抱怨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必须马上从熟悉的岗位卷起铺盖投身未知的市场，为明天的饭碗、孩子的学费寻找着落。这种遭逢中看到的恐怕不仅有世人的真面目，还有历史冷酷无情的真面目吧。《盘锦豹子》中的印刷厂工人孙旭庭，像豹子一样敏捷灵活，“以刻苦钻研、热情上进的主人翁精神”，硬是组装完成了冒充进口、实则技术落后的印刷机，厂里允诺的奖励却并没有兑现;工厂经济效益不好，又主动做市场跑销售揽业务，却意外碰了法律红线关进了派出所;下岗后，经营彩票站维持生活，又因为前妻的原因被高利贷找上门索债。面对堵在家门口要债的，终于，“孙旭庭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在彩票站，印刷厂，派出所，独身宿舍，或者它并不遥远的家乡里，都会有它的阵阵回响”。这是这个屡屡被生活碾压的中年男人唯一的一次愤怒，指向无端被操控的宿命、被践踏的尊严。与孙旭庭同样被逼向命运死胡同还有孙少军(《枪墓》)、李承杰(《空中道路》)、许福明(《逍遥游>)，以及工人村中无数的无名者。小说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朝向更尖锐的刺去：历史的不幸没有到孙旭庭、孙少军这一代为止，他们的后代还在持久地承受着历史的阵痛。《枪墓》中，父亲孙少军被处以极刑，儿子孙程带着难以愈合的创伤四处漂泊，期间遇到伤害父亲的仇人、动心的姑娘，却始终无法抚平伤痛，“在所有人醒来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只能独自走完”。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以愈加明晰的面目在场，释放着惯性的力量。如果说，写作的意义在于对抗遗忘，谁又能拯救孙程呢?他心中积压的无法释怀的“怕与恨”，是否有化解的渠道?他需要的那个迟到的正义，是否还有可能出现?或者如作者所言，“他的眼前就是那道白光，他必须要走进去，才能看见光里面有什么”。但如果光里面还是无尽的虚无与黑暗呢?
在90年代的书写中，下岗工人是空白的盲区，他们或者被无视，或者作为可有可无的部分一闪而过，或者作为苦难叙事中“被看”或“被消费”的载体。90年代的叙事框架中，似乎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安放这个数目庞大却面目不清的群体。在文学史脉络中，有两条清晰的处理90年代的路径。一条是“回归日常生活”，还日常生活以合法性，从80年代耽于理想的呐喊转向实际功利的计算，新写实小说即在这个谱系中;一条是在“市场正义资本神话”观念支配下的写作，白领文化、中产阶级、自由竞争、世界主义，成为最能安抚人心的意识形态，私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盖可以划入此路。无论哪条路径，都没法容纳下岗工人这个群体，之于前者，下岗工人恰恰是被抛出了日常生活的轨道;之于后者，下岗工人“天然”携带的社会主义文化血统正与之背道而驰针锋相对。中国在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连续发生几次激烈的社会变革，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像列车的急转弯，能够平安到达下一站是幸运的，而每次急转弯都有很多人被甩出去。当我们平安到达时，也应该记住那些在路上被甩出去的人。下岗工人，作为体制变革的牺牲者、政治上的失语者、社会上的边缘者，写作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把他们从冰冷的历史档案中打捞，还之以血肉之身。因此，班宇对那场变革、那些下岗工人的书写，一方面拓宽了已有写作对90年代的呈现与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被甩出历史列车的人的迟到的敬意。作为85后写作者，对这一场以“现代化”的名义重组生活的浩大变革，保持着非常的敏感和自己特别的看法，让他找到了与当代史、文学史对话的有效切入口。
