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十五讲》

　　作者:曹文轩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2月 ISBN：9787554553695

　　书摘一

　　面对微妙

　　读钱锺书的《围城》

　　读《围城》，你会引申出一个概念：小说是一种智慧。

　　熟读《围城》之后，你会记住很多议论生活、议论政治、议论时尚、议论风俗人情等的话语和段子。这些话语和段子，自然地镶嵌于叙述与对话之中，从而创造了一个夹叙夹议的经典的小说文本。有一种小说理论，是反对小说有议论的。这种理论认为，小说的责任就是描述——小说的全部文字的性质，都只能是描述性的，而不能是判断性的。眼下，一些批评家借用叙事学理论所阐发的观点似乎又有这样一条：夹叙夹议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而全知全能的叙述，是权威主义所导致的。这种理论认为，这样一种叙述，多多少少地表明了叙述者对存在之认识的肤浅——存在是不确定的，一切皆不可测，而这种叙述居然用了万能的上帝的口吻!这种理论似乎暗含这样的意思：权威话语的放弃，是小说的历史进步。对这种理论，我一直觉得它不太可靠，甚至觉得它多少有点故作深刻。什么叫小说?我极而言之说一句：小说就是一种没有一定规定的自由的文学样式。对上面那样一种小说理论，只需抬出一个小说家来，就能将其击溃：米兰•昆德拉。他的全部小说，都是夹叙夹议的(其中还掺进许多几乎是学术论文那样的大段子)，都是用了权威的口吻(他大谈特谈“轻”、“媚俗”之类的话题)，他的形象就是一个俯瞰一切、洞察一切的上帝形象。其实，人读小说，都是求得一种精神享受，鬼才去考究你的叙述为哪一种叙述、叙述者又是以何种姿态进入文本的。鬼才会觉得那种权威话语对他不尊重而非要所谓的“对话”。再说，人总是要去说明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这是任何人也不可阻挡的欲念。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着米兰•昆德拉创作的这些智慧型小说，难道不是件很叫人愉快的事情吗?他的那些形象化的抽象议论，常如醍醐灌顶，叫人惊愕，叫人觉醒，叫人产生思想上的莫大快感，那些批评家们不也连连称颂吗?

　　我认为，小说之中，就该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围城》一路的小说。

　　如果说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所呈现的是一种纯粹的西方智慧，那么，钱锺书的小说所呈现的则是一种东西方相杂糅的智慧。那些话语和段落(关于哲学、关于政治家、关于不言与多言、关于文凭的意义、关于女人如何贴近男人等)，闪现着作者学贯中西之后的一种潇洒和居高临下的姿态。与那些近乎于书呆子、只有一些来自于书本上的智慧的学者相比，钱锺书又有着令人惊叹的生活经验。他的那些智慧染上了浓重的生活色彩(关于女人的欲望，关于女人喜欢死人，关于旅行的意义等)。

　　不少人对钱锺书在《围城》中掉书袋子颇有微词，对此，我倒不大以为然。问题应当这样提出：掉了什么样的书袋子?又是如何掉书袋子的?如果书袋子中装的是一些智慧，而这些智慧又是那样恰到好处地自然而然地出现于故事中间，耀起一片片光辉，又为何不能呢?学人小说，是必然要掉书袋子的。掉书袋子反而是学人小说的一个特色。我倒很喜欢他的咬文嚼字，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他把一个一个字，一个一个句子，一个一个典故拿来分析，使我们从中看出许多有趣的问题来。阅读《围城》，常使我想到米兰•昆德拉。他的小说中，就有许多词解。一个个词解，便是一个个智慧。

　　钱锺书叫人不大受用的一点，大概是他让人觉得他感觉到自己太智慧了。那种高人一等的心理优越感，让人觉得有点过分。他对人和世界的指指点点，也使人觉得太尖刻——尖刻得近乎于刻薄了。不过，对《围城》全在什么人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觉。

　　书摘二

　　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

　　读毛姆

　　一

　　没有口吃，就没有一个作为作家的毛姆。

　　口吃从少年始，一直跟随毛姆，直到他人生终了。

　　据说，口吃是因为舌头长得太长的缘故，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医学界并不从心理角度去挖掘原因而奉行外科手术，即将舌头割去一块。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传说?这个手段总让我觉得不大靠得住。

　　若靠得住，毛姆何不去接受这一手术而让这一缺陷苦恼了他一生呢?

