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论》

　　作者:赵月斌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7月 ISBN：9787521203691

　　引论：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

　　一

　　即时的命名往往带着过时的危险。对于所处的时代，谁能一语道破它的真髓呢?“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狄更斯说的是一百年前的一百年前——“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说的是他们的时代，可是一百年后坚固和神圣的东西似乎并未仍然存在。同是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在奏折上称：我朝正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而今我们还是在说，当前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十九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好像都要应对重大变局，每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好像都是重要时代。人类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无果的变局中——哪个时代无疑都是重要的，哪个时代都是当局者迷，我们就像爬在莫比斯环上的蚂蚁，似乎每一步都在前进，又似乎每一步都是重复，所在之处即为中心，所谓中心又不过是世界的尽头。就像现在——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当然是最好的，最高级的，可是谁又能想象，若干年以后，会不会发现，原只当下一步就是天堂，却未料走到了相反的方向?

　　人类的命运，大概永难脱苦难轮回，永难达到至善至美。其中原委，谁能说得清?“对于不可言说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然而这世上总有一些心事浩茫兴风狂啸的人，他们往往看穿了华灯照宴，看透了太平成象，于是乎失望而至绝望，绝望而又企望且奢望，进而像西西弗斯那样“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像孔夫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像鲁迅那样“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些荒谬的英雄不甘于沉默，不顺服于他们的时代。他们用徒劳的一己之力留下了人心不死的神话。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所谓“倜傥非常之人”，即是像孔子、屈原、左丘明那样的忧愤之士，他们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方才发愤著书，以求以文章传世。为了立言明志，即便受辱丧命，也在所不惜。此司马迁所云：“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时至今日，这种士人风骨愈发鲜见，招摇过市的是犬儒乡愿，巧言令色之徒，写作成为一种投机钻营的功利行为，世上再无舍生而取义的苏格拉底，亦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文正。偶有秉笔荷担慷慨直言的人，可能也会像《野百合花》的作者那样被难，像《鲁迅批判》的作者那样蒙冤，宣传“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的子墨子，只能出现在两千年前罢。说起来写文章原非如此危险，一代一代以文名世卖文为生的多了去了，因言获罪为文丧命的终是少数。更何况，有的人之所以背负厄运，不是因为生不逢时，不是因为不识时务，而是因为他们把文章得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当他们决意“究天人之际”，“为天地立心”的时候，就注定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大概这也是自司马迁至鲁迅、胡适以来，中国的人文传统总也死不了垮不掉的原因吧。

　　当我们试图讨论张炜的时候，不免要考量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探究他的文学立场和精神向度，显然，在他的作品中多少常会显露一种高古老派的清风峻骨，他的写作虽非金刚怒目剑拔弩张，却从不缺少暗自蕴蓄的幽微之光，不缺少地火熔岩一样的“古仁人之心”。张炜用他的天真和梦想道说时代的玄奥，把苍茫大地和满腔忧愤全都写成了诗。

　　二

　　当今时代，把写作当生命的作家，还有吗?当然，肯定有，而且很多，有几个人愿意把写作说成玩文学呢?但凡写点东西的，很会和个人的生命体验相关联，把写作比喻成生命，也是一种方便顺口的说法。至于果真把写作和生命融为一体，完全为写作而生，以文学为命的，恐怕就少之又少了。这极少的当代作家中，张炜该是尤其显目的一位。张炜不只是以文学为志业，更是把它作为信仰和灵魂。他说：“文学是生命里固有的东西。”①?“写作……实在是一种灵魂的事情。”②?“写作是我生命的记录。最后我会觉得，它与我的生命等值。”③?对张炜而言，写作就是自然而然的生命本能，就像震彻长空的电火霹雳，释放出动人心魂的巨大能量。它源于自身并回映自身，同时也照彻了身外的世界。我们看到，张炜的文学生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创造力出奇地旺盛，且每每不乏夺人耳目之作。十九岁发表第一首诗，六十岁出版第二十部长篇小说，结集出版作品一千五百万字，单从创作量上看，张炜当是最能写的作家，而其长盛不衰的影响力，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蜚声海内外的汉语作家。无论是位列正典的《古船》《九月寓言》，蔚为壮观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还是境界别出的《外省书》《刺猬歌》《独药师》，以及风姿绰约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演讲、对话等，莫不隐现着生命的战栗和时代的回响。张炜通过千万文字写出了一个异路独行神思邈邈的“我”，对这个时代发生了沉勇坚忍的谔谔之声，他用“圣徒般的耐力和意志”①?创造了一个天地人鬼神声气相通，历史与现实相冲撞的深妙世界。

