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我的乐趣在写作中

作家档案

　　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1964年生，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上岭村人。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复旦大学中文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版有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七部，小说集《上岭村编年史》《撒谎的村庄》等九部，散文集《掘地三尺》等。曾获铜鼓奖、独秀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寻枪》《理发师》《宝贵的秘密》等。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被翻译成瑞典文、越南文、俄文等出版。

“他们在我文学道路上的出现，是命中注定”

　　记 者：最近，您的小说《我们的师傅》反响强烈，为什么会想着写这么一部作品?作品中的人和物在上岭村有哪些原型?

凡一平：

　　《我们的师傅》这部小说的灵感或素材来自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同学徐彦平，一个是我的堂哥樊家先。

　　徐彦平是我复旦大学作家班同宿舍的同学，他当年是诗人，现在依然还是。但因为他现在是亿元以上富翁，许多人就把他诗人的身份忘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也是把他当商人看的。1991年复旦结业那会儿，他对我说：一平，我们俩分工吧，你写小说，我经商。我说好的。这么多年过去，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光在柬埔寨就有六万公顷的地产业。六万公顷是多大?我问他。他说二十五平方公里。我啧啧，说幸好当年你分工是对的，如果你写小说我经商，那我们就惨了。他忽然告诉我一件事，他十四岁的时候，拜了一个师傅做小偷，如果做成，那才是一个惨啊!就在圩场上，他夹到了一个人的钱包，斗争了两秒钟，又把钱包放回去了。然后他去从军，再从文，而后从商，也不放弃写作的爱好。他的一本《情商中国》，就卖了四十万册。这都不是我佩服他的理由。我佩服他的是，他悬崖勒马的能力——他要是不把偷来的钱包放回去，他还是今天的他吗?

　　我这同学告诉我他做小偷没做成的故事，已经好几年了。

　　而我的堂哥樊家先，我从小就知道，他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小偷。我亲眼看见过他因为偷盗而被狠狠地殴打，然后扔进河里。大人们告诫小孩就拿他当反面教材，我也是避之唯恐不及。

　　就在去年，我的父亲去世。我忽然在南宁殡仪馆父亲的灵堂，看见了樊家先。他来悼念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堂叔。夜深人静，我们至亲的人几乎都睡着了，快燃尽的香火，只有他来续上。我忽然想起父亲生前跟我说，樊家先有一次偷到了他的钱包，定睛一看是我父亲他堂叔，又把钱包放回去了。父亲骨灰安葬上岭村那天，我又见了樊家先，他对我父亲尽孝的一举一动，再次让我感动。他其实已经多年不做小偷了，却孤苦伶仃一人，吃五保。我返南宁时，乡亲的礼物里，有一份是他的，说是给我的母亲。今年清明，我回村扫墓，回城的礼物里，别人告诉我，有一份是他的。

　　一回城我就写了这部小说。四月六日写到四月十六日。然后把小说寄给了《十月》。十天后，《十月》通知说，发四期头条。我立即就想起或感念两个人，徐彦平和樊家先。他们在我文学道路上的出现，是命中注定。

“上岭村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

　　记 者：近些年来，上岭村已经成为您小说作品中的地标建筑，我好奇的是，您理想中的上岭村应该是怎样的?

凡一平：

　　上岭是我的祖籍，其名与著名的上甘岭只少一个字，但知名度却要小许多。在我大量的阅读记忆里，上岭只在书里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在我虚构的小说里(谁要是不信，就去读我的长篇小说《顺口溜》)。我本想我的小说要是很有名，我的故土——上岭也就跟着出名。只可惜我的小说读者不多，上岭也就知之者甚少，它只能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

　　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拥抱的村庄，就是上岭。我十六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就在这里。

　　现在的上岭村，变化已经超乎我的理想。可能因为我不断在作品中写上岭的原因，引起各级政府的注重，电压不够换了变压器、信号不足建了发射台、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村里安装路灯县里最早。年前，村长突然给我电话，县里拨了三百万到村里，问我怎么用?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发挥想象用吧，还要规划一千万或两千万，因为我估计后面还源源不断有钱进来。

　　记 者：您创作之初好像是进行诗歌创作的，是什么契机让您转而涉足小说领域?

