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成长小说： 统一·多样·原创

      成长小说是一个他者概念，又被称为启蒙小说或教育小说。它起始于18世纪末的德国，发展于19至20世纪的英国、美国，是西方现代小说类型之一种。成长小说这个概念，与德语Buildungsroman相对应，意思是“成长的故事”，即通过小说的主题、结构和形象来讲述少年经历磨难的成长过程。比较西方成长小说，中国成长小说有自己的界定和故事形态，与西方成长小说很是不同：如果说西方成长小说是在启蒙主义狂飙运动之后呼应了西方主流社会对“完整的人”的探寻，那么中国成长小说则是在不同思想文化运动中呼应了不同时代对新型理想化少年的塑造；如果说西方成长小说更看重少年成长者身心长大的过程，那么中国成长小说看重的是少年成长者身心长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70年的成长小说史，别有独特的演变进程。

      50至70年代：

      两种模式统领天下

      从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成长小说主要呈现为两种叙事模式的统领天下：革命历史叙事模式和革命写实叙事模式。

      革命历史叙事模式在50至70年代的成长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极重要的位置，如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影响广泛。不仅如此，这两部成长小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模式还成为了这一时期成长小说的典范。此后，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成长小说相继问世，如刘真的《我和小荣》、周而复的《西流水的孩子们》、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萧平的《三月雪》《啊！少年》、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邱勋的《微山湖上》、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袁静的《红色少年夺粮记》、宋振苏的《我的弟弟“小萝卜头”》、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上述成长小说大多延续了《鸡毛信》和《小英雄雨来》的革命历史叙事模式，叙述者大都选取少年视角或超人称视角，其背后内置的是讲述革命历史英雄伟绩的巨型国家话语视角；少年主人公大都是革命者之子或被压迫者之子，经过革命者的导引和革命战争的洗礼，最终成为“红色小英雄”；小说的故事情节主要讲述少年主人公被民族战争“所抛”或被国内战争“所弃”之后充满磨难的成长过程，正是在此成长过程中，少年主人公由对父母亲的小爱升华为对党和革命的大爱，成长历程可谓波澜壮阔，颇具革命传奇色彩。

      革命写实叙事模式在50至70年代的成长小说中比重逐渐增大，分量逐渐加重。不过，与革命历史叙事的成长小说重点讲述少年主人公的英雄化历程不同，革命写实叙事的成长小说则重点讲述少年主人公的克服童稚化过程。这或许是因为50至70年代成长小说创作的迫切任务并不是重述少年在革命历史中的成长，而是努力塑造具有社会主义优秀道德品质的新型少年。因而，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冰心的《陶奇的暑假日记》都重点讲述了有“缺点”的孩子如何通过向解放军战士学习而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好孩子的曲折过程，由此成为成长小说的典范之作。在这一时段，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萧平的《海滨的孩子》、马烽的《韩梅梅》、刘真的《长长的流水》等将少年放置在合作化等现实背景下，将有“缺点”的主人公与另一位“好孩子”相对照，进而让主人公成长为新中国的新型的理想化少男少女。但也有成长小说的故事情节是由有“缺点”的少男少女被教育反转为早熟的“小大人”的，如杨啸的《小山子的故事》。 “文革”前夕，在贺宜著、杨永青绘的《刘文学》中，一个不顾个人安危、与地主展开搏斗、最终牺牲的完美的少年英雄诞生了，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进一步塑造了共产主义好战士青年英雄欧阳海的形象。在“文革”后期，徐瑛的《向阳院的故事》、杨啸的《红雨》、童边的《新来的小石柱》都延续了完美的少年英雄的成长仪式礼。上述成长小说大多选取了《罗文应的故事》和《陶奇的暑假日记》所确立的革命写实叙事模式，小说的故事情节也有统一化的设计。

