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奖”里百花香 ——访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仁
编者的话：
11月16日，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颁奖盛典在天津举行，名家荟萃、少长咸集，真是一场文学的盛会。30多年来，以“读者之选”为指标的“百花文学奖”，持续呼应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脉动，并为之注入勃勃生机与不竭力量。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仁是“百花文学奖”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当事者。在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颁奖盛典前夕，本期书评艺评版邀请汪惠仁进行了采访，请他谈谈他眼中的“百花文学奖”。
记者：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百花文学奖”的历史渊源。
汪惠仁：百花文学奖的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创立的《小说月报》百花奖，每两年举办一届，第一届称为“《小说月报》 1984年优秀中短篇小说百花奖”，评奖启事、候选篇目与选票刊登于《小说月报》1984年第12期。评奖范围是《小说月报》1984年选载的中篇小说21部，短篇小说75篇，每张选票限填写中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8篇，投票截止日期为1985年1月31日。这是国内第一次采用读者投票方式评选，并完全依据票数决定结果的文学评奖活动，来自全国各省市乃至海外的各界读者踊跃参与评选，有的地方文学社团还为此专门组织讨论活动，反响之热烈超乎组织者之预期。这次评奖活动具有空前广泛的群众性，被当时的评论界称为“一次大范围的民意测验”。通过统计选票，最后有6部中篇小说、10篇短篇小说获得第一届“百花奖”。可以说，“百花文学奖”是以读者心意为基础，以读者选择为最大权重，并以此与专家践行对话的文学奖。
从2015年第十六届增设散文奖项，升级为“百花文学奖”。之后不断根据中国文学发展形状增设奖项，比如2017年第十七届增设“影视剧改编价值奖”，主动探索文学与影视的内在关系，助推优秀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剧改编。近年来科幻文学异军突起，为了进一步助推科幻文学的发展，本届“百花文学奖”开始增设“科幻文学奖”。
“百花文学奖”的评选范围为《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散文》《散文海外版》《科幻立方》每两年刊发的作品，获奖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对于当下国内文坛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引领意义。从历届获奖结果来看，“百花文学奖”获奖者也代表着不同时期国内创作的中坚力量与文学潮流。
记者：30多年来，“百花文学奖”可以说一直在跟随甚至引导文学潮流。比如您所提到的“影视剧改编价值奖”，在“IP”热的当下，原创文学创作显得尤为重要。
汪惠仁：是的。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因缘，《小说月报》及“百花文学奖”是见证者也是当事人，在其中既能看到30年来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也能觅到30多年来颇具代表性的影视作品，《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一地鸡毛》《天下无贼》《金陵十三钗》《永远有多远》《马文的战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著名影视作品均改编自《小说月报》及“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品。当年冯小刚经由张国立推荐，看到《小说月报》刊登的小说《官司》，主动打电话联系编辑部，从而联系到作家杨金远，获得小说改编权，最终才有了荧屏上的《集结号》。一份刊物、一项文学评奖，促成了文坛与影视的良性互动，频频为双方牵起红线，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甚至影响到当下文坛的流行趋势。
记者：本届“百花文学奖”增设了“科幻文学奖”，基于哪些考虑？
汪惠仁：增设“科幻文学奖”为常设子奖项，传统文学出版与专业科幻的“文理同台”，使这一奖项成为本届“百花文学奖”的一个高光亮点。“科幻文学奖”在承袭“读者之选”的标杆性原则外，还特别强调“科+幻+文”的评选理念，对作品进行科学知识、幻想艺术、人文意识和文学价值的综合性考量，以把握话语科幻创作的时代脉动，向类型文学之间、类型文学与主流文学，乃至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媒介发生积极互动的交叉领域，拓展视野，注入关切。
记者：怎样看待“百花文学奖”对于作家与文学的意义，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坛的贡献？
汪惠仁：相比其他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的奖金不高，评委的劳务报酬也很低。我们会有时感到深深不安，但就是在此不安的情绪中，我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作家们重视这个奖，30多年来，“百花文学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我想，文学的某些意义的确不是钱可以衡量的。“百花文学奖”是开放性的，从来都是依靠读者审美合力而开展的。在“百花文学奖”的作家队伍里，没有固化的文学利益阶层，在不断生成的文学时间里，谁都可能是那个被读者心仪的合力选中的人。
30多年来，“百花文学奖”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王蒙、张贤亮、张承志、冯骥才、蒋子龙、刘心武、阿城、梁晓声、莫言、 贾平凹、刘震云、刘恒、毕飞宇、苏童、迟子建、方方、池莉、范小青等众多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有作品获得“百花文学奖”。“百花文学奖”无疑见证了新时期、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成长。
我相信，无论是谁，无论是哪一部作品获奖，一定是扎根人民、面向读者的作品，因为这是“百花文学奖”多年来始终在深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