　　口吃让毛姆总是尴尬。当他开口“像打字机的字母键一样发出一种啧啧的声音”时，我们不难想象自尊心很强的毛姆，是一番什么样的心情——怕是一口咬掉舌头的心思都有。

　　残疾，成了一枚羞辱的徽记。

　　毛姆少年时，时时都能感觉到的是一双双嘲弄的眼睛。这种目光像锐利的冰碴一样刺伤着他，使他早在成长时期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毛姆并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他想的却是成为一个律师，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律师，而他却口吃——这太具喜剧意味了。律师要的就是巧舌如簧、雄辩滔滔、一泻千里。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经典场景之一就是法庭。这一法庭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律师是如何显示他超凡脱俗的语言才能的。语惊四座，一片肃穆，语言之流竟冲垮了一切阻碍与防线，于是从屠刀之下救出一个个生灵或是将一个个生灵推到屠刀之下。让人不禁感叹：真是张好嘴。

　　造物主跟毛姆开的玩笑太淘气亦太残酷——哪怕给他另样的残疾呢?

　　毛姆绝没想到口吃成全了他，也成全了文学史：世界拥有了一个大师级的小说家与戏剧家。

　　残疾给了他一份敏感。

　　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许并非一定得有一份敏感。木讷、愚钝、没心没肺，倒也省去了许多烦恼。事实上，许多人就是这样活着的，虽说少了点境界，但活得却是十分的自在。但作为一个作家，则绝不可少了这份敏感。走到哪儿，察言观色，虽未必是一种有意的行为，但却是必须的。一有风吹草动，心灵便如脱兔。他能听出弦外之音，能看到皮相的背后。他们是世界上神经最容易受到触动的人，因此也就最容易受到伤害，而伤害的结果是心灵变得更加敏感。心灵便成了蛛网，它在万古不变的寂静中，张开于夕阳之中，任何一点震颤，它都能迅捷地感应到，接下来就是捕捉，于是就有了诗和小说。

　　毛姆的敏感常常是过分的。因此，他的生活中很少有亲人与朋友。草木皆兵、四面楚歌，到了晚年，他竟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算计他。

　　一颗敏感的心灵，沉浮于无边的孤独，犹如落日飘游于无边的旷野。敏感给毛姆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却毁掉了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千疮百孔，最后就只剩下一颗寂寞的灵魂和一幢空大的屋子。

　　但我们却要永远感激这份敏感，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雨》、《月亮和六便士》、《人性的枷锁》、《刀锋》等上佳小说和好几十部精彩戏剧。

　　当毛姆不能用嘴顺畅、流利地表达世界时，他笔下的文字却在汩汩而出、流动不止。他是世上少数几个长寿作家之一，一直活到九十二岁，这也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当那些人进入高龄期而实与痴呆并无两样时，毛姆却一直在不停地写作。他的生命在日趋衰竭，但他的文思却一直到最后也未见老化的迹象。他的许多重头之作，竟是写在他的晚年。从毛姆的写作笔记看，还有大量绝妙的小说与戏剧，被他带进了棺材。

　　口语的滞涩、阻隔，却成全了文字的不绝流淌——流淌成一条长长的河——毛姆之河。

　　当回到毛姆的每一部作品来看时，我们看到的也还是那番让人舒心的流淌。毛姆的叙事从来就是从容不迫的。他找准了某一种口气之后，就一路写下来，笔势从头至尾，不会有一时的虚弱和受阻。侃侃而谈、左右逢源，言如流水，遇圆则圆，遇方则方，将一个口吃的毛姆洗刷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

　　望毛姆，近看是一条河，远看也还是一条河。

　　残疾，还直接成了他创作的素材。他有几个刻画得尤为成功的人物，都是残疾之人，如《人性的枷锁》中的菲利浦，如《卡塔丽娜》中的卡塔丽娜。

　　与人、与社会，毛姆在他的作品中留给人的形象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这不是一个介入型的作家。他总是闪在一旁看着——毛姆的一生就是这样一旁地看着，打量着人类，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而这一姿态，又是与口吃造成的自卑、由自卑造成的离群独处分不开的。

　　毛姆的传记作者特德•摩根在《毛姆传记》中曾写到这样一个场景：

　　“二战”期间，毛姆等人正在参加一个宴会，伦敦上空突然响起空袭警报的声音。出于对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安全考虑，毛姆提议由他陪她走一段路，当他们走到大街上时，正是敌机飞临伦敦上空之时。高射炮从各个角度向空中射去，天空如被礼花照亮了一般，场面恐怖而壮观。毛姆高叫让伍尔芙掩藏起来，但伍尔芙却置若罔闻，一步不挪地站在大道中央，并舒开双臂仰望燃烧的天空，向炮火致敬。