      统一化的图景在50至70年代的成长小说中，并非只是为了讲述少年成长的故事，更是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也有成长小说逸出了统一化的叙事模式的图景，如王蒙19岁时创作的《青春万岁》既充满诗意地讲述了共和国初始阶段的青少年对新中国成立的感受和想象，虽纠正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青少年的“缺点”，但阳光中的忧伤的基调和语调还是与当时的“崇高美”有些不一样。再如萧平的《海滨的孩子》、任大星的《蟋蟀》、刘厚明的《红叶书签》等也将诗性叙事模式或日常化叙事模式作为主体叙事模式，而未能汇入“崇高美”的大合唱。

      80至90年代：

      多种模式矛盾交替

      新时期催生了新时期文学，也为成长小说带来了新的转折。这种转折首先表现在：成人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共同汇聚在新启蒙主义的旗帜之下。如果说在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是在“救救孩子”的启蒙主义思想旨归下，将“儿童的发现”与“人的发现”放置在一起进行思考，那么80年代中国作家就是将“第二次儿童的发现”与“第二次人的解放”放置在一起进行创作的。其次，统一化的叙事模式被中断。再次，被长期中断的儿童问题小说和儿童教育小说得以接续。经由种种变化，80至90年代，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图景。

      刘心武的《班主任》同时选用了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儿童教育小说的叙事模式，前者用于讲述“文革”浩劫带给北京光明中学的学生的精神内伤，后者用于讲述班主任张俊石对问题少年的挽救，从而接续鲁迅曾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启蒙主义呼声。但是，超人称叙述视角下的启蒙目光是否以另一种形式重蹈了儿童本位和儿童教育理念错位的旧辙？相比之下，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虽然也选取这两种叙事模式，但不再使用超人称的启蒙视角，而是使用了少年成长者的叙述视角，其故事内容与其说是为了解决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提出问题，小说结尾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新时期发端期的儿童文学作家更倾向于将五四时期的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新时期化”，即以现实主义目光直面新时期中国社会发端期少男少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刘厚明的《绿色钱包》《黑箭》、丘勋的《三色圆珠笔》、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都通过悬念的设计、一波三折的情节变化，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当代教育应该如何对待犯过错误、不合规训的“问题少年”，是相信还是否定，是爱护还是打击？

      儿童教育小说和儿童问题小说这两大叙事模式被接续至80年代中期，伴随着思想解放进程的巨大推进，出现了儿童问题小说叙事模式独受青睐的现象。铁凝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写实的笔法将少女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使得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不仅深化了成长小说的主题，还丰富了成长小说的样式。80年代中期的成长小说继续选用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且突破了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丁阿虎的《今夜月儿明》首次涉足少男少女恋情题材，引发争议；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揭秘少女因身体生理的成熟，引人注目。两篇小说都内置了隐秘叙事模式。80年代中期，“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还被配置以隐喻叙事模式。曹文轩的《古堡》、梅子涵的《蓝鸟》、常新港的《独船》、程玮的《白色的塔》、秦文君的《少女罗薇》、张之路的《题王许威武》、陈丹燕的《黑发》等都聚焦少男少女不被人所知的精神心理的问题。此外，80年代中期的“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还伴随以古典诗性叙事模式和意识流叙事模式，等等。

      80年代末至9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被中国当代作家所推崇。先锋作家特别热衷于西方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长小说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在细雨中呼喊》、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苏童的《少年血》、叶弥的《成长如蜕》等。这些小说虽然选取现实题材或历史题材，但其中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听命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理性化的观念，而是在理性化观念的碎裂声中反叛现实世界的既定秩序，由此让成长者体验惆怅、空虚、孤独、无助乃至死亡等成长伤痛，最终完成自我的身心蜕变，见证个人的成长礼。这类小说大多可以概括为非理性的叙事模式，即选取被压抑的少男少女作为主人公和叙述视角，设计“出门”“逃离”“堕落”等非理性行动作为核心情节，深描主人公“在路上”欲望的释放以及“被抛”后遭遇的磨难，以表达成长者对既有秩序的反叛。此外，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卫慧的《艾夏》、棉棉的《啦啦啦》等一些女性作家的成长小说通过“镜像”“身体”“初夜”“子宫”等私人化的欲望描写，将80年代成长小说中的个人化少女心事改写为私人性的少女欲望，以自闭的方式表现人与外面世界的关系，进而以拒绝成长的方式来讲述成长的过程，并试图以此确立现代女性的自足身份和独立地位。

