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章开沅先生的《走出中国近代史》
作者：蒙木（北京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在写戴逸先生《清史三百年》一书策划手记的文章中提及戴先生著作的一个优长：戴先生本来研究革命史，而后走进近代史，再后及于清代中期和前期的历史。所以《清史三百年》是带着当代问题，以世界格局为背景参照的有清一代小通史。稍晚一点儿，我策划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也上市了。巧合的是，作为近代史研究大家的章开沅先生和清史大家戴逸先生是同年，两位先生的书恰又可以互为表里。
章先生关于“走出中国近代史”的倡导非常有名望，他的门人罗志田教授曾撰文说：“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全局发展，是先生的持续关怀之一，而先生总是能预见到发展走向的问题和可能性。他在2001年便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国近代史’。这是一个宏观的指导性意见，针对的大概是一些学者以为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同时也隐约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专业便‘目不斜视’的学者……‘走出中国近代史’实在是最有针对性也最具启发的提醒。”
《走出中国近代史》章开沅 著 北京出版社
所谓“走出中国近代史”，章先生解释说：“首先就是走出这80年或110年，在基础知识与学术视野两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而尤其需要重视明清之际经济、文化的内在变迁；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为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时期和不同程度上沿袭与运动，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立刻消亡，所谓‘扫荡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云云，还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时间。”
为了走出中国近代史，章先生又提出“走进历史原生态”，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和“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因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不如此就不称其为历史学家”。他讲，“我们首先需要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他认为，“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
显见，章先生的提倡与思考不仅针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现状与学科建设，同时也针对中国史学思想这个源点。
笔者作为一个史学外行，总觉得中国史学在史学思想和史学史上有殊多欠缺，传统史学思想常常在春秋大义、实录精神上咬尾巴打圈圈。为什么要这个大义，如何贯彻这个实录，最后不得不寄托于撰史者的才学之上，直到18世纪后半叶章学诚进而提出“史德”。至于普通人最为常见的史学教育往往来自《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杨家将》《岳飞传》《明英烈》这些似是而非的半虚构读物，更有甚者来自钩心斗角的宫廷剧和游戏攻略。所以很多人看历史书，只是当作故事大成去消遣，没有仔细思考这些故事的可靠性，更不会思考这些故事的撰写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很多自以为高明者的史学观还停留在明君忠臣的架构上，这个架构其实跟孩子们天天在儿童读物中寻找好人坏人没有本质区别，完全忘记了对历史自身的追问。我对目前绝大部分的通俗历史书写心存不敬，因为它们喜欢对于一个具体评价不断翻烙饼以求新异，或者仅仅停留在把某些具体问题理清楚，缺乏健康的史观和人性的逻辑。所以，我推重《走出中国近代史》，它是一部难得的指向史学自身的作品。章先生说：“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的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实之深处的智慧。”
真正把《走出中国近代史》读完，反复映入眼帘并叩击读者心扉的无非是“史学的独立品格”与“学者的独立人格”两个关键词。阐释“独立”这个字眼的关键词则是“对话”。该著反复引用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话：“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说：“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确是方法的灵魂。”无独有偶，杜小真先生在其新著《他者之镜》中，反反复复地说的，也无非是：“对话”，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带着执着的爱去理性对话。用章先生自己的话说：“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话的必要，不仅是史学家与研究对象的潜在对话，而且还包括历史学者与其他学科学者之间的外在对话，我把它称为广义的对话。”
对话，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常识，这需要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场域。不幸的是，我们专业学者和广大读者之间往往鸡同鸭讲，一方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在另一方那里被简单而曲折的故事所迷惑，好人坏人的刻板伦理往往消解了思想的深度。一方认为天经地义的人情物理，在另一方那里被谨严而坚固的学科壁垒摒弃于外。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章开沅先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文中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今天在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粹时，绝不能单源化、单一化……今天再看传统文化，不能再用‘定于一尊’的眼光，更不能用单一的价值观来评价”。本书的第一篇“读书与做人”，本是他2005年在华中师范大学第一期博雅大讲堂的一个演讲，针对初进大学的学生及其家长，他不愧为教育家，语重心长地强调：“读书不是一件苦事，读书是你人生幸福的根源，读书使你拥有一个最可靠、最安全、受益无穷、非常美妙的精神世界。”但做一个读书人是不是够了呢？他鼓励大家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要关心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甚至是整个人类。我们不仅关注现实和过去，我们还关注未来，关注生命的终结、生命的起源，关注太空等。知识分子，从本能来讲，是批判的，是对现实不满的，不随波逐流。”你看，这个至为通俗的演讲也直接指向后文一再念念的“史学的独立品格”与“学者的独立人格”两个关键词上。
章先生自谦说，“人也是老掉牙的人了，话也是老掉牙的话了。”我们读两遍《走出中国近代史》，发现它的确很平实，的确没有给我们多少惊人新论和缜密的史学体系。但是如果大家要认真思考为什么读历史，怎样进入历史，中国历史究竟怎样参与当代世界精神文明建设，这些诚实的文字无疑是一个起点，像一颗北斗星，给我们定了基调和方向。《走出中国近代史》以高度的自觉寄语我们精神文明的复兴：“应该以更高的自信与更大的气魄来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更不必忧心忡忡于民族文化独特素质的丧失，应该更勇敢地走进世界，同时也更勇敢地让世界走进中国。”
我总是对那些为各个学科跑马圈地的大学者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在学科创建之初，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厚的根基来思考问题，而后的学者不小心就在这个既成的圈圈里追求精致和玲珑。所以《走出中国近代史》难能可贵，在中国近代史这块扎实的地基之上，它不仅引导读者走出中国近代史，思索历史，思索传统文化，还指引我们关注生命，关注哲学与科学，关注人类文明这个更严肃的话题和更辽阔的场域。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1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