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

　　作者：菲利普·罗斯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ISBN：9787532782659

我梦想中的女孩

　　那天晚上，我在芝加哥的大街上推销自己，劝她陪我去斯坦威大厅的药店喝咖啡。那是大学人士经常光顾的场所，离她家仅几个街区。然而，我对她的关注由来已久。不管是出于羞怯，还是出于处世的态度，我以前从没如此公然地泡妞。与其说我是命中注定要这么做的，倒不如说我已下定决心——既是我文化上的倾向，又是我心理上的决断——邂逅这位似乎是原型化身的女子。

　　我一九五六年十月还不到二十四岁，已服完军役，发表于一份小型文学杂志的第二个短篇故事，刚被选入玛莎•弗利的《一九五六年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选集。我是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又是博士候选人)，身上穿的是棕褐色的格子花呢西装。那是我以退伍遣散费在布鲁克斯兄弟的大学商店买的，为了与我作文课的学生见面。我刚离开四合俱乐部欢迎新教师的鸡尾酒会，肚子里尚有四或五盎司的波本威士忌，正点燃我心中的欲火。我的信心爆棚，自由自在(“…… 他们喝醉了酒，年少气盛，才二十岁……相信自己可以永远不死。”托马斯•沃尔夫)，在伍德沃思书店门口把她拦下，跟她搭讪起来：“你一定要陪我喝一次咖

　　啡——我了解你的一切。”“是吗?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你曾是戈登的服务员。”戈登餐厅是另一个大学人士聚会的场所，就在伍德沃思书店的隔壁。她回答： “真是我吗?” “你还有两个小孩。”“是吗?”“你来自密歇根。” “你怎么知道的?”“我打听了。有一天在戈登看到你的小孩，一男一女，大概八岁和六岁。” “你为什么要费心记住这一切?”“你似乎太年轻，不像那两个小孩的母亲，于是我问了旁人。他们告诉我，你已离婚;还告诉我，你曾是这里的学生。”“时间太短，没什么用。” “他们告诉我，你的名字叫乔西，我一九五四年来到这儿读研究生。”我还告诉她：“我曾在戈登吃午餐，我和我的朋友就是你招待的。”她说：“恐怕我没有那么好的记性。”我回答：“但我有。”我坚持不懈，耍尽我的灵敏机智，固执地相信自己攻无不克，终于得到她的让步——之后我很难再让她妥协——陪我走下一个街区，在斯坦威大厅的橱窗摊位坐下。就在那里，已出版小说的年轻讲师展示他全部的才具和优雅，乔西虽感到滑稽好笑，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只是说——对自己魅力的讥讽式暗示——实在弄不懂我为何变得如此热情。

　　但在当时，我几乎对一切都满怀热情;尤其是那个晚上，我的热情几乎到了极限。我在教师俱乐部的派对上喝了波本威士忌;在大学新教师中，我是最年轻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幸福的。如果她不理解我的热情，那是因为我二十三岁时所体验的迷人原型的魅力，对二十七岁的她来说，反而是她一切挫折的总和。我眼中的异国情调，并不全在她原型的金发碧眼中，尽管她的确是蓝眼睛金头发;她具有方形对称的脸庞，不管遭遇了多少激烈争斗，戴上绒线滑雪帽后，看起来仍像是一位少女或假小子。我眼中的异国情调，也不在她原型的非犹太人外表，尽管她的确是非犹太人的长相，且带有政治家的神态，与波莉飘逸的风采大相径庭;此外，聪明的波莉还拥有老于世故的马提尼和细腻的嘲讽。我眼中的异国情调，更不在她的美国性，尽管她的语音、穿着、礼貌可让她成功顶替美国电影中任何一位活泼女星;她可以是安迪•哈代的朋友，琼• 阿利森的同学，跳上卡尔顿• 卡彭特的老爷车，前去参加高中毕业舞会。事实上，她只是一个小镇醉汉的愤怒女儿，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她的美国性。她饱受残酷的性爱记忆的困扰;因对自己出身的不公平抱有不可磨灭的愤懑而感到压抑;由于最开始的过失而动辄受阻，冲动之下又会求助于不顾一切的奸诈。她这个金发女主角，与其说出现于米高梅公司的阳光梦幻大片，倒不如说更吸引英格玛•伯格曼的关注。

　　挑逗我性幻想的，并非她雅利安人的非犹太人原型化身——巴克内尔大学有数百名女子，一样的原型，并没有勾起我的兴趣——当她仍是刚离婚带俩小孩的女服务员时，当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时，我就在戈登餐厅觉得，她是那个世界的受害者，虽有基于社会生物学的好出身，却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根据新老世界的种族神话，我的出身，即使不算低人一等，本应在她的出身面前毕恭毕敬。如果她的父亲在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上班，他便有望升作代理人主管，甚至还可梦想成为总裁。而我的父亲认为，他别无选择，只好去冒自主创业的巨大风险——结果碰上坏运气，差点全军覆灭——因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一方面声称它的廉洁之灯从不熄灭，另一方面却认为，父亲这样的人最好还是担任公司的低级职务。事实上，她英俊的父亲名叫斯莫克•詹森，高中时还是运动员，却从来没能长期地保有工作，或

　　放弃酗酒，最终因盗窃罪在佛罗里达监狱服刑。而我的父亲，既缺乏教育，又受犹太背景的限制，单凭他奴隶般的勤快和百折不挠的野心，在保险公司爬上管理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公司整个等级制度中虽微不足道，却代表了个人意志对体制偏见的胜利。斯莫克•詹森作为父亲、员工、丈夫、公民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让乔西感受不到家庭骄傲，也毫不依恋从小长大的家乡。她漂泊不定，对自己密歇根的童年痛感疏远;此外，她身为妻子和母亲的近期考验，又遇上了粗暴模糊的中断。在芝加哥大学一学期半的学习无法帮她找到像样的工作，另外还有累积下的债务。这一切使婚姻结束后的她，一直在担忧自己何以安身立命。她可

