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中国古典小说

　　伴随着时光流逝，现代文学巨匠茅盾越来越呈现出其恢宏、厚重、崇高的气象和品格。对于茅盾的精神世界和文学成就，学术界和评论界已有过深入发掘与精彩阐释，只是在拾遗补阙的意义上，似乎还有一个维度值得用心留意，这就是细致梳理茅盾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而厘清这一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通过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审视与观察，更加充分地领略和认识茅盾思想、创作与理论的重要价值；而且可以凭借茅盾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与扬弃，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熔古铸今的艺术对话，从而展现中国现代作家既注重文脉赓续、又推动遗产增殖的精神向度与生动场景。

茅盾在北京寓所

茅盾节编本《红楼梦》

沈德鸿（茅盾）选注的《楚辞》《淮南子》《庄子》 

　　一

　　少年茅盾生活在故乡乌镇一个家境已趋败落、但家风尚属开明的环境中，这使他能够在当时交杂缭乱的教育背景下，较早地接触到中国古典小说。在《我的小学时代》一文里，茅盾写道：

　　我家屋后的堆破烂东西的平屋里，有不知属于哪一位叔祖父的一板箱旧小说——当时称为“闲书”——都是印刷极坏的木板书……木板的“闲书”中就有《西游记》。因为早就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间的片段的故事，这书名是熟悉的。可惜是烂木板，有些地方连行款都模糊成一片黑影，但也拣可看的看下去。不久，父亲也知道我在偷看“闲书”了，他说：“看看闲书，也可以把‘文理看通’。”就叫母亲把一部石印的《后西游记》给我看去。

　　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弟媳金韵琴，也留有茅盾酷爱中国古典小说的印象：上小学时，茅盾最盼望暑假到来，因为可以随母亲到表舅家去看他心爱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闲书”。大人害怕孩子们光看“闲书”荒废了学业，便把这类书藏到隐蔽的角落。“可是表舅的大儿子蕴玉和茅盾的年龄相仿，也喜欢看旧小说，早就发现了这个‘宝藏’。表兄弟商量好吃罢晚饭，躺在床上假装睡觉，等表舅……兴致勃勃地跟他母亲等闲谈时，就偷偷地溜到藏书处，在煤油灯下加快速度，大看特看……往往从晚上九时看到十一二时，夜深了才歇手。茅盾眼睛不好，就是在那时看坏的”。（《茅盾晚年谈话录·茅盾的童年》）

　　大抵从那时起，茅盾就与中国古典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茅盾相继在湖州、嘉兴和杭州上中学，接下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直到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职业生涯，中国古典小说一向是他重要的阅读和研究对象之一。这期间，茅盾读过的古典小说林林总总，仅他在日后文章和论著中多有涉及的就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其中除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名著之外，还有如《金瓶梅》《聊斋志异》、“三言”“二拍”、《东周列国志》《后西游记》《七侠五义》《封神演义》等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特点和特殊价值的作品，甚至包括《野叟曝言》《海上花列传》等冷僻小众之作，以及为数甚多的文言笔记乃至清末民初的“鸳蝴派”作品。由此可见，茅盾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占有相当丰沛，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旧的小说，我几乎全读过（包括一些弹词）。这是在十五六岁以前读的（大部分），有些难得的书（如《金瓶梅》等）则是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的。”（《我阅读的中外文学作品》）

　　少年茅盾喜爱中国古典小说，更多是好奇驱使，兴趣使然，但随着时光推移和视野扩展，特别是当他把一生的理想与志业托付给文学和学术之后，这种好奇和兴趣便上升为经过了审美估衡的理性选择。在茅盾心目中，现代文学的发展与进步需要异域经验的启示和助力——为此，他译介了大量的外国进步作家与优秀文学论著——但同时更离不开本土文学遗产的滋养与传承，而古典小说正是本土遗产的有机构成。沿着这样的思路，茅盾把古典小说视为重要的文学富矿和文化资源，坚持将其融入相关的文学实践，以求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于是在茅盾笔下，古典小说的精神意脉幻化为两种形态和两种价值：第一，它构成茅盾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经过别具只眼的清点、辨识和阐发，其文学遗产的质地得到进一步打磨和显豁，当然，其中掺杂的某些缺失也被剔出和正视。第二，作为文化积淀和历史馈赠，它很自然地浸透到茅盾相关的研究、批评乃至创作之中，或提供审美参照，或深化主题表达，或助推题材拓展，或玉成观点演绎，最终为其文学世界平添了别一种丰赡与缤纷，使其愈发风标独立，气象卓然。

　　二

　　茅盾是著名作家、文论家、翻译家和编辑家，同时还是颇有成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茅盾选注《庄子》《淮南子》《楚辞》，探究神话和寓言，考释历史和历史剧，赏评诗词曲赋与典故，都产生过广泛影响。对于中国古典小说，茅盾同样给予了持久关注、潜心考察和深入阐发，也同样留下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和清晰的行进印迹。

