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每个人都应成为攀登者
阿来新书《攀登者》书影
蒋蓝 摄
《攀登者》票房已逾十亿
提要
今年国庆档电影，以《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国庆献礼片的表现最为抢眼，而根据阿来新作《攀登者》拍摄的同名电影，目前票房已逾10亿元大关。
阿来说，“我写《攀登者》就是写精神、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我是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登山，那是我们自古以来首次用科学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山川河流。那是在国家极其困难的时候，很多人饭都吃不饱，在那样一个情形下，攀登珠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人的意志、国家的意志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最后彰显了英雄主义精神。”
嘉宾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当代一线作家。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09年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双冠王。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等。
对话
地球之巅的诱惑
记者：与很多一线作家不同，你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研究中国西部，尤其是横断山脉的人与事，这也构成了你独特的视角。
阿来：我们的写作不能是“急时抱佛脚”的写作，就是那种为了写某个题材才去匆忙阅读相关资料。阅读是一个作家长期的储藏。涉及中国西部，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西部的考察与探险，比如斯坦因、约瑟夫·洛克、亨利·威尔逊、大卫·妮尔、斯文·赫定等，他们的考察记我全部读过。你会发现，“他者”的眼光的确不凡：我们的大熊猫也是西方人科学发现并命名的，还有珙桐、帝王百合、高原绿绒蒿以及多种高原杜鹃的发现以及命名过程。2014年冬我准备写作一部涉及西方探险家进入横断山脉的小说，目光就聚焦于青藏高原的雪山深处……
记者：对于喜马拉雅山珠峰的考量，一直就是西方探险者热衷的。
阿来：对啊。比如约瑟夫·洛克，在采集动植物标本之余就一直渴望确定何处是地球的海拔最高点。他听说青海的阿尼玛卿山极可能是最高处，就前往探测，测出其海拔有8000多米，超过珠峰。后来又听说最高处是四川的木雅—贡嘎山，再次前往，测出的高度超过了9000米。我觉得洛克在测量上过于随意。其后又有两名美国人估测也超过9000米，认为它是世界第一高峰。造成这些错误，很可能是因为比起无路可攀的珠峰来，人们很容易近距离观察阿尼玛卿山和木雅—贡嘎山。
记者：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来信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登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到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阿来：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中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穆朗玛峰的称谓。
记者：这些历史反衬出1960年中国组织的首次成功攀登珠峰，意义超过了体育界。
阿来：那时国家经济很困难，全国总工会组织这样的登山，第一是国家对于地球最高点的主权宣示与科考，意义重大。第二，中国人第一次才知道了登山的深远意义。由此，也可以发现流行于西方的探险，终于在中国得到了首次正视。
这样的攀登者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1960年和1975年的两次登顶都是国家行为，跟今天的户外运动完全不同。那时中国人还没有登山的经验，气象、地质条件在登山者面前是一片空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像一次探险。古往今来，探险的题材都是彰显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今天，有不少人却不敢相信、不愿相信英雄主义了。在传统“中庸”保守的文化基因里，注入一些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意义很大。我写这个作品，就是在生活中寻找这样的情怀……
寻找英雄主义的觇标
记者：在攀登珠峰的艰巨过程中，很多人牺牲了，只有极少数人才成为英雄。
阿来：两次登顶，牺牲在山上的不光有登山队员，还有很多科学家。比如一名北大的年轻教授在7000多米处勘探时牺牲了。因为说珠峰崛起于海洋，这需要科学证据……即便是成功登顶的人，也留下了永久的身体创伤。但他们没有后悔。记得我采访王富洲，那时他在医院，但再也没有走出病房。我上去握住他的手，手却是空的。我握刘连满的手，缺得更多，也是空空荡荡。屈银华的手是好的，可鞋一脱，半个脚掌都没了。病床上的王富洲奄奄一息，但一说起登珠峰，医生都说，王老的眼睛这几天最亮。贡布说，“我住院的时候，有个护士老来看我。她是最漂亮的，我也是最帅的。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珠峰北坡海拔7400米到7500米处，有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北坡盛行偏西风时，大气正好从较宽处流向较狭窄的通道，风速变得更大，一般约为相同高度大气风速两倍以上。登山者解释，珠峰的“狭管效应”，还有“风寒效应”，会使登山者的体感温度大大降低，造成严重冻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珠峰，如果你想向上的话。重要的不是登顶那一刻，而是攀登的过程。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多麻醉品，让大家逃离、躲避，忘记眼前，获得暂时的解脱。但现实是无法被忘记的，它必须直面。特别是内心的事，要靠自己去克服，靠建立更健康更丰富的情感。
他们登顶珠峰，那就是英雄主义的觇标，也是一个国家的觇标。
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
记者：你如何理解“攀登”的含义？
阿来：攀登有两种含义：一是自然界的，另一个是超越自我。
关于自然界，我更愿意说是与大山对话，要了解它、深入它，我们可以直接用身体去感触自然界的伟大。置身伟大的群山怀抱，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神性。