　　算是美国北欧人脚踏实地的具体化身，但扎根在她内心深处的，是对过去的仇恨和对未来的恐惧。

　　我们两家悬殊的禀赋，如果与古老的种族神话不符，却与我有关人类分支的感觉相合。那个感觉源于我讲意第绪语的祖辈的信仰，很简单，将之归咎于犹太人的强大内心和非犹太人的腐败恶习。这些不谙世事的新移民以及他们的祖先，在俄罗斯和波兰的农民中间，亲身体验了暴力、酗酒、野蛮道德。不像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孙子，他们想象不到，这其实在文化意义上很有启发。朴实的非犹太人血统的女性标本，被不负责任的父辈教养摧残;根据她最终的断言，所涉及的不仅是酗酒和轻罪，而且是几乎成功的幼女猥亵。对他们来说，这一切似乎都在意料之中。发现这位离婚女人的子女在忍受同样残酷的童年，他们不会有人

　　类学上的困惑;听闻她非犹太人的丈夫(按照乔西可疑的证词，他的“恫吓”让她第二次怀孕，他的“不负责任”让单身大学新生的她第一次怀孕)，把非犹太人的她的非犹太小孩“偷走”，送给千里之外凤凰城的亲戚抚养，他们又觉得非犹太人家庭野蛮的信仰获得了证实。尽管她振振有词，说自己又一次在坏蛋手中受害，我的祖辈可能会推测，该女子已发现在情感上无法承担母亲的职责，遂决定让小孩另找生路。在他们看来，她就是传说中故国的女巫，其兽性的遗传注定她要摧毁手无寸铁的犹太人所尊崇的人类每一个温柔美德。

　　她的内心疯狂，她的外表金发碧眼——在我祖辈看来，乔西成了他们最可怕噩梦的化身，而不是美国原型的化身。恰恰因为这一点，他们的美国孙子却临危不惧，拒绝像一名新手，怀揣旧世界的恐惧，反射性地仓促逃命。与此相反，我很高兴通过这次机会，亲自品味美国现实和犹太小镇的差异，克服我们族人本能性的反感，证明自己超越了犹太人的迷信。像我这样的民主开明人士，在这求同存异的美国，不会把这迷信当作一回事。在情色战场上，如能驯服一名像我这样的男孩不幸遇上的最可怕女子，就更能证明自己已克服了犹太人的担忧。对贫民窟犹太人心态来说，这可能意味一个巨大的威胁;对我来说——我有英语文学硕士和新的三件套西装——更像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美国爱情探险。你如想远离加利西亚犹太人的恐惧，芝加哥的海德公园便是最理想的环境，它提供智力的探讨和安全的学术氛围。

　　乔西白天在社会科学系担任秘书。她很喜欢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尊敬的来访学者。譬如，法兰克福的社会学家麦克斯•霍克海默尔就喜欢她的陪伴，有时带她共进午餐，或拉她去教师俱乐部喝上一杯。她与成功的系主任助理露丝•丹尼走得很近，非常钦佩后者的专业成就。尽管她有点伤心地觉得，自己落后得太多，根本追赶不上仅比自己年长十岁的丹尼。这项工作给了她很大帮助，帮她调整心态，适应新的生活。她失去小孩后，经受了一段几近崩溃的疯狂期。我们相识成为恋人时，她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那是她十年前中止大学生活以来最充满希望的，确信自己已逃离密歇根的安全港和威胁要摧毁她的一切。

　　我回到芝加哥后，先住神学院宿舍，再搬去离校几个街区的小公寓——带厨房的小房间。我每个工作日的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去学校教作文，每周两个下午去英语系研究院上博士课，在剩下的午后时间，挤坐在公寓中光线最充沛的餐桌旁，使用好利获得公司的便携式打字机创作短篇小说。到晚上，我步行去乔西颇为宽敞的铁路车厢式公寓。它坐落在一栋古老建筑物中，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轨道很近。我随身带上我大一学生的作文，共进晚餐后，便在客厅里修改和打分，她则忙着铲除壁炉架上的层层旧漆，直到看见松木的本色。我想她还是很有勇气的，每天在办公室上班，回家后还要在厨房里铺设新塑胶地板，在浴室里剥下旧墙纸。我也佩服她的进取精神，为了减轻公寓——她说必须够大，以便在亚利桑那学校读书的子女前来度假——的负担，她把后房分租给了一名无忧无虑的早期嬉皮士。她是芝加哥大学的肄业生，不幸的是，并不是永远缴得起房租的。对我来说，乔西的公寓以及她对此的规划，使她成为海德公园低收入生活的代表，与我非常意气相投。它混合了两种形态，一是社区内稍稍混乱的波希米亚主义，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二是追求惬意家居的普通资产阶级口味，舒适地坐下听音乐，看书，与朋友一起喝廉价葡萄酒。在那些岁月里，我们的熟人中没人想要电视机，却有一半的人在玩录音机。

　　在乔西公寓中度过的夜晚显示，我在二十三岁时已胜利实现了自己十八岁离开纽瓦克、改读巴克内尔的夙愿(尽管事实上，除了入伍一年，我从五岁起就一直是在校学生)：终于成年。我读完一季度多的博士课程，为何决定退学?坐在教室里回答问题，回家再温习以对付更多的考试，为何变得难以忍受?一是因为我已决定(主要是由于我那篇被玛莎•弗利选中的故事)以写小说为自己的前途，二是因为我已成年，那一直是我读书的目标。二十三岁的我已完全独立于自己家人，尽管我还是每月给他们打电话，偶尔写写家信，到了圣诞节再赶去东部探亲。我已在名牌大学找到一份乏味但理想的教学工作，在自己的社区，到处可见旧书店和独特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我已卷入人生第一个半家庭式的恋情，双方父母——尽管他们鬼魂般的存在仍无孔不入——都不在现场，女方比我更为独立。她比我大四岁，似乎是我心智成熟的进一步证据。看似不相容的背景恰恰证明，我不受习俗的束缚，已从保护未成年人的约束中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我不仅是一名成人，而且是一名自由的成人。

　　我当时想，要行使我全部的自由，再也没有比芝加哥大学更佳的智力舞台了。我是在八月退伍的，即刻就去纽约寻找工作。夏洛特•毛雷尔帮我赢得《纽约客》的面试。其时，小说家查尔斯•杰克逊在负责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文字工作，而哥哥又在那里担任艺术总监。所以，我借助杰克逊的影响，见到了他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二十年后，斯特劳斯成了我自己的出版商。面试的几天之后，很高兴发现自己竟有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法拉•斯特劳斯•卡达希出版社的审稿编辑，另一个是《纽约客》的校对员。在做出选择之前，还意外地收到了纳皮尔•威尔特的电报，他是我过去的老师，在芝加哥大学担任人文系主