      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写实叙事模式对于成长小说依旧具有强劲的吸引力。肖复兴的《青春三部曲：青春奏鸣曲》和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三部曲》都以写实叙事模式回应了转型期的少男少女所遭遇的两代人互不理解、青春发育期困惑等普遍性问题。特别是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更是倾向于将写实主义叙事模式作为小说的主体叙事模式，创作了一批优质的成长小说代表作。其中，程玮的《少女的红发卡》、张之路的《第三军团》、秦文君的《十六岁少女》《男生贾里》《女生贾梅》、黄蓓佳的《我要做好孩子》、董宏猷的《十四岁的森林》《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金叶的《都市少年》三部曲等不仅获得市场上的成功，而且取得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些作品在个体化视角下追求现实感和时代性的融合，接续了被中断了的儿童本位论，塑造了鲜活的新型少年形象。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诸多叙事模式之外，曹文轩的成长小说中的古典诗性叙事模式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等不仅将古典美感与现代意蕴融合起来，而且在古典诗性叙事模式中塑造了桑桑、杜小康等具有高贵美学的新型中国少年。此外，革命历史叙事传统也始终被承继。例如：张品成的《赤色小子》《北斗当空》皆是讲述红军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之作。

      21世纪：

      多种模式博弈与立足原创

      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既迎来了儿童文学出版的“黄金十年”，也相遇了史无前例的“分化期”。这一点，既表现在儿童文学作家分化为纯文学作家和通俗类作家，更表现在整个儿童文学创作本身因受到商业性童书、国外引进版，以及青少年写作的三面夹击而显得有些沉寂。虽然儿童文学作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创作了《细米》《青铜葵花》（曹文轩）、《天棠街3号》（秦文君）、《亲亲我的妈妈》（黄蓓佳）、《伤花落地》（常新港）、《少女的红围巾》（程玮）、《腰门》（彭学军）、《男孩女孩含羞时》（徐鲁）、《纸人》（殷健灵）、《远方的矢车菊》（李东华）、《舞蹈课》（三三）、《少年摔跤王》（翌平）、《我们之间》（韩青辰）等优质作品，但客观地说，上述成长小说在第一个10年里很有些寂寥。然而，正是这些成长小说，自觉地承担了对新世纪少年儿童精神导引的职责、探索了成长小说的原创性叙事模式，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创作实绩，平衡引进版的失衡性、对抗商业童书的复制性、反拨青少年写作的颓靡性。作家们不仅更加自觉承继鲁迅确立的古典诗化小说叙事模式，而且以古典诗化小说叙事模式塑造出高贵的中国少年形象，其世界性影响也在扩大。

      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80后”为主力军、“90后”为生力军的青少年作家创作的成长小说，与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成长小说并置存在，且形成博弈关系。如果依据时间顺序和文化立场来划分，青少年作家创作的成长小说分为三种类型：亚文化成长小说、时尚化成长小说和纯文学成长小说。韩寒的《三重门》作为青少年作家的亚文化成长小说的发轫之作，一出版就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热捧，且很快成为反叛少年的“偶像级”作家，领衔了青少年作家对现行教育体制、乃至对诸多压迫性力量进行颠覆的写作风尚。此后，春树的《北京娃娃》《红孩子》、易术的《陶瓷娃娃》、李傻傻的《红X》、李海洋的《不良少年査必良伤人事件》、孙睿的《草样年华》等都以反叛的方式积聚创作成长小说的能量。与韩寒的凌厉文风不同，郭敬明的文字有迷魅、疼痛、玄幻、优雅的时尚之美，很快成为时尚化成长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2006年以后，与亚文化成长小说创作与和时尚化成长小说创作的一夜爆红非常不同，纯文学成长小说既接受了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中市场化要素，又一路在摇摆中日渐强大。其中，笛安的《告别天堂》、张悦然的《誓鸟》、周嘉宁的《往南方岁月去》、七堇年的《大地之灯》等都是表现“80后”成长疼痛的代表作。不过，这三类成长小说无论存在多大的差异，但都以各自不同的叙事方式表达新的成长小说观，探索新的成长小说样式。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新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创造儿童文学的原创新气象。当下成长小说不仅主题多重、题材丰富、人物饱满，而且叙事模式多样，极具原创性，由此建立了新时代中国成长小说的独立美学。

