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梁启超所设之议题 到现在还没过时
《阅读梁启超》 夏晓虹 著 东方出版社 2019年8月
今年是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这位思想巨子在波澜起伏的近代中国历史如大神般存在，他凭借纸与笔就足以震撼人心，进而革新救国、开启民智，成为时代英雄。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那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虽已远去，但梁启超留下的思想与人格魅力仍在不停召唤后来者。他的人生际会，他的思想图谱，他的关键抉择，甚至“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庭佳话，在当代人中仍不断被书写。大家都迫切想要了解一个锐气十足的梁启超为何笔端情感总能击中人心，想要了解这个伟大变革者如何应对时代之巨变。
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与梁启超神交已有三十多年之久。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饮冰室合集》，“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充盈着生命力，把一个元气淋漓的任公先生引入我的世界”后，夏晓虹就将大部分的学术精力投入到梁启超这个研究对象中。追随着梁启超，她从研究近代文学，得以进入更为广袤无际的史学领域。
为了把梁启超散见的文字都收录起来，夏晓虹遍访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等中外图书馆，收集到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发表的文章，拾遗补缺，编辑成三册、一百四十多万字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而从日本到澳洲，每到一地，夏晓虹也必定先搜索梁启超的文踪足迹，有机会就一定去他住过的地方，看看他在当地留下的文字，写一段与梁启超相关的游记。
1991年，夏晓虹出版了《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又出版了《阅读梁启超》以及《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等有关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今年由东方出版社重新修订再版的“梁启超研究三书”以《阅读梁启超》为总题，分为“觉世与传世”“文章与性情”“政治与学术”三册，汇集了夏晓虹三十年来研究梁启超的精华。
从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到时人眼中的梁启超，以及其家庭生活，甚至还包括梁启超墓园的故事，研究题目细致深入，不难发现夏晓虹对梁启超寄予的特殊感情。但严谨的学术训练，让夏晓虹得以自己擅长的考据理路切入，呈现一个存在于真实历史境地下的梁启超。诚如她对梁启超为其妻所写祭文《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的考释，几乎逐字逐句分析了梁启超的行文，并且结合史料记载的夫妻俩相识相得的过程，将梁启超隐含在字里行间中对夫人的深情，以细致入微的方式发掘了出来。
近日，夏晓虹携新书做客深圳南山书城。她在接受《晶报·深港书评》记者专访时说，梁启超的文字之所以能永葆新鲜之感，有着如磁铁吸石般的魔力，源自于他对大众写作时所持的启蒙姿态，而他文章中处处透露的思想，对于今日而言仍然没有过时。
不管国事 只做学问 有不忍之心
晶报：《阅读梁启超》是您过去研究梁启超的一系列著作合订再版，在今年作为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的纪念作品，内容上有何修订呢？
夏晓虹：除了篇目顺序调整，在内容上也有所增加。包括增加了对梁启超《国民浅训》这本书的讨论。大家过去可能不太看重《国民浅训》，但这本书是表现民国时期，梁启超仍然坚持思想启蒙的一本重要著作。这本书写于1916年，梁启超正在从上海赶赴广西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路上。《国民浅训》饱含了梁启超对现实的感概，他觉得国民没有国家观念是一大弊病，包括袁世凯当总统、后来当皇帝也行，孙中山来了也行，仿佛国家与国民没有任何关系。他希望国民能从这本书里学习到如何来尽国民的责任，包括树立国家观念。
另外，此次修订还增加了一篇研究梁启超《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手稿的文章。这是当年梁启超的夫人去世后，梁启超在墓前念的一篇祭文。本来手稿应该烧掉的，但当时梁启超的女儿远在加拿大，所以梁启超就把祭文留下来给她。祭文虽然曾在《清华文艺》上发表过，但因为梁启超一直在改，所以手稿应该是最终的定稿，是前年才从海外征集而来。从这篇祭文可以看到梁启超和他夫人的感情，包括家庭不为人知的曲折幽微等等，能比较完整地反映梁启超的家庭生活。
晶报：您研究梁启超收集了许多材料，包括他的数次笔仗，还去收集考证了他对手的文章。您是如何收集这些材料的？