　　据友人回忆，茅盾对《红楼梦》极为稔熟，甚至能够合目背诵。当年供职开明书店的钱君匋，曾讲过一件事：1926年的一天，与茅盾同系浙江籍文人、因而相知甚深的开明书店老板张锡琛，告诉他和郑振铎，茅盾可以背诵《红楼梦》。当时，郑振铎表示不信，为此，张与郑在开明书店搞了一次酒叙，请茅盾、徐调孚、钱君匋、夏丏尊、周予同等人参加，酒兴正浓时，郑振铎点出《红楼梦》的回目，请茅盾背诵，结果茅盾竟滔滔不绝，大致不错地背了出来，这让在场的众人既十分惊讶，又由衷钦佩。（见钱君匋《书衣集》）

　　茅盾对《红楼梦》的稔熟以挚爱为前提，或者说茅盾能够将《红楼梦》烂熟于心，正是以往爱不释手的结晶。这种形成于青少年时期的记忆与情感，几乎与茅盾的生命同行。在接下来漫长的时间里，肩负多重社会身份和文化使命的茅盾，固然无缘成为心无旁骛的红学家，但始终关注红学建设，参与红学讨论，推动红学进程。

　　1934年，张锡琛基于开明书店成功出版中小学“国语读本”的经验，诚邀茅盾为之“叙订”面向青少年的节本《红楼梦》。考虑到文学经典亦需推广与普及，正在上海忙于创作的茅盾，欣然接受了这一邀约，并为此颇费了一番心力：首先，茅盾为节本《红楼梦》撰写了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导言”。不仅依次介绍了《红楼梦》的书名、作者、版本、续书、命意和创新，而且由老友陈独秀评论《红楼梦》的文字说开去，直接表明了自己“叙订”《红楼梦》的基本原则和终极目的，从而先声夺人，令“节本”的风貌呼之欲出。在此基础上，茅盾从自己阅读《红楼梦》的感受和认知出发，对全书进行了既小心翼翼又果断利落的删减和重订，就中着力彰显了两种要素和相应价值：一是在保持作品基本构架的前提下，去除一些虚幻和卖弄成分，突出和强化作品的写实品格与社会意义；二是把作品的精彩叙事和生动情节尽量留存下来，从文学创作角度着眼，努力为中学生写作提供技巧手法层面的借鉴和启示。

　　事实证明，茅盾的节本《红楼梦》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该书自1935年7月正式出版，到1948年10月已印至第四版。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70年代香港伟青书店，80年代以降内地的宝文堂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相继一再印行该书，其总发行量想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节本《红楼梦》使许多青少年在心智快速成长的年龄段，及时领略到文学经典的魅力，委实功德无量。

　　1963年，文化部等四单位，联合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出于社会和学术双重责任，在《文艺报》发表《关于曹雪芹》一文。该文今天读来或许尚可斟酌，但当年却堪称难能可贵，独步一时：

　　第一，红学领域一向派别并立，异说纷纭，茅盾文章统观全局，作俯瞰分析，却没有简单绝对的扬此抑彼，而是在明确基本评价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出一些具有辩证色彩和建设意味的看法。譬如，对于“索隐派”红学，茅盾一方面指出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承认该学派探索《红楼梦》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是有眼光，“看对了的”。论及高鹗的续书，茅盾明言作者存在思想的局限性，“写宝玉必中举而后出家，贾府最后复兴”，皆大悖原书，但同时也肯定了其尚能保留宝黛恋爱的悲剧性结局，比后来一味追求“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续作，要高明得多。

　　第二，当时，历史唯物主义已主导红学领域，但一些带有唯心色彩的说法，仍占有较大的学术空间，正如茅盾所言：“十分重要的对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的研究和分析，不仅太少，而且没有受到专家们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茅盾文章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而深入探讨了《红楼梦》成书的社会条件与时代背景，客观分析了如此条件和背景下作者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成分，充分肯定了作品所达到的现实主义高度。同时，文章还立足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角度，总结阐扬了《红楼梦》在情节结构、人物描写和文学语言三方面的艺术成就，可谓高屋建瓴，质文兼备。

　　第三，尽管早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然而红学作为一门学问，终究是相对小众的存在。以深入浅出、繁简有度的文字，厘清《红楼梦》及红学研究的内容和要旨，一直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茅盾文章可谓独运匠心，另辟蹊径——全篇正文不过六千多字，是对《红楼梦》、曹雪芹以及红学史的浓缩阐发与扼要评价；而注文则洋洋洒洒逾万言，不仅详细介绍了《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相关知识与背景，而且梳理分析了红学史上一些重要话题与论争的来龙去脉和文献依据。用茅盾后来的话说：“报告不过四五千（此处作者的字数记忆有误）字，但参阅各项有关文章、材料，则总字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仅作家当时留下的评述蔡元培、寿鹏飞等红学人物的13篇札记，就有6万言之多。其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方家认为，一篇《关于曹雪芹》，几近一部红学简史。诚哉斯言！