凡一平：

　　我最早的诗歌处女作《一个小学教师之死》，1982年发表在《诗刊》，是一首叙事诗。后来我发现我擅长叙事，而诗歌更讲究的是意象，所以我就及时转向写小说了。但诗歌都是我的最爱，我经常阅读的期刊就是《诗刊》，仍然写诗。

　　“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

　　记 者：您是一步一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跪下》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所描绘也是都市生活，现在，您已经定居城市，但您的作品却在不断回归乡村。这种反差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凡一平：

　　对我来说，家乡是我生活过的地方中最净洁的土地，我最纯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度过的。自从我离开了那里，进入都市，我被各种欲望骚扰、引诱、腐蚀，尽管我努力地进行着抵抗——用了数部中、长篇小说对我的都市生活进行批判和解剖。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不天真，不干净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我?我能变回去吗?而我认为最纯净的家乡这么多年也在变化着，我的村庄生态越来越好，我的乡亲也变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欢乐却比以前少了很多，虽然我的乡亲个个善良，善良到纵使掌握或唾手可得你天大的秘密，也绝不出卖或勒索你。但我还是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挤压着我。它挤压了我很多年，无论我是在金光大道的城里还是在纸醉金迷的经历中，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

　　记 者：近年来广西文学界非常活跃，作为文学“新桂军”的主力成员，您如何看待您的作品与您生长的土地之间的联系?

凡一平：

　　我现在的写作，如果不与上岭村有关，我就写不下去。

　　记 者：您的作品《寻枪》影视化之后，您是否更多倾向于剧本创作?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化表达的改编上是否遇到过一些困难?

凡一平：

　　我第一部小说改为影视的作品是《寻枪》，是在贵州青岩镇拍的，拍摄的时候我还探过班，在那里认识了姜文和宁静等。《寻枪》的“成功”，对我的小说创作是有很多启迪的，但也带来诸多的困难。所谓的“困难”，其实是功利方面的，但现在已经被我克服了。去年，我遇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她很关注我的创作，她注意到我的小说已经回归到小说本真了，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我现在写的小说，写作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考虑会改编成影视，纯粹就是尊重本心去写。而恰恰是这样，我的小说被影视界关注反而更高了。

“影视界是我的福禄之地？

影视并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

　　记 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您也曾数次担纲影视作品的剧本创作，那么，您如何看待由文学作家向影视编剧的转变?在两种不同的身份下，是否会存在不同的创作体会和心境?

凡一平：

　　这些年，我常觉得我写的小说像是种子，或像是鸟蛋，被别人拿去播种或孵化，然后长出奇异的花草或生出怪诞的鸟来，比如《跪下》《寻枪》，又比如《理发师》。它们从发表和卖掉版权以后，就仿佛不再属于我，而属于演绎它们的编剧、导演和主演——当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们把我的小说拿去改造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我就像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送到别人的家里生活和抚养，等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发现他已不再是这些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变异了，他和孩子的关系已经疏远，甚至已经认不出是自己的孩子了。而那些将孩子拿去培养和打造的人，也俨然以父亲自居，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证明养育的功劳，最高的荣誉和报答应该属于他们。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写作者的宿命。这就是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这几年来，很多作家都在搞影视，因为影视比小说巨大利益的诱惑，让人无法拒绝。我就是属于不安分写小说的作家之一。我每写小说之前之后，总是希望首先它能发表，然后被转载，再然后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我有几个小说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有的人说我很幸运，而导演就是给我带来幸运的人，影视界则是我的福禄之地，因为如果不是影视的推动，我就不会有现在的名气，我的书也不会有人抢着出版，我的生活更不会比过去好。

　　事实上、表面上看的确如此。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感谢影视?感谢将我的小说搬上荧屏和银幕的人? 不。为什么不?因为影视并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物质不是快乐吗?名利不是快乐吗?不是，我的本质告诉我不是。你的本质是什么?小说家。那么你的乐趣在哪里?我的乐趣在写作中。是这样吗?真是这样。乐趣是什么?鱼的乐趣是从容地出游;鸡的乐趣是寻找一个安静下蛋的地方;那么，你——写作者的乐趣是什么?

