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女书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贺炜炜（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陈佳璇（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新媒体中心主任）

　　“女书”又称“女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女性专用文字，经过数千年的洗礼与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女书文化起源于远古，流行于湖南江永县，故而又称“江永女书”。

女书文化创意产品——折扇

　　女书的由来

　　女书由古代女性创造和使用，民间关于女书的流传十分丰富，包括九斤姑娘造字说、神台买书说、荆田胡氏皇妃传书说和盘巧姑娘造字说等，这些坊间传说无形中给女书文化增添了神秘色彩。女书作为一种特殊且独立的文字，据研究判断其发源时期应早于殷商，也有大量研究者从字形、事件记载、习俗等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可以发现，女书的起源时代及发展始终是一难解之谜，同时这也赋予了江永女书更多的神秘感，增添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研究发现，女书基本单字共有1700多个，其中借源于汉字而造的占80%，暂不明来历的自制字占20%。女书字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

　　女书，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私密性强，在关系亲密的结拜姊妹或母女间交流传看，这类作品一般是自传，适合吟诵而不适合高声歌唱。第二类是半公开的，例如姊妹结交书、贺三朝书（女书中的一种精装本）等书信类作品，这类作品主要用于家族女性成员之间的人情交往、红白喜事等场合。第三类则用于公开场合，如女性出嫁坐歌堂、哭嫁歌、读扇等，这一类女书适合高声歌唱，强调作品曲调，容易学习，适合人群合唱。

女书《二十四节气歌》

　　女书的文化价值

　　女书文化是一种习俗，包括做女红、坐歌堂、赶庙会等，赋予了女书特殊的地域特色，起到了性别濡化的作用。女书书写载体主要有纸质布面手抄本、纸片、布帕、花带等形式。不仅如此，从女书文化中还可以提炼出丰富的传统美德思想，如孝顺父母、相夫教子、言传身教、守信不渝等，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精髓中都有所体现。

　　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精制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并常以仪式化程序为当地妇女婚嫁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在不自觉中起到了女性心理辅导的作用；女性通过创立各种属于自己的节日，为个性自我和才能的展示、心理放松以及自尊与愿望的表达提供了平台。女书及女书文化对当地妇女群体心理具有支持、宽慰、辅导以及治疗的作用。

　　另外，女书具有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因而被国内外学者叹为“一个惊人的发现”和“中国文字史上的奇迹”。

　　文创助力女书文化的传承

　　江永县厚重的文化土壤滋润着女书，会读写女书的女子被称为“君子女”，其中包含着一种高贵而美好的寓意。将女书文化内涵通过创意转化而应用于产品设计中，既是对地方文化特色的彰显，又能实现文化的传承和传递。

　　然而，目前女书文化受制于流行地域及文化号召力，市场拓展严重受限。因此，在与文创产品的融合方面，既需要持续充实女书文化体系，更要积极拓展宣传渠道，借助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现代传播途径，形成战略化的产业规划。此外，要依托政府文化品牌的打造，积极向大众推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创作品，通过创新、创意的设计，最大程度上还原传统文化之美。

　　民俗学家刘守华教授提出，女书文化属于濒危珍稀文化，不仅要按照传统的静态保护手段，更应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维方式，让女书文化在民间“活”下去。笔者认为，江永女书文化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中，要培养文化传承人，借助传统文化技艺优势，深化女书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如挑花、织锦、八宝被、折扇、字画、版画等产品，要通过设计与实质工艺的结合，使其更具生活气息，以提高文创产品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在紧贴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可以思考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便携原则。结合旅游产业中游客需求，设计出大小、重量等符合携带要求的产品，让文创产品产生更高的利用率。二是系列原则。女书文创产品应当以创新的系列性作为基础，将文化表现进行系列化塑造，使地方文化得以延续。三是服务原则。以客户需求为主，提升女书文创产品的经济性和实用性。

　　江永女书是现存唯一的女性文字，挽救这一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融合时代文化特征，不断彰显其文化内涵，发掘其文化价值，刻不容缓。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3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