夏晓虹：我一般会通过话题入手，比如我研究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争论，就会从梁启超有过评价的几部胡适的著作入手，再看看胡适是怎么回应的。这样就把两个人放在一个对话的语境里，可以看出他们问题的交集点，还有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推进。我不太喜欢研究者过多的介入，我更喜欢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表现的。
晶报：有哪些材料让您对梁启超产生了更深入的认识？
夏晓虹：我一开始觉得梁启超虽然对学术非常有兴趣，但他还是一个政治中人，在人生的前期基本上是政治活动家。但从他给女儿写的信来看，梁启超后期已经对政治十分厌倦了，只想全心全意专研学术。这让我看到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一个书生，他的从政只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他觉得在国势危急关头，不管国事，只做学问，有不忍之心。
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
晶报：您与梁启超结缘三十多年，曾说过：“梁启超所写下的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您认为梁启超的文字为何能葆有新鲜之感？
夏晓虹：梁启超本身是一个启蒙者，他跟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不同，他们的学问都是很专精的。一般大众很难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梁启超一开始是在报刊那种普及类的读物上写作，所以表达相对通俗易懂。梁启超的一个本事，就是可以把专深的东西讲得深入浅出。而且他在流亡日本期间，接触了明治时期的文化，所以他也把自己消化的一些日本接受的西方文化，用中国读者可以懂得的表达而非翻译体，引介到中国来。
他一直在做普及国民常识的工作。在晚清，他更多的考虑是把西方的公共知识引进到中国来。到了民国以后，尤其是梁启超1920年从欧洲回来以后，他其实有一个反思，要把国民常识的方向引导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面向来，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掘出来，能够提供给世界，以便构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种议题，到现在其实也没过时。
晶报：人们印象中梁启超似乎非常“善变”，您认为梁启超内心的最大矛盾与困惑是什么？
夏晓虹：矛盾当然有，比如说政治与学术，梁启超到底是应该在哪一边更用力。他的善变其实是一种求新，从学术上讲，梁启超的兴趣很广泛，一会儿写佛学的文章，一会儿又去写一个思想史的题目，他对学术兴趣的不断转移，也是一种善变。新知识、新学科、新的观念对他更有吸引力。
而另外一种情况是，他虽然在变，但也有一些坚守的东西。比如说他对政治的考量，他认为从整个国家体制的建设来说，如果国体已经从帝制转变成为了民国共和制，那就必须得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倒退会带来社会巨大动荡，破坏宪政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梁启超自己也认为，变表示他思想进步了，如果不变就会顽固不化。就像郑振铎所说：“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梁任公先生》）
在家里是慈父 会为孩子们改日记
晶报：大家所了解的梁启超是在政坛或者学术界中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那么家庭生活中的梁启超是怎样一个形象？
夏晓虹：梁启超在家里是一个慈父，他的子女反而更加怕他们的母亲。我原本没想到的是，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还不忘为孩子们改日记。他认为日记一方面可以学习写文章，一方面可以做道德自省。他还会给孩子写范本，也会在家中给孩子上课。甚至一些课程是他在家里先给孩子试讲，再拿到清华去给学生们讲。
晶报：您在全世界各地追寻梁启超走过的踪迹，这对了解梁启超有多大帮助呢？
夏晓虹：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去找过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的住处，是在离神户很远的一个叫须磨的地方，子女们要去神户上学，是要坐火车的。在那里可以看到他与家人生活的环境。
再比如去澳洲，你会发现城市之间距离非常远。这时候你就能理解，梁启超当年在澳洲为保皇会筹款，为什么会跟别人解释，他筹来的款项都花在路上了。而且我到澳洲的时候，当地有一些展览，展示了早期华人包括许多广东人在当地的生活状况，在那里能看到他们的报纸和各种实物，你就能知道梁启超当时所依靠所走动的那些人群，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研究者来说会更有真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