　　任。该大学的大一作文教研组在最后一分钟出现空缺，所以威尔特来问我，是否有兴趣在九月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讲师。

　　我认为大学的教学工作既有意义，又很有趣。此外，在这三份工作当中，大学讲师一职显然让我享有最多的写作机会。即便有三节作文课，每节每周要上五个小时，我每天仍有多达一半的时间自由支配，此外还有季度休假、定期节日、暑假等。几个月封闭的军队生活之后，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对我尤具吸引力。我当初先去迪克斯堡接受基本训练，再被分配到华盛顿当列兵，为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的公共信息官编写新闻印刷品。(我在迪克斯堡时背部受伤，最终成了该医院的病人，卧床两个月，再以医疗原因退伍。)在公共信息办公室工作半年多，首次让我品尝到朝九晚五的单调乏味。工作并不苛刻，但一天被关八个小时，盲

　　目地打字，几乎使我发疯。因此，一旦逃离军队的困守，我就抓住这一良机回到芝加哥，从前研究生升级为大学讲师，再一次为书本与他人争长论短，称心如意地阐述文学理论，过极其简朴的生活(就是这份工作的报酬)，却全无穷光蛋的感受。其时要做到这一点，唯有住在大学附近。一九五六年，二十三岁的我把芝加哥大学当作美国最好的所在，享受最大的个人自由，寻找智力的活跃，不一定涉及叛逆性反抗，但至少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当时的社会日益繁荣，大家都热衷于消费和看电视节目。自夏天从巴克内尔大学毕业以来，我在皮夹里一直携带另一位女大学生的照片。她是犹太人，来自新泽西的北部郊区，她的家庭历史和个人前景与乔西的无法相比。她思维敏捷，聪明活泼，相当漂亮，充满自信。一名年轻女子从小获得阳刚、可信、成功的父亲的宠爱，所得的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一份自信。盖尔的父亲哈里•米尔曼对四个子女一向舐犊情深，慷慨大方，毫不掩饰为他们感到的骄傲。他是一个冲劲十足、大大咧咧的商人，像我父亲一样，也是纽瓦克的犹太移民。当盖尔仍是待字闺中的爱女时，他就是她日常生活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保护人。她母亲已过五十岁，依然好看，但已与十八岁至十九岁、喜好冒险的盖尔发生冲突。母女关系有时趋于紧张，但从没恶化到难于相处的僵局地步，她家的特点就是团结和自信。倘如乔西卸掉自己忿忿不平的反抗意识，获准将鼻子贴上米尔曼家郊区大房子的玻璃窗，很有可能会站在那里羡慕地哭泣，渴望自己变成另一个盖尔。她不顾一切的合理反对，决意嫁给我，甚至要变成一个犹太人，为的就是想追求那种荒唐的蜕变。

　　彼得•塔诺波尔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叫道： “哦，为何我放弃迪娜• 多恩布什——改选莫琳!”他是在思念那个莎拉•劳伦斯学院的大四学生。当初，他甩掉迪娜，改选了他那个愤怒的克星。为何我放弃盖尔，改选乔西•詹森?在我读研究生和入伍的两年中，盖尔和我卷入了难以摆脱的激情。我在一九五六年九月返回芝加哥，觉得自己的远航计划——任何目的地都有可能——不应再受这段感情的羁绊。依我看，它必然导向婚姻，把我和新泽西的犹太安全小圈子连在一起。我想要更大的挑战，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自己反而成了笑柄，因为盖尔也在计划她自己的神秘探险。大学毕业之后，她在爸爸避风港内萌生出的嗜好和自信，驱使她远赴欧洲，整整度过十年的单身生活，个中的愉悦又与她传统教养的乐趣各有千秋。根据共同朋友传到我耳朵的消息，哈里•米尔曼的女儿好像变成了柏林墙与英吉利海峡之间最讨人喜欢的女子。与此同时，那个远航的年轻人不肯与出生地保有瓜葛，为的是不让自己珍贵的独立受到束缚，现在反而被尘封于一个毫无乐趣的存在，肩负起最荒谬最无意义的责任。

　　我把一切都弄反了。乔西有乱七八糟的历史，在我看来，却是一名坚强勇敢的女子，在可怕的家庭环境中存活下来。另一方面，盖尔拥有全部的家庭安全和父爱，在我看来，舒适的童年将使她永远停留在小女孩阶段。由于颇受关爱的生长背景，盖尔将依赖他人;由于支离破碎的生长背景，乔西将非常独立!我还能再天真一点吗?这不是神经质，而是天真，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太天真了，即便是最聪明的人;而且，这并不局限于青少年时期。

　　我返回芝加哥的头几个月中，在大学里所交的三位好友是小说家理查德•斯特恩和托马斯•罗杰斯，以及评论家兼编辑泰德•索洛塔罗夫。他们三人已婚，比我大四到五岁——迪克和泰德各有一对小孩——我们都还只有二十多岁，都想成为作家。迪克和汤姆是芝加哥大学的新教师，泰德在印第安纳大学加里分校教夜课，白天像我一样在读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乔西和我、斯特恩夫妇、罗杰斯夫妇、索洛塔罗夫夫妇经常见面，或进晚餐，或玩扑克游戏，或饮啤酒。这种交游和友情使我俩看起来像一对夫妇，但我在心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光是经济原因，为了实现自己的写作野心，最好还是只负担自己光棍一人。泰德的困境就是一个榜样，既要写作，又要读博士学位，还有家庭生活带来的明显压力。我工资一年二千八百美元，还要为欧洲之旅存钱，在我看来，那是我文学见习期的一部分。即使我的作品最终顺理成章地出现于某些文学季刊，而且上了发行量很大的杂志，我几乎可以肯定，绝不可能指望自己卖文为生。毋庸置议(肯定是在芝加哥大学)，一个人绝不是为了赚钱而从事写作。我想，倘如是为了赚钱而写，我将写不出任何东西。