工人村，这个反复在班宇小说中提及的词汇，在CBD、步行街、金融中心、商贸区等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划分区域功能的语词面前，显得陈旧而不合时宜。工人村曾经是工人聚集生活的地方，但又与今天的商业住宅小区不同，这里不仅有住宅，还有幼儿园、学校、医院、文化宫、图书馆、活动中心¼，几乎具备了维系日常生活的所有功能。这种生活形态像一张网把工人个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工人社会地位与福利保障的物质基础。上班是工友、回家是邻居，工厂与工人村，在日常与生产两个领域把分散的个体聚拢为群体的力量。工人、工厂、工人村，三足鼎立，支撑起“工人阶级”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反之，当工厂走向衰落时，又拉动了工人村的衰落，两者聚合的力量撕裂了作为“阶级”意义的工人群体。随着城市区域功能转型、城市化改造的到来，工人村的面积日益缩减，被围困于城市边缘的一角。班宇如是记录了工人村的变迁：
工人村位于城市的最西方，铁路和一道布满油污的水渠将其与外界隔开。顾名思义，工人聚居之地，村落一般的建筑群，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建，只几年间，马车道变成人行道，菜窖变成苏式三层小楼，倒骑驴变成了有轨电车，一派欣欣向荣之景。俄罗斯外宾来此参观学习，家家户户竞相展示精神面貌，盛情款待蓝绿眼睛的老毛子，竭力推广自家卓越的生活方式，几位来考察的外宾们日日恍然大悟，受益良多，回国后每年冬季开始渍酸菜包饺子唱小拜年。
万物皆轮回，凡是繁荣过的，也必将落入破败。进入80年代后，新式住宅鳞次栉比，工人村逐渐成为落后的典型，独门独户的住宅更接近时代。一门几户的工人村旧居，刚入住时相敬如宾，时间长了，矛盾显现，油盐水电等不起眼的小事，相互之间也能打得不可开交。更有甚者，父母辈明争暗斗时，儿女辈却暗结珠胎，仇恨的种子进一步散播，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90年代里，生活成绩优异者逐渐离此而去，住上新楼，而这些苟延残喘的廉价社会住宅，居然也变成古董，待价而沽。所有人都在等待拆迁，拿些补偿款或者换个新居，从而改善一下生活条件。街对面楼龄更轻的，已经拆完并开始重建，但至今还没有拆到这里。原因是住在工人村里的，老弱病残居多，这些落后于时代半个世纪的人们是天然的钉子户。比起那些离开的恶，仍住在这里的人们，想得到的要更多一些，毕竟他们所拥有的只剩下这幢老房子，这是最后的底牌，不打的惊天动地一点，是没办法翻身的。(《工人村》)
50—80—90年代，工人村从繁盛到中落再到衰败的时间路线，吻合着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体制到新时期的现代化方案再到市场经济的全面到来。这一路下来，产业工人不断被驱逐出社会中心舞台，及至边缘化。工人村的衰落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业人口日常生活的全面陷落;工人村里的居民从响当当的工人老大哥，变为“老弱病残”、天然钉子户”，其中有倒卖价古董的，开皮肉生意黑店的，装神弄鬼跳大神的，离了婚开出租的。宿命的力量具有强大的繁衍力，工人村的孩子不务正业，赌博打架气死父母，“黑社会都是这座楼的儿子”。暴力催生暴力，黑暗未必催生光明。工人村不但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更不具有日常合法性，成为暴力、愚昧、黑暗的滋生地。在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中，铁西区也仿佛是由工厂与贫民窟构成的孤岛，鲜明地区别于其他市内五区。于是一种新的逻辑与话语生成：工人村之于去工业化的铁西、铁西区之于去工业化的沈阳、东北老工业区基地之于市场经济的全国，构成一种异质/主流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应该予以清理的历史“包袱”。而曾经过往的深度历史则在这种差异化断裂式的话语中被抹平。今天，一部分保留下来的工人村作为文化活动区，铁西区的工厂被开辟为博物馆，“逼真”地保持着50年代生活与生产的“原貌”。丰富的历史就这样以“怀旧”“艺术”的方式压缩于扁平的特殊空间里，以文化消费的名义具有了某种诗意，但个体的伤痛显然不是这种怀旧与诗意所能包容的，参观者无法在其中感受到丝毫漫天冰雪中北方的热血与哭嚎。
