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的曲折复兴路

   作者：黄西蒙

　　近期，现实主义文学复兴的说法再度兴起。《当代》杂志官微日前也刊文称：“必须得有一批或者一部分这样的作家，或者相当一部分作家，你得到现场去。得有这股劲，才能真的把中国故事，讲得真实、全面、立体”。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现实主义的回归或者复兴并不简单。

　　中国文学有着非常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如何书写现实，几乎是每个时代的作家、批评家都会讨论的问题，但在不同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现实感”等并非中国古代文学源发概念，都是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定义。但是，类似风格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也一直存在。不论是先秦《诗经》对远古先民生活的写实描摹，还是中古时期唐宋文人的诗词创作，亦或是《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对世事万象的呈现，都有鲜明的现实风格。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也一直有“文以载道”和“诗歌言志”的说法，所谓“载道说”和“载心说”的论争，也是围绕文学是否要反映现实而展开的。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当文学步入现代性进程后，现实主义文学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实现了合流。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布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立场、风格和创作方向得以明确，使得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人民性，“十七年时期”（1949—1966）著名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无论是书写革命建设的《创业史》《红旗谱》，还是军事斗争题材的《林海雪原》《保卫延安》，无一例外，都是具有极强现实主义风格的文本。

　　现实主义文学对反映时代症候、揭示重大社会命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为论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比如，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是典型的农民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农村土地改革与婚姻变化，这让他在当时有极高的人气，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如，《小二黑结婚》通过书写新人的婚姻观，批判旧社会婚姻的不合理，《三里湾》是非常经典的书写农村风貌变迁的文本。但是，过度的现实主义倾向，也会倒向一个极端：太强调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事件，以至于忽略了个人性的维度。而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愈发紧密后，个人与心灵内部的声音往往就压抑了，这也导致当代文学一度陷入黯淡无光的境地。

　　从文学史上看，八十年代“新启蒙”十年的文学堪称当代文学史上最精彩的一段。虽然八十年代文学发端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但它形成真正独特的文学风格，是在文学思潮“向内转”之后，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大规模涌入后。比如，莫言《红高粱》、王安忆《小鲍庄》、韩少功《爸爸爸》等寻根文学的崛起，以及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先锋小说家的集体登场，让当代文学摆脱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束缚”，文学形式和内蕴空前多样化、复杂化。更何况，刘索拉、徐星等年轻的现代派作家尝试写出了一系列风格荒诞的作品，连老作家王蒙也尝试用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创作了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夜的眼》《海的梦》等风格多变的作品，令文坛大为震惊。与之相对的，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当时则被看成老化、呆板的象征。八十年代并非没有长篇现实主义力作，但在当时，这些书写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作家和批评家们不断追逐着新潮，想用短短十年复制走完西方文学五百年的历程，毕竟，求新求变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主潮。

　　对现实主义矫枉过正的态度，也让中国当代文学一度陷入迷惘。九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纯文学日益边缘化，曾经风靡一时的先锋叙事也陷入低潮，余华、莫言、贾平凹等作家也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型，《活着》《生死疲劳》《废都》等一批书写现实、直面苦痛的长篇小说问世。尽管如此，现实主义文学依然萎靡不振，路遥耗尽心血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但纯文学圈不少人认为这部作品写法老套，而缺乏技法上的创新。虽然茅盾文学奖让《平凡的世界》获得了某种肯定，但其创作理念和书写方式一直备受纯文学圈争议，以至于后来《平凡的世界》成为中小学语文课堂上的推荐读物，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励志型读法”的说辞。这些都说明，以《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民间与官方、普通读者与专业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其实，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一直都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言之有物、关注现实、书写世情百态的作品，向来有很多拥趸，这不是由纯文学圈内部或者个别批评家可以改变的现实。只是现实主义文学不能让自己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更不能用“伪现实”来取代真正的思考。虽然近年来现实主义文学有复兴之势，但也不必对此过于乐观，从写作者角度看，踏实创作好的作品才是正道，若从文学评论的维度上看，更包容与专业的姿态看待新兴的作者及其作品，才是一个合理的姿态，千万不可落入老派思维的藩篱中。（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