其次，攀登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这个超越自我也有两层内涵：第一层是战胜身体的极限。人不适合在那样高海拔的地方生存，连基本的氧气都不能充足供应，加上极低的温度，还有十几级的暴风。第二层是意志。面临任何一种生死存亡抉择的时候，人可能会懦弱、会退缩，但还是有人会选择突破自己的生理极限。其实人的成长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平凡到不平凡，往往是因为其克服困难的能力比别人更强，意志更坚定。比如当年登顶成功的三个人，王富洲是刚刚从地质大学毕业的学生，屈银华是一个伐木工人，贡布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与今天热爱户外的人不一样，他们之前对登山知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之所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比较强壮而已。他们都是平凡人，起点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当他们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克服那么多困难，登上峰顶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平凡了。所以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英雄，但在成为英雄之前，克服平凡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坚韧的意志。
攀登者永远在路上
记者：你采访过登山队员潘多、桂桑等人，最难忘怀的是什么？
阿来：1975年的第二次登顶珠峰，桂桑与潘多到了8300米营地休整。桂桑脱掉厚重的靴子，烧上开水，帐篷外正风雪呼号。水开时，一位队友恰好进来，涌进来的狂风掀翻了烧水壶，沸水泼洒在桂桑脚上。就是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她的命运。受伤的桂桑不得不放弃继续攀登，由此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的女性。很多年后，我问已经成为职业登山家的桂桑：“这些年你不是都在登山吗？登了那么多8000米以上的山，珠峰也不止上去过一次，为什么每次你还要哭？”
桂桑回答：“但不是第一次的那座珠峰了啊！”
这是多么刺骨的话。这是登山到一半的人，她一辈子的心思都没有了……
但是，攀登者毕竟永在路上。
记者：这是最感人的场景。你亲自去攀登过珠峰吗？
阿来：我历来喜欢远足、登山，在四川登过海拔6000米的高山。2014年夏，我来到珠峰5200米的大本营，遥望珠峰，感觉并不遥远。其实，这是视觉在欺骗自己。我一时兴起，决定一试。每上80—100米，气温下降1℃。走两到三步，必须停下喘气。我用尽全身力气，爬了七八个小时，终于在身边见到不融化的冰雪了。一测海拔，5800米，也就是说才登高600米。这次亲身体验，大大加深了我对登山英雄的敬重。
所以，我把攀登理解成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山在那里，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也想上去看看。汉唐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唐玄奘、张骞都曾去到未知世界。正是这些频繁地对世界的探索，让整个民族充满浪漫的英雄主义情怀。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成为攀登者。
手记
2019年10月12日 成都
“李国梁终于接近多杰贡布了，他托着摄影机，拼命推到多杰贡布手边。多杰贡布再伸手拉他时，他摇摇头，口中溢出一股鲜血。在几位队友的呼喊声中，李国梁打开连接在保护绳上的金属环扣，穿着红色羽绒服的身影，飞快下坠，凌空飞向了无底的深谷。
暴风雪再次袭来，珠峰峰顶消失。
无声，一切无声。只有狂风卷着暴雪扑在护目镜上模糊了视线。
那些雪片，像鸟，像蝶……”
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0月推出的阿来新作《攀登者》的片段，可以从中发现阿来一向的深刻内在思考与文字的力度，没有任何滥情。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壮举，却因没有拍下照片而遭受质疑。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贡布从8700米冲刺顶峰时，刘连满、王富洲与屈银华召开党小组会，决定贡布接替刘连满，由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登顶，而刘连满甘当人梯，托举3人上了峭壁。《攀登者》的原型，就是这4位英雄……十多年后的1975年，一支年轻的登山队再次登顶，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令世界瞩目。
12日下午采访阿来时，他说：“最应该让人铭记的，恰恰是像刘连满这样甘当人梯的英雄。”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想请‘上影’承担一部国家重点影片。”来自国家电影局的一个电话，表达了《攀登者》最早的创作由头。在他们心目中，阿来成了剧本创作的最佳人选。很快，阿来提供了一个1万多字的提纲，梳理出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走向。《攀登者》创下了世界电影史上，海拔最高的关机仪式的纪录。《攀登者》最大的意义，是通过一部影片将文学、电影的力量汇聚到了一起，填补了国产电影在登山、探险题材上的类型空白。
对这部五万多字、一共分为79个小节的《攀登者》，阿来坦言：“我一般不会轻易接手一个写作任务。但涉及这样的重大题材和登顶珠穆朗玛峰，何况我多年来就一直关注横断山脉的人与事，十分熟悉这些登山英雄，所以我写得很顺手。2018年10月20日晚10点在青藏高原稻城县的仙乃日、央迈勇、夏洛多杰三座神山下动笔，2018年11月2日早晨6点于阿尔及尔完稿。我每天一早开始写作，利用了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
电影通常是90-120分钟，大概70-120个场景。一个场景，人说几句话，做几个动作，几分钟就过去了，所以在创作剧本的时候要预估时间；而小说创作显然更自由。
阿来认为，电影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不能完全放在一起比较。尤其是分镜头剧本，往往对原作改动极大，这似乎也是合理的。但创作者最大的乐趣在于过程，“我非常认真地完成，结果就不管了，不论收获的是鲜花还是荆棘，都跟我没有太大关系。而且，我完成一部作品后，都不会重读，因为它对我已经属于过去，它已经是读者、观众的了……”
此前阿来曾担任《西藏天空》的电影编剧，但像《尘埃落定》等，一般是小说出版后再被改编为电影或戏剧的。《攀登者》很特殊，这是阿来首部完成的电影文学剧本。问阿来：今后还会涉猎这方面的题材或继续创作影视剧本吗？阿来说：“我关注很多历史或现实的东西，但只有极少数才能变成我的写作。我也不太喜欢把一个作品定义成某种方向的转型。作家的要义，最终是要呈现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