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仍然是文学工地第一线的劳动力

　　常常见证到文学现场一线作家的勤奋和活力。

　　比如王蒙。

　　这位从195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在85岁这一年，愿望是“还希望以耄耋加饕餮之力，再当好数年文学生产一线的劳动力”。

　　他是与党、国家、民族共命运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限于文学作品)直接地、客观地、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的重大事件和各族人民的心路历程。他与新疆人民共同生活十六年，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睦做了大量实际有效、不可替代的工作，这在当下尤具特殊意义。他对党、国家和人民怀有一种切入骨髓、舍我其谁的情感和责任，这一切在他的各种作品中表露无遗。2019年9月，王蒙获得国家授予的“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是获奖者中惟一一位作家。

　　眼见他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登上不同的讲台谈笑风生，也见他在《朗读者》的舞台深情朗诵《明年我将衰老》：“我仍然是一条笨鱼，一块木片，一只傻游的鳖。我还活着，我还游着，想着，动着。活着就是生命的漫涨。”

　　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王蒙50卷本新版文集。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世纪以来，您的创作是怎样的状态?

王蒙：

　　我到现在为止，写作的势头很欢实。新世纪之初，我写的小说并不多。主要写微型小说，加在一块儿有二三百篇，结集《笑而不答》，后来总题名改为《尴尬风流》，那里头更多的是理性。我是受佛教《百喻经》的影响。后来又写了孔孟老庄加列子的系列，多少带点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味儿。

　　其间以地名为名的，我写过《太原》，写过《济南》，2006年有天晚上从天津返回时赶上大雾，写了《秋之雾》，写被偷盗的故事《悬疑的荒芜》，另有《岑寂的花园》;略显零散，但一直没有中断。

　　2013年，我把四十年前的作品《这边风景》拿出来出版了，反响比原来估计得好，之后，写小说的劲儿连上了，密度还不小。2014年出版《闷与狂》，2015年出版了《天下归仁》《文化掂量》《奇葩奇葩处处哀》。2016非常集中，三家刊物同一时间发表了三篇作品：中篇《奇葩奇葩处处哀》(《上海文学》)，短篇《仉仉》(《人民文学》)，短篇《我愿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中国作家》)。《女神》先在《人民文学》(2016年11月)发表，2017年出了单行本。

　　我近年也写过不少谈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书，同时我一直兴高采烈地写着新的小说。2019年1月发表了《生死恋》和《地中海幻想曲(外一章)》《邮事》，12月发表非虚构小说《笑的风》，现在正扩充成一个真正的长篇，准备出单行本。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王蒙：

　　写作特别提精神。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每一粒细胞都在跳跃，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我说过，文学是我写给世界的情书。文学是人生的味道和佐料，文学是比我的生命更长久的存在。

　　中华读书报：有作家认为，“写小说与娶媳妇一样，是年轻人的事”，还有作家表示多少年纪以后再不写小说，甚至也有作家觉得一想到写小说就烦。您如此热情如此持久的创作状态跟什么有关?

王蒙：

　　感谢历史，感谢时代，我的生活积累多，看到的沧桑也多，任何一点小事都能使我感到社会的变化。比如语言，很多说法和过去都不一样。都是北京人，我上小学时得意叫“得”(děi)，现在知道这词儿的人都不多了;“爽”这个词过去绝对没有，是受港台影响;“牛”这词儿也是近两年才火起来。吃的东西不一样了，对城市的感觉也不一样。这些变化对写小说的人来说太好了。写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劲儿，写50年代是一个劲儿，进入新世纪又不一样，我自个儿的感受也不一样。各种存货也多，记忆也多，我兴趣也广泛。我知道的事儿多。

　　中华读书报：但是大家都经历着同样的历史同样的时代。

王蒙：

　　各人情况不一样。兴趣也不一样。写的多写得长不算优点，只能算我的一个特点。普希金三十多岁就被杀了，也照样伟大。领导同志在宣布我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时候有一句话：“王蒙从事创作六十多年，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笔耕不辍，这是王蒙的特色。2019年光小说写了近二十万字。

　　外国有很多八九十岁写小说的作家。但是也有人闹过笑话，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接待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他八十多到中国访问时说，他上岁数后，有次新写完一篇小说，交给编辑，编辑说，您三十多年前已经发过了。他不信，自己找来一看，还真写过。这个故事很可爱。我现在暂时没到那个程度。如果到了那一天，请舒晋瑜给我打电话：老王你歇会儿吧!

