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中国诗歌的态度：书写生命 拒绝假和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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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在这个全民抗疫的春天里，成为不少人表达情感的载体。不论是来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古诗温暖，还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必胜决心。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或许都觉得该记录些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当几句唐诗出现在驰援武汉的战场上的时候，或许有许多人看到了诗歌的魅力，于是拿起手中的笔……连日来，我们收到了不少关于抗击疫情的诗作。他们中有专业诗人、白衣天使、各行各业的职工等。

　　那么，何为诗歌?是几句喊口号的表演，还是必须轰轰烈烈的情感演绎?哪些诗歌才能如春风细雨般滋润人的心灵?铮铮铁骨般记录历史?本期《家园》，邀请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木汀、著名童诗作家邱易东、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孙晓娅，与读者一起探讨，灾难面前，如何写好诗歌?听听他们的答案：

　　病毒是无法用诗句杀死消灭的，但诗句可以歌颂面对灾难的勇者，批判懦夫。

　　——黄怒波

　　从诗人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随便抽取几首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团结、不屈的斗志，看到了折射出来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态度。

　　——木汀

　　戴望舒的一句“我用残损的手掌”，既表明诗人在国家危难之时个人命运遭际的悲苦，又成为诗人感受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方式，使个体的“残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孙晓娅

　　在诗歌中，无论需要如何不着边际的想象，抒写的感情必须是真实的。

　　——邱易东

诗歌和诗人们的一次洗礼

　　2020年初春的中国，下了一场悲情的雪。

　　恶疾如地狱中的飞沙走石，撕心裂肺，摧花折柳。

　　长歌当哭。全国的诗人们落笔哭春，向那些抵挡在死亡前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歌颂英雄们的高尚心灵。

　　短短的日子里，中国诗歌学会收到近2000封邮件，4000首诗歌作品。《有的人活着》这首诗，一经推出，已有122万人阅读分享。由《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推出的这首诗的朗诵版，反响强烈，收听量超过50万人次。一批优秀的朗诵艺术家主动为诗人们的作品配乐朗诵，为武汉加油，有情与义的声音增强人们战胜疫魔的信心。

　　首师大附小五年级的学生魏逸航在他的诗句中坚信“逆行者，一定赢!”当他向着遥远的武汉轻呼“我们不管你是天使还是战士，/请接受我/一个少先队员的敬礼!”时，我们的双眼怎能不湿润呢?浙江诗人汪啸波写了一首哭泣的诗，在诗中，他悲痛地倾诉：“在这个寒冷的元宵夜/我为一位陌生人哭泣/他不是英雄/也不是伟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这是一首诗的挽联，清白、纯洁。发自心底的哭泣，是对生命崇高的审美。“此刻，诗是该掩面一哭?还是冲天一怒?我假若还有些许风骨，就该凛然登高一呼!”诗人李松涛在大悲之中，以血性的诗句仰天发问，表达了诗人对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反思。在新时代，诗人依然是手无缚鸡之力。但如果心怀大爱，手中就握着一支如椽大笔。在笔尖直抵人的灵魂深处时，一句句普通的诗句直接描绘出民族的风骨、时代的脊梁。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这句钢筋铁骨的诗，是艾青先生创作于1937年的《煤的对话》的结尾。我们重读它时，怎能不为一个民族的战士在民族的灾难时刻决心以生命之火去争取自由和光明呐喊而动容呢?在中华民族的诗歌史上，永远璀璨而神圣的那些诗人们都是时代的在场者。李杜精神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传承。今天，大众之所以对当下的诗歌写作者有诟病，就是因为许多诗人从中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课堂上逃学了。结果，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荣，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整天哭哭啼啼，自艾自怨，自暴自弃，撒娇耍横。所以，面对重大历史课题和事件，如果失去了审美能力，写诗就是无效的。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些诗人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他的《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的这句断言奉为圭臬，以此作为在重大灾难面前噤声收笔的理由。身为一个诗人，我带着这个疑问于2013年9月在德国的城市特里尔参观了一个纳粹集中营旧址。一个讲解员很愤怒地告诉我，二战后，德国人不敢面对这个可怕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选择了集体遗忘，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随着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德国奥斯维辛大审判的开始，德国知识分子才认真面对纳粹的暴行，德国人才开始反省。他说，就举这个集中营为例。曾经关了15000多人，没有一个人逃出去。集中营就建在一个村子旁。但战后，村民们居然都说不知道这回事。讲解员摇着头，我突然明白了阿多诺的意思。他真实想说的是，面对奥斯维辛，我们都是受害者，也同时都是旁观者和麻木的人。身为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写诗呢?