      首先，新时代中国成长小说不再单向度地援引西方成长小说的残酷美学，而是依凭自身的文学传统重建新时代的秩序美学。作家立足于中国古典诗性文学传统，选取中国古典诗性叙事模式，兼容写实主义的白描性手法，形成了古典美感、写实底色、现代意蕴的文本世界，以此重建21世纪文化的秩序美。古典诗化叙事模式在新时代的成长小说中不再是被一位或被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所选用，而是被一个有流无派的、不同代际的儿童文学作家群所共用，如曹文轩的《蜻蜓眼》《穿堂风》《蝙蝠香》《萤王》、张之路的《吉祥时光》、黄蓓佳的《童眸》、汤素兰的《阿莲》、邓湘子的《牛说话》、曹文芳的《牧鹤女孩》、小河丁丁的《唢呐王》、张吉宙的《青草湾》、刘耀辉的《野云船》、王苗的《落花深处》等。这些小说皆通过古典诗性叙事模式，思考童年与成人、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等文学关心的人类问题，以此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念。其二，新时代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成长小说时，还选用了儿童心理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影像化的叙事模式，二者都具有原创性。选用儿童心理问题小说叙事模式的优质成长小说有：常新港的《尼克代表我》、李东华的《焰火》、殷健灵的《爱——外婆和我》、陆梅的《无尽夏》、汪玥含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周敏的《北京小孩》等；选用影像化叙事模式的优质成长小说有：萧萍的《沐阳上学记》、周晴的《了不起的许多多》等。无论选用哪一种叙事模式，都是为了显现不同历史时空中的少男少女的隐秘的心理世界。其三，新时代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成长小说时，丰富了革命历史叙事模式。谷应的《谢谢青木关》、黄蓓佳的《野蜂飞舞》、张品成的长篇小说《我的军团我的兵》、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史雷的《将军胡同》、左昡的《纸飞机》、王苗的《雪落北平》等以不同的审美风格，借助于革命历史叙事模式，讲述了革命战争语境下的中国少年如何获得高贵的成长礼。这些小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敌我对立，而是改写为能够展现中国人精魂的爱与美的生命哲学。另外，刘海栖的《小兵雄赳赳》讲述了16岁少年刘立宪的英雄梦，既将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的小兵叙事传统进行了新时代的转换，也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提供了新英雄理想主义。

      同时，刘心武、梁晓声、肖复兴、叶广岑、毕淑敏、张炜、马原、王安忆、赵丽宏、裘山山、阿来、杨志军、柳建伟、荆歌、毕飞宇、周晓枫、李云雷、徐则臣、马金莲等当代文学名家纷纷跨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仿佛复现了五四一代作家为儿童创作的盛景。张炜的《少年与海》《寻找鱼王》复活了鲁迅的《故乡》中的海边沙地上的少年形象，让海边少年在胶东海域的传奇世界里由自然之师导引而不断重生。赵丽宏的《童年河》和《渔童》将生命流逝时保有的童真之美、人性扭曲时保有的刚直之美、生命“被抛”时保有的高贵之美作为少年成长的必修课。阿来的《三只虫草》和杨志军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都讲述了藏地少年如何在时代变迁中追求高洁的精神信仰，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理想高地。

      70年成长小说的历史进程始终与国家文化语境的变迁联系在一起。70年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从统一、经多样、至立足原创的新气象的演进过程，固然是新中国成长小说自身发展的历史性进程，同时也是新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