　　与乔西在一起的头几个月中，我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论写作，为她买我最喜欢的平装书，借给她已被我划得很厉害的现代图书馆经典，为她朗读我钦佩的小说家的作品片断，向她展示我正在创作的手稿。后来， 《新共和》要我写电影评论，每篇稿费二十五美元(我写了一篇讽刺文章，针对艾森豪威尔的晚间祈祷，先刊在《芝加哥评论》，后获得《新共和》的转载，所以才有如此的约稿)，我俩一起去看电影，回家路上畅谈观后感。共进晚餐时，我们相互介绍各自不同的出生地。她一开始备受阻碍，容易受伤——时至今日才勇敢地尝试，如何获取心态上的平衡和成为一名独立女子——从外表上看，我固若金汤，完好无损，亟想取得文学上的成就。我讲述的颇受保护的童年生活，听起来像是《奥赛罗》中头颅长在肩膀下的异人故事，她对其中安全、可靠、舒适的氛围大感兴趣。之所以有这样的氛围，全仗母亲在管理家务上的天才，以及父母在多年经济拮据中的尽责和毅力。我向她解说《包法利夫人》在感官上的精确性，也以同样的热情解说母亲的厨房艺术。我就读的小学和中学，实际上与我家同处一条街，我从小就每天回家吃午饭——我告诉她，其结果是我教完早课，回家脱下新装，换上写作时用的旧衣，在厨房加热的金宝番茄汤散发出第一缕香味，仍会让我感到最舒适的期待和将临的享用，即我最近才学到的“普鲁斯特式”快感(尽管连续几个夏

　　天，我都没能读完《去斯万家那边》的开头六十页)。

　　我在夸大其词吗?还是加以理想化吗?我不知道——奥赛罗知道吗?以花言巧语赢得新识女子的人，不会担心我听闻的英国人所谓的“在蛋挞里放入太多的鸡蛋”。如果我追求像波莉•贝茨一样的女孩，教养有素，对自己出身充满自信——自然也不会发生在盖尔•米尔曼的身上，与我家相比，她家更像是小孩的乐土——我就不会如此栩栩如生地披露自己的记忆。我现在觉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天生喜好戏剧性的比照。从割礼执行人到米尔德里德•马丁，我获得了不断的进步;在可敬的犹太家庭中，我又一直是过度奉献、过度保护，过度监视的受益人;我把这一切复述给她听，中间再聆听她袒露自身的经历，想以此为一帖道德解毒剂，洗涤她身上对人生的满腹疑团。我在追求她，赞叹她，意气风发地迷惑她——出于年青自私恋人对亲密和真诚的偏爱，我向她述说自己是何等人氏，由何种因素塑造而成。此外，我其实也是在投入一种叙述性的唱和，我只是一种反声音和反主题，对她无辜受害中呈现出的苍白人性，提出了天真的挑战。开始，她是唯一的孩子，在祖父和继祖母赫伯特的家中，从小就是并不完全受欢迎的过客——包括她长期受苦的母亲和半就业的父亲——后来，她又在高中恋人兼丈夫的手中吃尽苦头。她告诉我，有理由永远鄙视他。

　　她会永远鄙视他。她声称那些极不完善的非犹太男子虐待她，几乎摧毁了她，因此对他们怀抱刻骨的仇恨。这使我着迷并因此充满英雄主义的骑士幻觉。我讲述烫平的睡衣、热腾腾的番茄汤、驯化粗野男性的其他佳法，假如不算是简单的女性化。这种犹太牧歌使她陶醉并因此充满幻想。她举出他们不负责不道德的案例越多，我就越可怜她不得不忍受的不公正，越钦佩她生存下来的勇敢。当她以特有力的形容词“邪恶”——到那时为止，我只会联想到像纽伦堡被告那样的恶人——咒骂他们时，我觉得自己正在走近美国愚昧生活中的凶险领域，迄今为止，我只在舍伍德•安德森和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中读到过。我不再想避而远之，认为从事我这一行的人应有所了解。她越生动地解说他们对我家所珍视的价值观的轻率破坏，我对他们的蔑视就越多，我所提供的我们无害于他人的历史范例也就越多。我完全可以为圣

　　约之子反诽谤联盟工作——不是在反犹太人的攻击面前，捍卫我少数民族的好名声和民主权利;而是在扮演一名完美的犹太骑士，从最糟糕的非犹太人恶棍手中，救出一名他们自己的成员。

　　我们相遇四个月后，乔西发现自己怀上了孕，我不明白这是如何发生的。即使在她所谓的无须避孕的安全期间，我也一直坚持她用子宫帽，我俩都惊呆了。在社区内给乔西廉价看病的是一名理想主义的年轻医生，特地赶来她的公寓予以确认。愁眉苦脸的我与他坐在厨房里喝咖啡，询问有何办法中止妊娠。他说可尝试一种药物，在这个阶段有时能诱发大出血，然后再住院实施刮宫手术，但成功机会很小———结果出乎意外，很有效果。乔西在短短几天内就开始出血，我把她送进医院接受手术。那天晚些时候，她从手术室回到病房，我带了一束鲜花和一瓶国产香槟前去探望，发现她躺在床上，像产下健康婴儿的母亲一样心满意足，

　　正与一名中年男子交谈甚欢。他原来不是医务人员，而是医院里宗教服务室的犹太教士，与我寒喧之后便离开，让乔西和我单独相处。我猜疑地问：“他在做什么?”她一脸无辜地回答：“他来见我。”“为何要来见你?”她回答： “在入院表格的宗教一栏，我填了犹太人。” “但你不是犹太人。”她耸耸肩，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说什么好。在我眼中，她这种梦幻和算计的混合非常怪异。我感到困惑，但又如释重负，因为躲过了麻烦，便放弃审

　　讯，找出玻璃杯为我们的好运干杯。

　　两年后，她又一次怀孕。其时，我俩之间不再有类似恋情的交往，只有针对我性格缺陷的长期争吵，无论我逃得多远，都无法躲避。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只身赴欧洲旅行，暑假完了本应回到芝加哥，却辞职去了曼哈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先付给我七千五百美元，作为我《再见，哥伦布》手稿的资助金，其真正出版还要等到一九五九年春天。我在下东城找到一套廉价的地下室公寓，生活费全靠该笔资助金的首期款。我是在五月告别芝加哥的，在这之前的一年中，乔西和我之间的信任持续恶化，引发了最疲累、最消耗、最扑朔迷离的争吵。她的形容词“邪恶的”被用来描绘我时，听起来就不那么诱人了。除了在大学内不可避免