　　毛姆默默地，一旁站着。

　　这就是毛姆。

　　旁观者的毛姆，获得了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的获得，使他的观察变得冷静而有成效。数十年时间里，毛姆以“一旁站着”的打量方式，看出了我们这些混在人堆里不能旁出的人所看不到的有关人性的无数细节与侧面。

　　也许只有毛姆本人最清楚口吃与他和他的作品的关系。他向一位他的传记人一语道破天机：“你首先应该了解的一点，就是我的一生和我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我的口吃的影响分不开。”

　　当我写到此处，偶然回想本书写到的几位作家时，我吃惊地发现，在已写的四位作家中，竟有两位也有残疾——博尔赫斯的失明、普鲁斯特的枯草热。我脑子里跳出来一个长长的名单：驼背侏儒波普、跛足人拜伦、身材矮小的济慈……于是，我就觉得，“补偿说”还真是有几分道理的。

　　造物主是个公平主义者。他竭力要做的就是将一碗水端平。对他的子民，不厚一个，也不薄一个。当这个人有了缺陷时，他是会心中有数的，总会要在暗中给予补偿。因为缺陷，使这个人饱尝了痛苦，因此补偿往往还要大于缺陷。

　　毛姆对于这份丰厚的补偿，应该是无话可说。

　　二

　　毛姆是一个职业作家。

　　一个人一辈子不干其他工作，只是写作，不一定就是一个职业作家。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这样的作家。他们拿政府的津贴，不干别的事，任务就是写作。他们被称为“专业作家”。国家拿钱养活一大批写作的人，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一大景观。他们虽然也一辈子伺候文字，但他们只能叫“专业作家”，而不能被称为“职业作家”。

　　职业作家是一个专有的概念。

　　职业作家是独立的，他不依附于某个组织，不是某个组织的成员，在行政方面，他不受制于任何一个部门。用中国话说，他们没有单位。有单位与没有单位，其情况是大不一样的。单位意味着你有一种归宿，你必须接受一整套的规则与纪律。单位在给了你生活上的保障的同时，你也便在无形之中与单位签了一份无字的契约：你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你是单位的一分子，你不能只是享受种种好处，还得有所回报。你对单位得有一种责任，而单位对你则有一种本能的制约。尽管今天的专业作家已有相当的自由，但单位感总是抹不去的。单位在使他获得一种心灵的踏实与安全感外，同时也给了他许多禁忌，甚至是威慑的力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单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有许多重要含义。而职业作家由于没有单位，因此，最初时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带有冒险的性质，因为他无法知道写作能否使他的生活获得保障。他必须很认真地对待他的选择。比起专业作家来，失败给职业作家带来的恐惧感要强烈得多。但，职业作家的心灵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只对社会、只对自己负责。他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但却唯独没有单位的制约。他有更大的可能自己安排自己而不必有什么顾忌。时间、空间都属于他，他可以完全根据他的实际需要与内心的欲望来加以处理。

　　他是他自己的单位。

　　与专业作家相比，职业作家是孤独的。他会有一种深刻的悬浮感与飘零感。因为，他时刻感觉到了一点：他是脱离组织、脱离人群的。他属于哪儿?哪儿也不属于。我们在回顾毛姆的创作生涯时，随时都能感受到这种没有依托、没有管束的孤独。尽管他有秘书，有那么多的佣人，但没着没落的感觉却始终纠缠着他。由于如此，他似乎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集会，喜欢面对人群，尽管一旦他真的进入人群时又觉得烦躁不安、厌恶难忍。他在法国里维埃拉的那幢有名的别墅里，经常举行盛大的宴会与晚会，并经常性地留一些人在那里长期吃住。他总是在喧闹与寂寞的抉择中犹豫、彷徨。