　　诗人们，还记得吗?与阿多诺同是纳粹的受害者和揭发者的德国诗人策兰，认为诗歌艺术不能回避大屠杀。他作为“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人，以高度的写实性在1945年4月创作了著名诗作《死亡赋格》。这是诗人和诗歌对反人类行为的审判，也是在重大历史事件和灾难来临时，诗歌艺术的作用体现。

　　新冠病毒是无法用诗句杀死消灭的，但诗句可以歌颂面对灾难的勇者，批判懦夫。让人们的灵魂颤抖，让哭泣的悲痛坚强，让人们于虚无之中看到希望。

　　所以，艾青先生说，“问题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写，在你怎样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角度去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姿态去拥抱世界……”(黄怒波)

诗是生活态度

　　前几年，当“诗和远方”一度成为工作和生活的关键词时，我说：“诗和远方”的“诗”，并不是指“诗”本来，它应当是人们长期置身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对“放下状态”的一种欲罢不能的强烈渴望或对“放下状态”无限向往的美好愿望;用一个“诗”字来表达，恰到好处，又绝妙无伦。

　　诗这种语言载体，始终牢牢居于一个人内心最寂静、最安全的岛屿。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诗，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当成长的喜怒哀乐迫切亟待抒发时，诗是人们不约而同想到的首选的文学方式。即便这时候不能拿起笔来表现，也会在触景生情时，自然而然地想起熟悉的“沉睡”着的诗来疏解。

　　当然，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都需要开发，写诗也一样，需要被唤醒。这种唤醒，不靠“名师”，靠的是自我。我眼中的诗，必须是宽容的文字，允许作者以自己的语言体系去表达。

　　武汉疫情，诗是最早响应的文学“驰援”。绝大多数诗人，自觉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战役”，以诗歌记录下这场“对决”，为“对决”画像，正应了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责任”。不少从未涉猎诗歌创作的，也不由自主地选择以诗表达对疫情一线所有“卫士”的深刻关切，那悲悯和祈福，都来自诗作者的灵魂深处。

　　从诗人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随便抽取几首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团结、不屈的斗志，看到了折射出来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态度。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正是中国诗歌的态度，中国诗人的态度。(木汀)

苦难中捍卫个体生命

　　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艺术，在苦难面前，从未缺席。置身苦难中，写作语境与写作限度不断发生变动，诗人们拿起手中的笔，记录、感怀、期冀、讽喻，抗争、警惕、批判……自古及今，在苦难中生成的优秀的诗歌作品从来不是同一的面孔。

　　布罗茨基曾言：“文学的功绩之一，在于，它有助于使我们生存的时间更加个性化。”那些流传不衰的经典诗作都藉由苦难表达岀创作主体的精神高度、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

　　上世纪40年代初，戴望舒被保释出狱后，以狱中生活为题材，写下《等待》《心愿》等诗篇，其中最感人深挚的是《我用残损的手掌》。诗人用属于心灵的“无形的手掌”，在想象中抚摸祖国的版图，战争所带来的残酷景象与记忆中祖国秀丽壮美的山河，都在诗人的笔端与脑海一一展开。他所“摸索”到的首先是战火中的中国现实，是被战争所摧毁的土地，沾满了“血和灰”的深重的苦难，而后是风景如画的家乡与祖国的山川自然，对于记忆中景象的书写，反衬着现实的沉重与艰险，以及诗人对处于灾难中的人民的关切。但是，戴望舒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对于现实苦难的描摹、勾勒之中，而是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个体的期望。“我用残损的手掌”一句，既表明诗人在国家危难之时个人命运遭际的悲苦，又成为诗人感受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方式，使个体的“残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托尔斯泰曾言：诗是人们心里燃起来的火。这种火焰燃烧着，发出热，发出光。诗人是身不由己怀揣着“痛苦去燃烧自己并点燃别人的人”，他们捍卫的是个体的也是人类的生命书写。(孙晓娅)

拒绝假感情和伪诗歌

　　每当社会与自然的重大事件发生，人们诗“言志”，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

　　1938年8月7日，在延安所有的街巷，城墙、庙宇、甚至岩石、树干上，贴满了无数诗歌。这些诗短小精悍，铿锵有力，如烈火和弹药一般，同仇敌忾。比如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暴发，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罕见的重大灾害事件。在一级响应、封城、救治、隔离等一系列的紧张而又严峻的抗疫斗争中，自然，轰轰烈烈的诗歌洪流又铺天盖地而来。

　　可是，绝大多数作品，却没有如街头诗那样，让人激动，获得战斗的力量。这些作品，有的直接演绎事件，感谢“新冠君”，赞颂“戴上口罩的中国更加巍峨”，有的把病毒比为死神，比为妖魔鬼怪。“一个歹毒无比的’新冠’。/它坑蒙拐骗毒，无不用极!瘟神、流氓’新冠’!”只是喊口号，消解和扭曲这场严峻的人与自然的斗争。

　　言为心声。在诗歌中，无论需要如何不着边际的想象，抒写的感情必须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必须是写作者在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中，被具体可感的事物所感动，激发出来的表达欲望。想当然地臆想比拟一番，然后直接说出想法，或者排列成亢奋的诗句，或者化为低俗的段子，逗人一乐，这样的感情还是真实的吗?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据说在晚清末年，有一位不识字的车夫，给母亲送葬，他一路哭喊着：“哭一声/叫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不答应……”一位诗人听到，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最动情的好诗。的确，这样的声音虽然明白如话，却极其富有穿透力，直击人心，催人泪下，这是因为车夫一生的情感，都凝聚在这样血和泪的呼喊中了。向这位不识字的劳动者学习吧，要想写好诗，拒绝假感情! (邱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