　　除了研究《红楼梦》文本，茅盾还非常关注相关的文物收藏、史料辨析和学术发展。佩之在《小说月报》发表一扫陈言、迥异流俗的谈《红楼梦》的文章，茅盾立即给予高度评价，大力推荐。对于在红学界流传很广的“脂砚”说，茅盾经过考察，明确断定它与《红楼梦》无关，其真正的主人是明万历年间的名妓薛素素（《茅盾晚年谈话录·薛素素的脂砚》）。20世纪70年代，红学家吴恩裕发表了一批有关曹雪芹佚文与遗物的文章，其真伪问题引起学界争鸣。作者把自己的文章呈茅盾过目，茅盾读后回赠七律一首，鼓励他在这一领域继续搜求探索。在茅盾看来，对于曹雪芹的佚文和遗物，在没有更可靠的材料出现之前，与其断言为伪，不如先信为真。这种态度获得不少专家的认同。此外，在创办红学刊物、倡导红学研究两岸携手以及加强对外交流等方面，茅盾亦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留下了很好的口碑。“红楼艳曲最惊人，取次兴衰变幻频。岂有华筵终不散，徒劳空色指迷津。百家红学见仁智，一代奇书讼伪真。唯物史观燃犀烛，浮云净扫海天新。”茅盾这首七律，传递的正是他“红”海遨游的真切感受。

　　当然，在中国古典小说领域，茅盾所关注的并非只有一本《红楼梦》，而是将其作为整体纳入了视野。早在1924年，茅盾就在沪上报端发表了《〈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的奇辱》一文，批驳一些人对古典小说名著的歪曲与诋毁。1927年，他撰写长文《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披露于《小说月报》，对古典小说的一些负面存在及其生成原因，进行了勇敢揭示和严肃批评。1940年春，他由新疆返程，途经延安，曾应邀在鲁艺等多个场合作“怎样学习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学术报告，其中谈到“市民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时，他热情介绍了唐人传奇和宋人话本，特别是着重讲评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部古典小说名著，赢得广泛好评。后来，他陆续捧出了《谈〈水浒〉》《谈〈水浒〉的人物与结构》《吴敬梓先生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开幕词》，以及旨在梳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和优秀作品的《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远景》等文章，均透过不同的焦点和视线，有效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三

　　茅盾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在文体表达上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不热衷于构建纯学术、纯理论的高头讲章，而更愿意也更善于将自己阅读古典小说所形成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放到综合谈论文学和创作问题的语境中，用一种开放、贯通的思维方式和朴素、生动的语言风度，作随机式与及物性的诠释和阐发。这样一种选择，不仅成功地避开了小说研究常见的经院气和学究味，而且把古典小说研究同现代小说创作与鉴赏自然而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第一，在细读与精研的基础上，注意发掘和总结中国古典小说中带有普遍性、规律性和可操作性的元素，将其上升为自觉认知与理性判断，进而与现代小说创作形成对话或潜对话，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遗产性资源。

　　1959年初，茅盾在《人民日报》发表《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该文承认章回体、笔记体，故事有头有尾、顺序展开等，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的民族形式，同时又指出：“这些形式在民族形式中只居于技术性的地位，而技术性的东西则是带有普遍性的，并不能作为民族形式的唯一标志。”那么何为古典小说民族形式的根本标志？茅盾在本文以及后来的文章中，除了一再强调“根源于民族语言而经过加工的文学语言”这一特征外，着重阐述了小说结构和人物形象两个方面。

　　关于小说结构，茅盾用12个字来形容：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联。进而以建筑作比喻：“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比作一座花园，花园内一处处的楼台庭院各自成为独立完整的小单位，各有它的格局，这好比长篇小说的各章（回），各有重点，有高峰，自成格局……我们的长篇古典小说就是依靠这种结构方法达到下列的目的：长到百万字却舒卷自如，大小故事纷纭杂综然而安排得各得其所。”

　　关于人物形象，茅盾概括为：“粗线条的勾勒和工笔细描相结合。”其中前者是指作品善用一连串的故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这些故事通常都使用简洁有力的叙述笔调；后者是说作家常用细致传神的笔墨，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通过对话和小动作来渲染人物的风度”。

　　茅盾所指出的语言、结构、人物是否就是中国古典小说民族形式的根本标志？这个问题自然可以继续讨论，不过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文本来看，语言、结构和人物，尤其是更富有直观性和多变性的结构与人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及其得失高下。正因为如此，茅盾从结构和人物出发，对中国古典小说所做的一些评价，值得充分关注：