　　中华读书报：非但“没到那个程度”，没想到您现在写爱情居然写得荡气回肠。比如《生死恋》。而且您笔下的爱情也一直有变化。1983年，您在中篇小说《深渊》(《小说界》第3期)的开篇写道：“我诅咒爱情。”2019年出版的《生死恋》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您笔下的恋爱有自己的观察体贴，写起爱情来仍然出生入死。

王蒙：

　　六年前《人民文学》上刊登了我的一篇写山村农民的小说，编辑接到同学来信，说你们怎么敢用与王蒙的名字相同的名字标注作者。他们没有想到我也写农村。我写过北京郊区农民，也写伊犁的农民。也有朋友告诉我，如果把《生死恋》的题名放到一大堆小说名目中让她猜，费尽洪荒之力，她也不会想到王蒙的小说起这样一个标题。

　　中国太丰富了，有辉煌的古代，有近现代的尴尬和委屈，有从痛苦中出现的新的生命和新的中国，尤其改革开放后，急剧变化的中国带来各种生活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麻烦。每个人在生活中有各种命运，好人也有受挫的命运，但也有美好开阔的命运。《生死恋》就是这样。比如主人公二宝因为父亲的出身自小抬不起头来，本来是倒霉的处境，但他又很可爱，一岁的照片放在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碰到改革开放，二宝、山里红出国，二宝又被跨国公司聘到中国南方任合资厂厂长。在两地分居的情况下，产生了婚外情。二宝特别善良，是老派的好人。正因为他太好了，对原来的夫人提出离婚的时候，以净身出户为代价。但是当他办完离婚手续，情人已经嫁人了。特点在于二宝对对方的尊重，他不让自己与情人商量着去处理原有的婚姻，奇特点在这里。结果二宝鸡飞蛋打，只能自杀。这是由于特殊的境遇下婚姻和感情的遗憾，只能说明中国社会越来解放，人的可能性越多，前景的多样的可能性。这是社会的变化，生活的变化——生活就是过程，是气氛，是场景，是细节。有人读《生死恋》，说最有兴趣的是，小说里写蜂窝煤上猫尿的味道。让他回忆起，下完雨后鹨鹂(学名蜻蜓)在空中飞。

　　中华读书报：您其实也不单是写爱情，而是力图反映社会的变化。

王蒙：

　　一开头写《生死恋》，吸引我写的不是要写什么题材。是我碰到的生活故事，越写越想到这些。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人的纯正，善良。二宝心太软。一开头他半推半就，没法不接受山里红的爱情。这故事打动了我，情节打动了我，北京大杂院的生活感动了我，和这其间人的命运的起起伏伏感动了我。

　　我写的这些人是从青年时代写起，一直写到老，时间的跨度非常大。一开始充满阳光的事情后来充满麻烦。时间在那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我写后来的故事，都有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事物纵的发展中变化几起几落。我是非常生活化、历史化、沧桑化地写这些故事。在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各色人等的生活变化所遇到的挑战，生活领域的开拓，当然也会有各种困惑。中国十几亿人的国家，现代化起来绝非易事。《活动变人形》里就是写的这个。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几十年来也有一以贯之的思考。

王蒙：

　　中国社会在急剧发展中遇到新的困惑新的问题，写小说可以对此有所回顾有所温习有所怀念，或有所纪念。简单地说，是写中国的急剧发展转向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命运。每个人都有一出戏。

　　中华读书报：但是您写起来举重若轻。

王蒙：

　　我写的是生活，有情感有记忆。写野猫也是带着情感，“在天愿为比翼鸟在房愿为互叫猫”;写煤球炉子也是有情感的，写出国留学洋相也是有情感的，都经历了。中国人命运的戏剧性太强了。

　　中华读书报：还有很多故事，看上去都有您的影子，这种叙述语调的不同带来什么?

王蒙：

　　总会有经验的根据。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有虚构，也有非虚构小说。他写的谋杀案真实存在，但是故事性强，写小说的人和写报告文学的人不一样，感受事物叙述事物的方式不一样，用的词也不一样。报告文学要表现时代、表现事件，不管写得怎么漂亮，一看就有新闻性;非虚构小说则不论如何非虚构，仍然充满了小说感、小说性、小说味道。非虚构的新闻性被小说性代替，有故事的玄妙，有语言的细节，有情节转换，有表情……所以它不是报告文学。

　　中华读书报：一般来说，多数人理解非虚构就是除小说之外的作品。您怎么理解非虚构小说?

王蒙：

　　不同的体裁，在取材、细节、氛围、展开推进以及语言的推敲、渲染与色彩，节奏与气韵上，并不一样。报告文学要有新闻性、时事性、问题性;而非虚构小说可以有这些，同时更要有小说的小说性，例如曲折、故事、细部，与真人面对真事时的奇思妙想，要发掘非虚构的人对于非虚构的事的充分想象，这样的想象中可以洋溢着最最真实的却又是突破了真实的虚幻与结构。一篇好的报告文学内容，未必写得成非虚构小说，而一篇别致、有趣、多情的非虚构小说，如果作为报告文学发表，同样使人别扭。

　　比如《红楼梦》也可以有真实的事情，可再真实也写得像小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是丑事，可是加上了风月宝鉴，加上了诗词歌赋，加上她平时待人接物很受欢迎，死得又如此之神秘，曹雪芹写她是当小说来写。如果把秦可卿的死当成丑闻和爆料来写又不是小说了。斯诺写对中国的印象，就是报道。可你要是换一个小说家，来中国转一圈回去还是写小说。

　　一般的小说不愿如实地写，否则不能满足小说化的追求，而且动不动会找来麻烦。但也有的事，特别愿意如实地写，真名实姓地写，愿意明确地告诉他有这个事，并非虚构。

　　中华读书报：《奇葩奇葩处处哀》写女人写得也非常绝妙。尤其是《女神》，写对张仃夫人陈布文的回忆，但是您从来没见过她?

