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的智慧》：发掘与实践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

  　《儒家的智慧》是当代儒学大家郭齐勇先生的一部“叩其两端”之作。一方面系统解读了传世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礼运》《王制》诸篇以及出土儒家文献《五行》；并博采中西，探讨了《论语》中“亲亲相隐”的伦理观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另一方面介绍了明代大儒王阳明对儒学的发展及出色的事功；对“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学术、交游及成就影响也作了系统梳理。

　　“大家小书”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大家小书”的特点，袁行霈先生在“总序”里讲得很清楚：“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如郭齐勇著的《儒者的智慧》，不仅系统解读了传世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礼运》《王制》诸篇以及出土儒家文献《五行》和《论语》中“亲亲相隐”的伦理观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还系统梳理了“新儒家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人格境界及学术影响。

　　“儒家的学问不是纸上的东西，不是书桌上的东西，它要躬行实践，它是我们内在的修养，自然体现、呈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与待人接物当中。”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博士生导师郭齐勇教授认为，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不同于一般书斋里的学者或只知“子曰”“诗云”的迂腐儒生，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更加关注现实，注重“知行合一”。不仅在中国社会问题上，对中西文化他们也有着深刻的理解。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自不依他……（熊十力《十力丛书：十力语要》）”，“……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书》）”郭齐勇教授认为，“三先生的全部工作……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尽管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三先生复兴国学的志向因时势所限而不可终遂，但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以民间书院（如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为依托，或谨以信义相维系，构成了某种“文化共同体”：梁、熊、马三先生之间有密切交往，他们的弟子间也有密切交往，成为一个学术群落。

　　为政者治国，不仅仅局限于强制，这是儒家的理想。正如郭齐勇教授所言，我国“是一个以礼治为主的国度。法制如没有文化礼乐，没有这样一个价值系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法还要根据于我们的情、人、人性。”证之于史，此言不虚。西汉文史散文家桓宽根据昭帝朝“盐铁会议”整理编著的《盐铁论》中不但记录有法家和儒家的辩论，还从《春秋繁露》《公羊传》里“推衍”出父子相隐──地节四年，宣帝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不判死刑），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得相首匿”不仅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还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其中，《唐律疏义》不仅确立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其相容隐的范围还较之汉朝进一步扩大。至清末、民国之法，所规定的亲属匿罪、拒证特免权，都是对“亲亲得相首匿”的继承与发展。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核心和价值基础，在历史上一直有一种生活化的存在形态，这是其所以能因应时变不断自我调整，垂两千余年而不坠的活力源泉。在《儒者的智慧》中，郭齐勇教授既对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地下之新材料”，与经学诠释方式、中国哲学的关系予以讨论，又与传世文献相比照，以严谨的学风讨论了先秦经典与天道观、天命论、心性论与身心观等儒家精髓，还较全面地研究并体悟先秦各家关于三材之道、终极信仰，并在《郭店楚简〈五行〉的身心观与道德观》一文中辨析“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关联，揭示圣德相对于仁、义、礼、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统合与生成之意蕴，见解颇为独到。

　　郭齐勇教授数十年来沉浸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研究。在“王阳明与《传习录》”“《中庸》及其现代意义”“再论‘五行’与圣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伦理与法理之反思”等篇章中，郭齐勇也不是简单地爬梳“新材料”，而是以独特而多维的视野与方法，予以新的发掘、研读与诠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陈寅恪先生亦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认为，《儒者的智慧》不仅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还生动地诠释了当代儒者的责任与使命。（刘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