　　作为职业作家所特有的孤独心境，无疑是有助于他的创作的。孤独只能使他变得冷峻和深刻。

　　中国有必要对专业作家制度进行反思。

　　中国文学的前景有赖于一批没有单位意识的职业作家的出现。

　　作为职业作家，他必须学会推销自己。因为他自己不为自己推销，就没有人为他推销。而他既然选择作家作为终身职业，就不可能不想方设法地推销自己，因为写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的生存。毛姆在推销自己方面，无疑是个天才。在他一生中，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推销自己的策略。这是一个在世界文坛上非常善于制造效果的作家。为了扩大他的声誉与影响，他搞了许多名堂。他知道，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坐等、清高、侈谈什么尊严与诚实，是愚蠢的。他活到八十三岁时，早已功成名就，然而，他还要耍一些花招。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他给所有朋友发了一封公开信，吁请他们将收藏着的他的信统统销毁掉。这一招的效果是奇妙的。美国费城的一家报纸看出了毛姆的心机：“毛姆采取了妙不可言的措施。使那些散存在许多人手中的私人信件得以珍藏下来并流传后世，最妙的办法就是公开声明将他的书信销毁。……毛姆是太聪明了。从他声明之日起，谁要是真正销毁一封毛姆写给他的信，便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即使毛姆真心真意是想毁掉这些信件，其目的也还是为自己树一块碑——无字碑。

　　毛姆连自己死后的形象设计都考虑到了，将死后的推销提前做了。

　　都说当下文坛经常会有一些轰动性新闻，稍微平静一些时间，就会有一两个作家往这泓平静之水中猛地掷两块石头，使文坛不再寂寞，闹哄哄地又是一阵。殊不知，这是中国有了职业作家的缘故。只要有职业作家，就会不断地制造新闻，而制造新闻的动机既可能是高尚的，也可能是实际的：推销自己。

　　职业作家就是作坊主，他对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推销，岂非怪事?世界上，又有几个职业作家不推销自己?区别无非是一些人冠冕堂皇一些、聪明一些，而另一些恶俗一些、赤裸一些罢了。

　　职业作家，十有八九都有商业头脑。他们既想千古流芳，又想做畅销书作家，一时暴发。毛姆认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都是成功的畅销书作家。在说到金钱问题时，毛姆认为“为钱写作的作家，就不是在为我写作”的言论“愚蠢之极，只能说明他对文学史一无所知”。他说：“约翰逊博士就是为了挣钱偿付母亲的殡葬费才写出英国文学中的不朽之作的，他还说过：‘除非是白痴，没有一个人愿意写作，除非是为了钱。’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也都不耻于为钱写作。”在阅读有关毛姆的资料时，我有个印象：毛姆将许多精力用在了与出版商的交涉方面。他对版税从来是很在意的。有些出版社之所以在几十年时间里始终与毛姆保持密切的关系，正在于这些出版社讲信誉、格调不俗又有营销手段，使他总能有丰厚的市场回报。他与海因曼出版社的长期友谊就是一例。他丝毫也不掩饰这一点：我是一个职业作家，我当然在乎市场与利润。

　　诚然，毛姆从未怀疑过艺术的神圣性。他对艺术的伟大还有过浪漫的夸张。我们都还记得《月亮和六便士》中那个最精彩的场面：以高更为原型的思特里克兰德勾引了三流画家施特略夫的妻子勃朗什，后又将她抛弃了。勃朗什自杀后，施特略夫重回他和勃朗什一起住过的屋子。他发现了一张画：画面是一个裸体的女人躺在长沙发上，一只胳膊枕在头底下，另一只顺着身躯平摆着，屈着一条腿，另一条腿伸直。这是一个古典的姿势。当施特略夫终于看出这就是勃朗什时，歇斯底里发作了。他嘶哑地喊叫着，并操起一把刮刀，“像擎着一把匕首似的向那幅画奔去”——然而当他就要将刮刀刺向画布时，刀子却在空中停住了：这是一幅伟大的、奇妙的绘画，他一下子被震骇住了。“它有一种纯精神的性质，一种使你感到不安、感到新奇的精神，把你的幻想引向前所未经的路途，把你带到一个朦胧空虚的境界，那里为探索新奇的神秘只有永恒的星辰在照耀，你感到自己的灵魂一无牵挂……”施特略夫为自己差一点犯下一桩“可怕的罪行”而直打冷战。

　　这里的艺术具有高度的纯粹性。然而从事艺术的人却可以不具备这种纯粹性——也不可能具有这种纯粹性。毛姆笔下的这位天才加疯子的思特里克兰德，作为人，几乎是一个混蛋。毛姆得出一个结论：艺术是伟大的，但艺术家却可以是渺小的。

　　毛姆在给世界制作一部部至今仍然充满魅力的艺术品时，从来也不避俗。书中的内容，他要尽可能地使其成为高雅的艺术，绝不让其沾染一星铜臭，但作为书——他很明确，它们是商品，是物质，它有价格，出版商与作家都得留意它的码洋以及被卖出后的总码洋。

　　职业作家是又一种意义上的商人。

　　但必须有职业作家。对于中国而言，它最大的意义也许在于：它将在无形之中养育出一批自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