王蒙：

　　《奇葩奇葩处处哀》中我最有兴趣的是聂老太太，一顿饭只吃一个半饺子，照样活八九十岁。《女神》写的是实际的事。没有当时写，过了很长时间，增加了记忆，增加了自己的分析和兴味加上幻想。即我的真实的，非虚构的幻想，一件事三十年过去了，念念不忘，肯定有兴味和关注在里面。这些兴味和关注，写小说的人，表现出来和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记叙文都不一样。写小说的人对某些情节有兴趣，也许人们觉得普通，但他偏偏觉得有兴趣，他的神经末梢被打动了。

　　中华读书报：《人民文学》卷首语评价《笑的风》“在主要人物的履迹和奇闻之中，旋起五十余年的时代之风。”的确，不仅仅是中国和中国人所经历的历史生活信息，看似随处溜达的视角和活泛如水的语言也非常饱满。

王蒙：

　　《笑的风》内容比较多，全是干货，有些地方，留的余地也比较多。你可以理解为是风送来的笑声，也可以说风笑了，也可能说笑乘风来，也可以说风本身是笑的。《笑的风》里，女性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们的命运，付出的代价，没有人写过。我举个例子，中国伟大的变革中，出来了许多的伟人名人大师圣人，往往也总有一个女人向隅而泣，就是他们被包办的婚姻的另一方面，他们的原本妻子只能被休弃。在大风暴中，男人成为先锋——我没有反对他们的意思。但是谁替那些女人说话?我看过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人告诉孙中山的原配夫人，说孙中山准备和宋庆龄结婚了，她立刻回答了一个字：“可”。她应该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但是她们的大多数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残留”，她们可能是小脚，可能是文盲，但她们是封建婚姻的代表吗?被抛弃之后还有可能嫁给别人吗?都没有人想这个话题。

　　中华读书报：很想知道您写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态?

王蒙：

　　我同情每一个人。

　　我的小说里有些人物表现了纯洁，也是我对人的理想。尽管人身上有很多弱点，也还有许多美好，还有让你喜欢的东西。理想，指的不仅仅是理论或概念或愿景。首先要有你的喜欢倾向，有你的感动。你有所喜爱有所感动，你被好人所感动，说明你希望人们的未来更美好。写作和喜欢和理想和感动和期盼分不开。写作变成非常自然的事情，我的生命中不可能没有写作。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一直都充满激情。而且特别可贵的是您还一直写诗，出版了《王蒙的诗》。

王蒙：

　　陆文夫到处说，王蒙首先是诗人，其次是小说家。小说里我不爱编故事，可是现在我编得最多的是故事。《青春万岁》最普及的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从网上看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演员里也有很多人朗诵过的。我喜欢诗，诗情来了按都按不住。曹雪芹时期，诗和散文是高雅的，小说和词是通俗的。小说就是段子，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那时认为小说就是引车卖浆之流都能懂的段子，就有低等的意思，不是宏文。所以曹雪芹有机会写诗写赋，表示他不是“段子手”。

　　中华读书报：诗歌也收入《王蒙文集(新版)》(1-50卷)吗?可否谈谈您的新版文集?

王蒙：

　　文集收入1948年至2018年的主要作品，编为50卷。文集出版我很高兴，这么多年确实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写作的旺盛的精神驱动。到现在为止不觉得没什么可写，不想写了，甚至烦了，想休息了。我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能写，写起来确实有兴趣。文集出版，也是一个立此存照。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证词。写了很多美好，也写了很多艰难，也写了很多遗憾。

　　中华读书报：您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惟一一位作家。能谈谈您的感受吗?

王蒙：

　　对我个人来说，是最高的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是我继续充当“文学生产一线的劳动力”最大的鼓励。当然我也应该写得更好，光笔耕不辍不行，我希望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中国人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章各有特色，不是说得了称号就比谁写得好。我只有向所有朋友们文友们学习才能行。这个荣誉称号表现了中央对各行各业的人的一种鼓励认可。有很多科学家，有战斗英雄，跟那么多人相比，我也算不得什么。但我自己非常高兴，非常受鼓励。我愿意拼耄耋加饕餮之力，再当好数年文学生产一线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