　　当一个写作者进行一部作品的创作的时候，他就像进入了一个王国，并且成了这个王国的主宰。他控制着这个王国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他让人物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情，并安排和决定他们有不同的命运。只要他不高兴，他可以让国王变成一名乞丐，让相爱的人劳燕分飞;而只要他乐意，他可以让丑小鸭变成天鹅，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样的写作者看上去很独裁，但其实他是在任由人物自身的性格和能力，发展各自的前途，选择各人的归宿和结局。他坚信性格决定命运。他其实是最尊重人的人，他以人为本。在以人为主体的精神国度里，作家的意志和情感能够最大自由地宣泄和发挥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所以我说，乐趣是情感的自由发挥，是意象的生动表达;乐趣是释放自己的幻想，在想象的世界里，浪漫的爱情是乐趣，成功的复仇是乐趣，美和丑的对比是乐趣，生和死的竞争是乐趣。而每一次悲欢离合，每一次撕裂心肺的痛苦，在漫漫的长夜中，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

　　对与我——不惑之年的写作者，注定是要为这样的乐趣活着。我常常不敢称自己是作家，是因为我害怕我万一懈怠而不写作了，我的乐趣就会中断。那么作家的称谓就只是一具空壳。因为我以为，作家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是作家。真正的作家为什么一生美誉，是因为他们终身都在写作——虔诚地写作，刻苦地写作，孤独而安静地写作，清贫而自由、自豪地写作——历史和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这样的作家。他们不像另外一些人，因为写作而改变了个人的生活命运，成为作家后，却不再写作：当官以后不写作，发财以后不写作，下台以后也不写作，破产以后也不写作——但无论他们得意还是失意，作家的称谓都能使他们的身份增加和保持某种尊严和信心，仿佛作家是一种既能进攻又能防守的秘密武器。

　　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却又害怕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

　　因此我必须写作，道理就像母鸡就要生蛋公鸡必须打鸣一样简单。不写作不行，不写作就不是作家，就连一个势利的文人都不算。不写作还继续称作家，只能说是沽名钓誉。

　　不写作，我的乐趣便鸡飞蛋打。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没有文学，我什么都不是。

“我现在的写作纯粹是尊重本心去写”

　　记 者：《寻枪》《理发师》等一系列影视化作品的反响都很不错，那么又是什么促使您将目光放回自己成长的土地，创作重新回归乡土?

凡一平：

　　沈从文说：一个士兵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城市曾经是我的沙场，我活了下来，于是便回乡土。我的乡土就是上岭。

　　记 者：您如何看待广西文学的发展、变化以及未来的前景?

凡一平：

　　广西文学目前的前景广阔，在从贵州调来任广西任自治区副主席的秦如培副主席的关怀下，在自治区作协主席东西(田代琳)的努力争取下，广西作家的境况越来越好，至少可以通过写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记 者：您曾经说过“文学是传递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路径之一”，那么在您看来，您的作品最想向读者传达的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凡一平：

　　即使身处黑暗，依然向往光明。

　　记 者：据我所知，您曾建议《民族文学》杂志社增设壮文版，在您看来，增设壮文版对壮族文学有什么重要意义?

凡一平：

　　2013年，我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了增设《民族文学》壮文版的建议，我记得建议里有这样一句话：壮族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家，增设壮文版是对壮民族的尊重。

　　记 者：您是一位资深的少数民族作家，近年来，80后90后甚至00后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不断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作为过来人，能否给他们提点建议?

凡一平：

　　学我的勤奋、酒后的真言。

　　记 者：能否谈谈您下一阶段的创作计划?

凡一平：

　　写长篇、中篇和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