　　的撞见，我们有一半时间互不见面，似乎已彻底分手之后，我又迷上了时尚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生苏珊•格拉斯曼。她与富裕的家人住在北岸区，在芝加哥大学选读研究院的英文课。她是一名美丽的年轻女子，在我眼中显得有点难以捉摸，因而更具吸引力。实际上，我因得不到她全部的关注而有点闷闷不乐。一天下午，我邀她一起去希勒尔楼听索尔•贝娄的演讲;结果，我与苏珊相好的机会因此而受到了致命打击。乔西那天下午正好有空，也在听众席中，让我感到沮丧。贝娄是我文学上的偏爱，她跟着分享了，所以我俩的同时出现实在是犯不着惊讶的。演讲结束后，苏珊前去介绍自己。之前，他俩经由巴德学院的共同朋友见过一面。结果，在那短短几分钟内，两人的关系获得重新建立，导致苏珊两年后成为贝娄的第三任妻子。苏珊站着与贝娄交谈时，自己径直来到希勒尔楼的乔西，傲慢地朝我瞟了一眼。我走

　　上前去打招呼，她以锋利的嬉笑喃喃低语：“好吧，假如这就是你所喜欢的——”我无言以答，只好悻然走开，等苏珊谈完之后，再一起去与索洛塔罗夫小两口喝上一杯。那天晚上，我回到公寓时在信箱中发现一张便条，内容非常简洁——甚至没有签名——意思是，一位富有、被宠坏的时髦女子，正是我应得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我从欧洲回来时发现，七月和八月在纽约《时尚先生》杂志上班的乔西，决定放弃她在芝加哥大学的秘书工作。她喜欢在曼哈顿和文学界边缘的生活，决定留在“出版界”，尽管除了在《时尚先生》的那点经验之外，她毫无资历可言。但是，如果我是犹太人，她也是犹太人，如果我住在曼哈顿，她也要住在曼哈顿，如果我是一名作家，她也是一名作家，或至少与作家一起“工作”。原来在暑假期间，她已让她遇见的杂志人士知道，我发表在《述评》和《巴黎评论》的故事，是她帮助“编辑”的。我纠正她说，她是读过我的故事，并与我分享她的读后感，但那并不是“编辑”。她受到了冒犯： “但它是事实——我就是你的编辑!”

　　我们随即开始大吵大闹。她在纽约无事可干，复又成了我的累赘，因此而感到绝望。于是，我们的相互指控都带上了恶毒的咒骂，以致过后，我竟在街上独自游荡数小时，好像倒霉透顶的反而是我自己。她找到一个分租公寓，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那个公寓消失了;她找到一份工作，前去上班——自称的——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那个工作也消失了。她微薄的积蓄眼看就要用光，居无定所，工作面试似乎都泥牛入海。她好几次坐错地铁，气喘吁吁，语无伦次，在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的电话亭求我去接她。

　　我不知该怎么做，或找谁商量。在纽约，我自己也是初来乍到，唯一可倾诉的对象是哥哥。他还是普拉特学院的艺术生时，周末带回家的平装书，毕竟是我第一次读到的严肃现代小说。更重要的是，当我还只有十四、十五岁时，他的学生写生画册中充满了都市景观的切片和市民的速描肖像，他以艺术为终身职业的意志不是没有鼓舞人心的效果。他的刻苦榜样让我懂得，保险代理人的儿子也有权利——假如他有天赋和勤奋——追求不同于商业和专业人士的其他生计。为何父亲从没认真质疑山迪的决定，或试图改变他的进程——或在以后干扰我的志向——倘如非要找出一个影响，这可能与母亲的弟弟米奇有关。他温和，独来独

　　往，喜爱讥讽式的幽默，从不向他人提倡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我哥哥。他确实将自己珍藏的旧解剖书送给哥哥，但马上作出冷峻的警告：成为一名好艺术家是无比艰难的，更遑论还要以此谋生。尽管如此，叔叔米奇的先例使我家不再把绘画当作稀奇古怪的东西，而是一份真正的行业;至于它是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则另当别论——米奇在费城小工作室的寒酸和拮据，会引起父亲间歇性的愤慨。他会在吃饭时，长篇大论地数落可怜的母亲，声称她弟弟至少应找个女子结婚。我和山迪尝试的工作领域，远远超出了当地的文化轨迹，之所以有如此的自由，很可能与父亲自己缺乏正规教育有关。幸运的是，他并不清楚何种职业最适合自己的儿子，只图我们不致穷乏，靠自身的努力即可胜任。

　　我和山迪有时觉得，像有很多话要向对方倾述。我退伍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因各自工作中可预见的不同情绪和利益而开始疏远。他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商业艺术家，我是一名大学教师和新手作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尽可能压抑对广告人士的观点的不屑(实在是不少，我才二十多岁，又是在艾森豪威尔的五十年代)，他对此心知肚明。我也同样清楚，他在大学人士和清高知识分子的面前显得局促不安，还从他们的高傲中察觉到挑衅的意味。这当然不是他主要的担心，也没有搅乱他的心理平衡，就像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没有干扰我生活一样。但我们见面或打电话时，相互之间仍有一股可疑的暗流，因各自专业的两极化而增强，造就了我俩的自我意识和害羞。更重要的是，乔西和山迪的妻子特鲁迪无法忍受对方;所以，我们并没有像夫妇一样外出社交，只是坐在一起——“像兄弟一样”——亲切交谈，如父亲所建议的。山迪已经结婚，他的职业与我的相比更为传统，在我看来，他规划的生活明显源于我已离弃的背景。在我眼中，他不会有—— “道义上”，我当时会迅速指出——必要的资本帮助我渡过难关，如果他确实有，我的价值观也不容许我向他求助。这是一种傲慢，既纯粹又简单。犹如一名狂妄自大的文学青年，绝对相信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又像一位骄傲自尊的生疏新手，在极力追求自己的独立。他决不能向似乎胆小怕事的哥哥承认，自

　　己掉落了力所不及的深渊，需要强人的拯救。

　　此外，我很强大，不是吗?我相信这一点，并非没有理由，那是我生命中最荣耀的岁月。离开大学不到五年，我的第一本书即将出版，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的编辑乔治•斯塔巴克和保罗•布鲁克斯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凭借几篇出版的故事在纽约已小有名气，又与《述评》的马丁•格林伯格、《哈珀》的罗伯特•西尔弗斯、《巴黎评论》的乔治•普林顿、《时尚先生》的拉斯特•希尔斯、《子午线图书》的亚伦•阿谢尔建立了友谊，藉此见到其他作家，开始享受跻身为作家的感受，不再是业余时间写写短篇小说的大一作文老师。与乔西的恋情已经燃尽，在刚逝去的一年中更变得一塌糊涂，不可能拖垮像我这样步步高升的人。我并不担忧结婚一事，因为婚姻是不可想象的。我只是不想让她走向精神崩溃，虽然不愿置信，但还是担忧她的自杀倾向。她开始瞎扯，要纵身跳到地铁列车前面——我在文学领域中新近赢得的认可，似乎加剧了她的绝望。她哭道： “这太不公平了!你拥有一切，而我什么都没有。你现在认为，可以把我甩掉了!”