稍后的《山脉》从沉重的历史叙事中抽身，转向文体的实验与开拓。对这部作品之于当下写作的意义做出准确的判断为时尚早，但它的出现验证了我的一个粗浅观感：班宇骨子里是一个先锋小说家。班宇对文体的探索意识在《枪墓》《工人村》《空中道路》中已露端倪。《洪水之年》《盘锦豹子》《逍遥游》已经呈现了班宇写实风格叙事的娴熟技巧：闪转腾挪中干净利落的情节铺陈，在蓬勃与诗意间恣意流淌的语言、浸透着世俗烟火气的方言对话、充满反讽隐喻意味的冷峻意象。但年轻的小说家并不打算在常规稳妥的叙事中盘旋良久，对形式的敏感、对极致的追索推动写作不断越过传统叙事的舒适区，延伸延伸再延伸，指向未被抵达的、更深远的精神之地。《空中道路》中以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交替展开叙事空间。第三人称讲述工人班立新和李承杰从工厂繁荣到衰落期间个人命运的浮沉;第一人称站在两个人的儿子的视角，呈现、评价父亲一代的生活片段。穿插的视角重新缝合了两个断裂的时代。空中道路的神奇设计、讲解《日瓦戈医生》的桥段、工人的福利度假、骤然来临的改革，小说通过一系列具有强烈隐喻性的情节，在波诡云谲的历史中打捞出平凡个体的尊严与情义。小说中不断提到的雨果巨著《九三年》，像一面镜子，影射着历史提醒着读者，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远未降临之前，拒绝遗忘的书写是最后的道德底线。《枪墓》选用小说嵌套小说的叙事结构，虚虚实实遮遮掩掩中人物内心的伤痛与挣扎历历在目字字诛心，当“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人公面对曾给自己家庭带来灭顶之灾、而今颐养天年的老夫妇，终究没有扣响复仇的扳机，也留下了迈向新生的一线生机。唯有不忍才可救赎。群像式写法，文学史早有珠玉在前，《工人村》胜在对杂芜斑驳的历史中野蛮生长、肆意丛生的破坏力的捕捉。班宇像一个玩抓娃娃的游戏顽童，不断挪动调整抓手位置，幸运的是，他运气足够好，每次都能收获多多，于是他想更大胆地尝试。《山脉》把文体形式推向极致。
《山脉》杂糅了多种文学门类，五节分别由文学评论、神话、人物访谈、日记、小说片段构成，每节的内容既没有思想上的连贯性，也没有清晰的逻辑关系，五个章节既相互独立彼此游离，又潜隐着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的照应。小说的核心或线索是一个叫班宇的写作者与他创作的一部叫“山脉”的小说——没错，班宇喜欢把自己写到小说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小说几乎没有任何完整的情节，出场的人物形形色色，却也没有在情节和故事上建立起关系;关于小说的评论、对作者的采访、作者的日记、小说的部分片段，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体，但读者又并不能获得关于班宇与山脉的任何明确的信息，这一节中似乎肯定性的内容和信息，又被下一节证明为是徒劳或错误的。文本中充斥着大量情节的缺失与裂缝，整个故事笼罩着迷雾一样的气氛。甚至可以说，《山脉》是一个反小说的作品，作为一个具有实验性、先锋性的开放文本，小说叙述的重复与缠绕、迷宫一样的结构、不确定的意义表达，为喜欢智性阅读的读者提供了挑战已有美学经验的空间：喜欢叙事迷宫的可以在其中读出孙甘露格非甚至博尔赫斯的意味，喜欢马原洪峰的可以从中获得真实与虚构交织的混沌感。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以石破天惊的姿态在新时期刚刚松动却依然僵硬的文学版图上信马由缰，一反常规打破了文学与现实之间严谨刻板的反映关系，从而在认识论层面上为写作和作者敞开了自由的空间，更在美学意义上使文学文体得以从千篇一律的八股模样中脱身，获得与内容相提并论的重视。对于新锐作家，先锋作为一种精神，首先意味着重铸小说观念的能力，反抗传统小说技法的勇气。能否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新颖而有效的连接形式，能否在现有文学规范之外开疆辟土，在任何时代都是衡量一个作家才华与想象力、思想锐度与气象格局的重要尺度。班宇与《山脉》一同呈现了年轻写作者的可能与勇气。可以想见，《山脉》会面临着两极化的批评：喜欢的人会着迷，沉浸其中，甚至像我一样，拿着铅笔在各章节中勾勾画画，寻找解开文本众妙之门的线索，乐此不疲;不喜欢的人读不到十行，马上扔到一边，拾起手机。
新历史主义早已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在班宇这里，“讲述话语的年代”与“话语讲述的年代”同等重要，前者是立场与方法，后者是对象与客体;前后参差对照，前者意味着作者贯通历史的立场取向，其中已经隐含了重释与反驳的意味，后者意味着作者对非主流或行将遗忘的历史的价值肯定。班宇现有的写作中，对历史的处理一般回撤到90年代，沿着这条路，更深远的还指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经验与工业文化体系，以及对这种文化经验复杂性的更全面的理解与处理。这样的延伸对于班宇是可能与必要的，有理由期待已经站在历史节点上的年轻写作者更大步地向后，直至无路可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