　　“一个作家劳作一生，最后写出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作家自己。”②?“一个作家无论是写了多少本书，其实都是写‘同一本’……他最后完成的，只会是一本大书，一本人生的大书。”③?“作品只是生命的注释，无论写作怎样曲折，也还是在注释。”④?张炜的全部作品实际就是一部不断加厚的精神自传。他就像精于术数卦象的占卜师，又像审慎严苛的训诂家，总是在“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反复地推演天道人事的命理玄机，稽考家国世故，厘定自我运程。经过不断的分蘖增殖和注释补正，张炜方才写出了一部繁复而丰润的大书。这部大书的中心人物就是张炜自己，它的主题便是张炜及其时代的漫漫心史。如此看待他的一千五百万言似乎太显简单，我却觉得这正是张炜的堂奥所在，通过这简单的“一本书”、“一个人”，我们会看到多么浩渺的世界和多么幽邃的人生啊!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即便如此，该摇滚的还是要摇滚，该言说的还是要言说。管它轰的一响，还是嘘的一声，世界并未真的结束，所谓空心人似乎也不是什么毁灭性的流行病疫。人们还是要前赴后继按部就班地过生活，过去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现在说“与时俱进，不忘初心”，以后还是要“时日依旧，生生长流”。一切总在消解，一切总在更生，我们能够做的，好像只能是抓住当下，勿负未来。这是一个无名的世界，又是一个人人皆可命名的时代。面对无所归依的浑浑时世，张炜一直是冷静淡定的。从开始唱起“芦青河之歌”，就表现得清醒而克制，甚至显得有些保守，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对他就是一种褒贬参半的说法。但是如其所言：真正优秀的作家，是必定走在许多人的认识前边的，①?他们的确具有超越时代的思维力和创造力。②?张炜的作品正是走在了前边，当我们耽于某种谬妄或迎向某种风潮的时候，张炜恰选择了批判和拒绝，那种不合时宜的“保守”倾向，反而证明了他的敏感：比起众多迟钝的俗物，他往往及早察觉了可能的危险——他就是那个抢先发出警报的人。当雾霾肆虐演变成无法改观的常态时，他在十几年前就描述了这种“死亡之雾”。③?当人们拼命地大开发大发展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水臭河枯，生态恶化，“线性时间观”的狭隘短视。在科技高度发达，生产力大大解放，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的今天，张炜对凶猛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始终持有一种“深刻的悲观”。对他而言，“保守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品质、一种科学精神。”④?因此方可像刺猬一样，安静，自足，没有什么侵犯性，甚至温驯，胆怯，易受伤害，却始终有一个不容侵犯的角落。⑤?他在这个“角落”里安身立命，自在自为，用长了棘刺的保守精神抵御着躁狂时代的骚动与喧哗。

　　张炜说：“看一个作家是否重要、有个性、有创造性，主要看这个作家与其时代构成什么关系。是一种紧张关系吗?是独立于世吗?比如现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发泄和纵欲，是一个潮流，在这个潮流中，我们的作家扮演了什么角色?是抵抗者吗?是独立思考者吗?”⑥?尽管他也反思，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大量的仍然还是唱和，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推动这个潮流，然而——“真正的作家、优秀的作家，不可能不是反潮流的。”①?“任何一个好的作家跟现实的紧张关系总是非常强烈的。”②?真正的作家、好作家是一个朴素的自我定位，张炜固然认为，我们无力做出关于“时代”性质的回答，但他未忘作家的本分就是“真实地记录和表达，而不是回避生活”，③?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张炜一直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以反潮流的保守姿态对这个天地翻覆的“大物”时代予以决绝的回击。他说，巨大的物质要有巨大的精神来平衡，④?“大物”的时代尤其需要“大言”。⑤?他之所以推崇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就是因为稷下学人留下了耐得住几千年咀嚼的旷世大言。就像孟子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样的大言之所以让人不敢滥施妄议，那是因为它正义充盈，无私无隐，更因为言说者的一生行为都在为这些言论做出最好的注解。”⑥?张炜显然也是以这些圣者大言为高标的，他认清了大时代的大丑恶大隐患，痛恨“立功不立义”的野蛮发展，异化生存，因此才能“守住自己，不苟且、不跟随、不嬉戏”，⑦?才能融入野地，推敲山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⑧?于此，他才“更多地牵挂这个世界”，⑨?用诗性之笔写出了伟大时代的浩浩“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