　　《红楼梦》和《水浒》都是名著，但从结构上看，《红楼梦》比《水浒》更进步，《水浒》的结构松泛，《红楼梦》就紧凑得多；也可以说，《红楼梦》的结构更是有机性的。这是因为《水浒》是根据许多同一母题的民间传说，后来由一个人（说他是施耐庵也好，罗贯中也好）整理加工而写定的。《红楼梦》则是个人的著作，在结构上可做主观的安排。并且《红楼梦》晚出，技巧上自然更为进步。（《怎样阅读文艺作品》）。

　　至于《红楼梦》，在我们过去的小说史上，自然地位颇高，然而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会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轻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愿意推荐《海上花》——但这决不是暗示年轻人去写跳舞场之类。（《谈我的研究》）

　　《水浒》也还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例如人物的对白中常用当时民间的口头语，因而使得我们如闻其声；又如动作的描写，只用很少几个字，就做到了形象鲜明，活跃在纸上……这些都应该学习，但是从大处看，应当作为学习的主要对象的，还是它的人物描写和结构……在这上头，我的偏见，以为《水浒》比《红楼梦》强些；虽然在全书整个结构上看来，《红楼梦》比《水浒》更接近有机的结构，但以某一人物的故事作为独立短篇而言，如上所述，《水浒》的结构也是有机的。

　　（《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不但能够发现茅盾面对中国古典小说所拥有的独具一格的审美意味和评价尺度，而且可以感受到他更深一层的个性化的艺术思维图式。而这种以语言、结构和人物为本位的小说观念，分明具有跨越时光的影响力。关于这点，只要联系几十年后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对语言、结构等要素近乎痴迷的孜孜以求，即可发现一种隔着岁月的精神共振。

　　第二，把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彩片段和成功经验，引入现代小说创作与鉴赏的现场，让前者成为后者艺术上的直接参照和有力裨补。茅盾研究古典小说除了注重宏观把握与整体估衡，还喜欢从手法和技巧入手，作微观总结与提炼，这无形中拉近了文学研究同小说创作的距离，使二者能够彼此生发，互惠而行。于是，在茅盾笔下，人民英雄潘虎（《潘虎》的主人公）因为李逵、鲁达的性格衬托而愈见形象的生动；蒲松龄写《聊斋》对《史记》笔法的借鉴，赵树理写《李有才板话》对《快嘴李翠莲》表达方式的超越，传递出文学继承与发展的要领（《关于短篇小说的谈话》）。还有《红楼梦》里宝黛初见的新奇场景，《水浒传》中鲁达三拳打死郑屠的神来之笔，都恰当而适时地出现在茅盾讨论现代小说的语境中，从而显示出论者博古通今、古为今用的高超能力。

　　四

　　说起茅盾与中国古典小说的交集，还有一个断面令人瞩目：1930年8月至10月，茅盾在《小说月报》以蒲牢为笔名，连续发表了《豹子头林冲》《石碣》和《大泽乡》3篇历史小说。前两篇取材于《水浒传》，是古典小说的古树新花，后一篇脱胎于《史记》，属于历史叙事的旧瓶新酒。就茅盾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而言，这3篇作品既是文心的继承，又是形象的鼎新。

　　20世纪30年代，文坛出现多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文学作品，如鲁迅“混搭”古今、自称以“油滑”笔墨写成的《故事新编》，施蛰存借鉴心理分析剖解《水浒传》人物的《石秀》，欧阳予倩重释潘金莲的话剧《潘金莲》等。相比之下，茅盾的3篇历史小说没有在形式和手法上多费经营，而是将笔力集中投射到历史与现实相似的社会现象的结合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全新的阶级意识，悉心改造和重塑了原作中的人物形象与创作主旨。

　　《豹子头林冲》的主人公已不再是《水浒传》中的官宦子弟，而变身为从小吃苦耐劳的农家子弟，这决定了在他身上既有农民的安分忍让，也有原始的反抗精神。这样的阶级烙印，不仅使他和“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杨志的贵族意识形成了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为他后来意欲复仇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从而昭示了阶级意识对人的制约和影响。《水浒传》中的玉臂匠金大坚和圣手书生萧让原本都是次要人物，但《石碣》中，却变成了作品主题的承载者和揭示者。二人在刻制“石碣”现场的一番对话，既很自然地道出了梁山泊众人不同的阶级出身，又清醒地指出了由此所导致的亲疏关系和利益诉求的差异。这里尤为重要也尤为难得的一笔在于，作家明知梁山好汉构成复杂、心思不一，但仍肯定了军师吴用试图用一块“石碣”，把不同阶级捏合到一起、共同“替天行道”的努力。必须承认，这样的形象内涵和创作指向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自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意义。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