　　无论如何，她那年夏天来纽约，我觉得自己责无旁贷。《时尚先生》的临时岗位是为该杂志的小说编辑金•利希滕施泰因和拉斯特•希尔斯担任审稿人。乔西一听说有这个机会，便表示很有兴趣。我向金和拉斯特保证，她完全可以胜任——我想，如果中了选，她在生活中一直缺乏机遇的抱怨，可望得到些许的安抚，即使是暂时的。我思忖，这会是我决定消失之前，尽力帮她的最后一次。她后来声称，假如拉斯特当初没有提及这份工作将变成永久性的，她根本就不会离开芝加哥;假如我没在写自欧洲的信中暗示回纽约后仍希望她留下，她早就返回芝加哥了。拉斯特和我对她都有误导。一九五八年八月底，她来码头迎接我乘坐

　　的远洋轮，因为她知道那是我的愿望。她身穿白色连衣裙，兴奋地从码头朝我挥手，看上去很像一名新娘，也许这就是用意所在。

　　之后的数星期中，我们一起度过了两个尚能容忍的夜晚，以招待我在船上遇到的年轻英国建筑师和他的英国女友。该女友在纽约的《时尚》杂志上班，她的工作正是乔西所冀望的，却似乎一直无缘获得。一天晚上，我们试图在我的地下室公寓做爱。我显然没有很强的欲望，她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 “你在欧洲睡了多少女孩”。我不否认，我在旅行时并没有洁身自爱——我反诘：“我为何要洁身自爱呢?”——不出意料的，这使情形变得更糟。到了十一月，她仍在纽约徘徊，一贫如洗，没有自己的居所。一个寒冷的早晨，她随身携带行李箱，在通向我公寓的龟裂水泥台阶的底部出现，要求我唤醒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怜悯，给她一个

　　栖身之地。我曾一闪念，让她占用这个公寓——自己放弃其中的唱片、书籍、几百美元的二手家具，带上霍顿•米夫林资助金的残余，拍拍屁股来个人间蒸发。但为期两年、月租八十美元的公寓租约上有我的签名，每周与我通电话的父母还住在新泽西，为我回到东部永久落户而感到欣慰——还有我在曼哈顿的新生活。我不愿逃之夭夭，逃避和躲藏令我反感。我依然相信，自己的性格特征使我有别于她过去生活中真正邪恶的混蛋。她在门外阴暗的台阶底部一边哭泣，一边叫嚷： “你、拉斯特和我父亲，都是一路货色!”这是我所听到的最疯狂的断言，好像我别无选择，必须严肃面对这一指控，以证明自己并非如此。于是，我没有逃之夭夭，决定留下;她也留下，与我同住。

　　她第二次怀孕是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初。我今天与当时一样地惊讶，我们——不管是一人，还是两人——竟然没有落下残疾，或不幸夭亡。此外，我实在不想过多解说我们在下东区三个月的共同生活。她营造出一种气氛，使我无法正常思考。《再见，哥伦布》出版那一年的年初，我和她差一点都成了住院病人，我的地下室公寓犹如一个挂有咖啡厅窗帘的精神病房。

　　她这一次怀孕比一年前在芝加哥的更令人费解。当初，她声称上卫生间去放入子宫帽，实际上却是一个幌子，所以怀上了孕，只是我一直蒙在鼓里。她已有两个孩子，自己无法抚养，只好魂牵梦萦——为何还要第三个孩子?其时，我们相识才四个月，没有理由怀疑她的诚实——除非我二十四岁就已懂得人情世故，在她对欺负自己的各式男子作出自我表述时，与其全盘接受她受害于他人的故事，与其乐于窥见她非犹太人家庭的混乱无序——我祖辈鄙视异教徒的传说，均来自于那些凌乱、肮脏、不幸的事实——不如报以冷漠的眼神。

　　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确实有两、三甚至四次的性接触，既充满幻想，又缠绵蕴藉。我们像是在替各自的愤怒寻找发泄的出口，在漆黑一团的房间中，在温暖凌乱的床笫上，找到了一个无确定身份的肉体，以纾解自己生理上的饥馑。我在晨曦中忖度，依稀记得的究竟是不是一场春梦。她在二月一个早晨宣布又一次怀孕时，我敢发誓，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此类的春梦——我在情欲上已被压榨成了一具木乃伊。其时我刚从波士顿回来，与乔治•斯塔巴克一起去查看我小说的毛校样。她或多或少以怀孕的消息迎接我的归来：我不仅要成为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而且要成为一个父亲。我一听到她的宣称，即刻就知这是一个谎言。我

　　相信，我的波士顿之行引发了她的绝望，从而促成这个谎言。她担心，随着我第一本书在下个月的出版，我的良心将会超越她的指责，我的自尊心将会骤然高涨——假如她仍陪伴在我身边——也能带她远离那个充满失败的地狱。

　　当我声称她不可能再一次怀孕时，她重述自己真的有孕在身，如果我“邪恶”地拒绝承担责任，她就会将婴儿生下，遗弃在我父母新泽西的家门口。

　　我想她是绝对做得出的(倘如她确实怀了孕)，因为那时，她已对我父母心怀不满——她声称，在两个暑假之前拜访我家时，遭到了他们的“无情”款待。其时，我赴科德角租房一个月，以专心致志于写作。按照事先的安排，乔西将在那个月尾从芝加哥飞来我处度假一周。我抵达科德角一周后的下午，在法尔茅斯海滩上遇见一名波士顿大学的大四女生。她宁静、随和、相貌平平，学的是小学教育，在一家海鲜餐馆当服务生。我们很快睡在一起，在她下午的空闲时间，或在海滩上散步，或跳入海中游水。她的男友在等她毕业，想马上结婚，但她不确定，婚姻一事到底是好是坏。我告诉她，也有一名即将来访的女友，但我其实真的是想避而远之。我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有一段麻烦模糊的暧昧，都希望从烦恼中暂求喘息。我们的分手相对容易，但当我开车去波士顿机场接乔西来科德角时，我与这位女生欢度几周后的余波荡漾，以及我对这位几近陌生的女子的失落感，却比我预料的要强烈得多。一看到乔西，我立刻忆起那些使人身心交瘁的争吵，感到心有余悸——很自然的，保证了那些争吵的迅速恢复。

　　我们的情形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变得格外可怕，只好作罢，驱车返回纽约。剩下的假期，她将住在酒店，自己安排游览，我则改去新泽西——坎登附近的穆尔斯镇，父亲新近调去管理那里的大都会办公室。我计划在穆尔斯镇留住一星期，再返回我在芝加哥的工作。乔西知道，波莉曾来我家过感恩节，当我们还是巴克内尔大四学生时，还来我家共度复活节假期的一部分。我们开车离开科德角时，她坚持想知道，为何不能来拜访我的家人——波莉•贝茨到底特殊在哪里?她花了自己的积蓄，大老远赶来科德角探望我，我怎能如此待她?她在芝加哥与我同居了一年，我是否已经长大，可以把她介绍给我的父母?我究竟是个男人，还仍

　　然是个男孩?当她喋喋不休时，我真想把她杀死;但事与愿违，我把她带回了家。

　　她不是犹太人的事实不是原因所在——波莉也不是犹太人，但我父母对她总是很亲切，满心预料我会与她成婚，等到我们奔赴不同的研究院，还经常向我询问她的近况，谈起她来总是满怀情意。他们现在看到的让他们心悸的不是一个非犹太女人，而是一个大我四岁的寒碜的失败者，一个身无分文的秘书，有两个孩子的离异母亲，如她在第一天晚餐上解释的，两个小孩又被前夫 “偷走”了。第二天早上，母亲在洗衣房洗东西，乔西想把前几天在科德角积下的脏衣服一起放入洗衣机，问母亲介不介意。母亲最不想碰的就是这个女人的脏内衣，但像她喜欢的女性杂志中的家庭主妇一样，只好礼貌地回答“当然，亲爱的”，把它们放进了洗衣机。过后，她一路步行，去了约三英里之外的父亲办公室，为我发出绝望的哭泣：我有美好的前途，怎会找上这么一个女子，显然处于沉沦之中，一点也不像波莉或盖尔，肯定不像她自己。她马上看清毛病的所在，而我要好几个月才能认请：每一桩横灾飞祸，我都发现自己无法袖手旁观———持续不断地感到一种强烈且疯狂的责任。母亲变得无法劝慰，乔西再一次觉得受辱而愤慨。父亲凭借高超的外交手腕，向乔西解释：他的妻子没有伤害他人的意思，他们很高兴见到她，假如菲利普第二天带她去机场，这对大家都好。他展示出他绅士般的技巧，也许是我人生中的头一次，让我见证了他的管理技能，也是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所倚重的。

　　我感到悲哀，因为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当初不想带她回家，就是为了这个。但在当初驾车返回纽约的路上，她告诉我，倘如她只身独处纽约一家廉价酒店，或更糟糕的，因我而了结这最烂的度假，重回炎热的芝加哥，那她真是太悲惨了。我又一次无法表示拒绝。我当初决定去科德角度假时也无法明告，我实在不想她的加入，哪怕只是短短一天。假如我在她不折不挠的祈求面前，在欠她的人情世故方面，不怕自己显得冷酷无情，我原本可以免除她的屈辱、母亲的不快、自己的手忙脚乱。

　　那年秋天，我回到芝加哥之后，一点也不奇怪的——也许这本身很怪，鉴于我已被她的受害心理所奴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开始恢复意气风发的单身汉生活，追求苏珊•格拉斯曼，偶而与《原子科学家公报》完全理性的助理编辑约会。假如我在芝加哥定居，可能会与这位助理编辑见面更多。奇怪的是，假如我真的留在芝加哥，而不是为了逃离感情纠葛而迁徙千里之外，乔西就会有自己的工作和公寓，就不会独身困于曼哈顿，就不会只有我一人可投靠，以逃避毁灭。不过，作为一个赢得了霍顿•米夫林文学资助金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没有如此的远见，只是我不明白的事项中最微不足道的。

　　《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婚姻模式”一章，叙述了彼得•塔诺普尔受骗而相信莫琳•约翰逊的怀孕，与我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受骗而相信乔西的的怀孕，具有惊人的相似。我的作品中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场景比它更为精确地复制了我的自传事实。它代表了仅有的少数场合，我无须为了让自己小说变得更为有趣，而加以自发的润色。我不可能写得更为有趣——我甚至不可能写得同样地有趣。乔西完全自发的计上心来，可以说是奸诈发明的一颗小宝石。它经济，耸人听闻，显而易见，让人感到受辱和迷惑，简单得几近可笑，最重要的是神奇般有效。即使要在最小的细节上施以重塑，那都会是审美的一大失误，都会玷污她人生中极富想象力的壮举。它是完全原创的行为，让她从幻想中我的“编辑”升华为具有大无畏天赋的文学对手，即便时间很短。那种大无畏的“无情”作家是福楼拜认为最牛的，我自己由于有限的经历和有序的进展，都还没有向他们靠拢——在她那么羡慕、认定要结盟的短篇小说集中，这种精湛的无情绝对是找不到的。唠叨、败落、半疯的独白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以长达十五页的篇幅来数落人类的堕落。要为乔西这一别出心裁的小伎俩写下一百字的赞颂，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会感到羞愧。对我来说，这不是他人的邪恶大史诗的小注脚，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头等大事。等到乔西在两年半之后向我坦白(既吸毒又喝醉的莫琳是在拙劣的自杀企图中，向塔诺普尔披露真相的)，等到我由此获悉她在曼哈顿耍的阴谋诡计——以及她在芝加哥根本就不用子宫帽——我们已多次上法庭，试图从她第一任丈夫的手中要回她小孩的监护权。其时，她十岁的女儿住在我们艾奥瓦城的家中。她可爱，善良，但缺乏教育，在情感上备受骚扰和虐待。乔西威胁，如果我试图勾引这个女孩，她就会趁我睡觉时将我捅死。其实，我只希望教她学会计时和阅读。无庸赘述，对这一情节的发展，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允许超过一百字的描绘。《我作为男人的一生》的“求婚灾难”一章，介绍了彼得•塔诺普尔的“真实故事”的可怕变形;花了几千字的笔墨，为她的出场找到恰如其分的场景。即使读者不认同，至少在我看来，这一章——甚至小说本身——旨在显示：我的想象力活得比我浪费的青春活力更为长久。我不仅幸存于自己毁灭性的迂腐道德，还终于战胜了自己怪诞的恭敬。根据这个非犹太人小镇偏执狂的定义，这种恭敬就是我做人、做男人——甚至做犹太人——的职责。她提交给药店以兔子测试的尿样是花两美元买来的。那天

　　早上，她将一名黑人孕妇诱至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对面的合租楼房的走廊。仅一小时之前，她离开我的公寓，表面上是去药店;她的钱包里装有自己的尿瓶，但毫无用处，因为这个尿样将证明她并没怀孕。即使在当时，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已显得破旧，不过仍是非常安全的场所。邻里的老人喜欢来此休息，如果是好天气，就围坐在一起聊天，或阅读各自的报纸——往往是乌克兰文的——当地的年轻母亲，其中不少是非常年轻的波多黎各女子，带孩子来玩耍，撒欢。我写完一天之后，也会带上自己的报纸——或我的《述评》和《党派评论》——来到布利克街的意大利咖啡馆，喝上一杯浓咖啡。天气暖和时，我会走到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坐在最喜欢的板凳上阅读片刻，有时抬头环视，有时写下当日写作的感受，为自己能在这座大城市中自立更生而感到满足——在一名前纽瓦克居民的眼中，纽约比巴黎和罗马更具神秘

　　性。如果说我还没有穷到公园常客的地步，但还是过得一丝不苟，省吃俭用霍顿•米夫林资助金的每周拨款。我对奢侈生活没有任何追求，在美国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中闲荡，感到十分自由自在。我没有浪漫地把自己当作“他们中的一位”，把他们称作我的民众也不是我的风格，我更不是在做关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我非常了解那些旧国移民，无须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从事社会学的研究。我有时确实想到，我家和我家的朋友都有移民背景，与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常客至少分享了某种其本的特征。我喜欢这个地方，既为它宁静无事的平凡，又为它给我带来的个人共鸣。

　　我并不打算建议，我对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钟情应促使乔西停步，转而去华盛顿广场公园寻找她的孕妇。它距离我的公寓仅十分钟的步行，只是朝另一个方向。恰恰相反，如去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之外的任何地方，她就不再是她本人了。她的想象力左右了我的想象力，很可能解释了她对超级独立、自信进取的我所享有的魔力。即使我这个年轻人还是一名坚强的对手，既顽固坚毅，又亟想自行其是。这同样的自以为是的大胆妄为，让最沉闷的际遇变得前景光明，让她在我俩恋情的百日之后以犹太人身份入住芝加哥医院，让她将度假时的脏内衣交给我传统可敬的母亲，又像最善于寻找尖刻讥讽的猎犬一样把她引向汤普金斯广场

　　公园，让我成为负责的男人——负责的犹太人。她知道，我喜欢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享受孤独，还在那里愉快地认同自己的移民起源。

　　几天之后，她接受了我与她结婚的建议——先决条件是结婚之前必须做人工流产——这同样的本能使她接过我从银行取出的三百美元，不是去找我实习医生朋友介绍的堕胎医生，而是去了纽约时代广场的电影院，花一整天时间反复观看苏珊•海沃德在《我要活下去》中走进煤气室。

　　一旦她“做”了人工流产——她从电影院回到我的地下室公寓，以泪洗面，浑身颤抖，躺在床毯之下，倾诉她因我而承受的可怕且屈辱的手术——我仍是自由人，为何没有逃走?怎么还和她待在一起?真正的问题是，我能否抵挡她。瞧，我一直都无法抵挡。我获悉兔子测试结果之后承诺，只要放弃胎儿，她便可成为我的妻子，请忘记这个承诺吧——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子，长于厚颜无耻的自我发明，我能不受迷惑吗?这位不折不饶的幻觉专家，底气十足地炮制最恶毒的讽刺，我这个半成形、初出茅庐的小说家，能指望从中逃脱吗?一方面，她要与我的著作权和著作难分难解;另一方面，我又无法从她那里分割出来。

　　《我要活下去》是一部有关加州街女的情景剧，其女主角被诬陷为谋杀犯，最终走进煤气室。她去看电影(不是堕胎医生，因为她实在没这个必要)的情节也出现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为何要尝试编造更妙的场景呢?又怎么能做得到呢?我所知道的是，乔西在两年后坦白那天的下午，即兴想起了这部电影，征询她的缪斯女神，再向我脱口而出……也许，她还即兴发明了——为了让她的故事更引人注目，为了让我受的折磨更为强烈——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向黑人孕妇购买尿样。她也许做了这一切，也许根本没有，但一定做了什么……面对一个虚构大师，谁又能分得出真假?她即兴创造的放诞不羁!她想象力的无限夸张!她的欺骗释放出的自我肯定!这一幅幅漫画背后的坚定信念!

　　要说我没有参与培养这一天赋，那是于事无补的。刚开始只是狡谲的小镇女子的小心思，受到诱惑来俘获自己理想的结婚对象，由于我激烈的反抗，而不是我的软弱，竟转化成一种奇妙疯狂的东西，即一种让人眼花缭乱、丧心病狂的想象力——其他的姑且不谈——它使我在大学里学到的关于虚构可能性的传统概念，以及我吸收的关于均衡、间接、得体的詹姆斯式优雅，统统变成了绝对的荒谬。我要到开始写《波特诺伊的怨诉》，才得以摆脱她大无畏的天赋，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血的代价。毫无疑问，她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敌人，唉，但也是最伟大的创作老师，更是极端主义小说的美学专家。

　　诸位读者，我娶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