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栎树的囚徒》
作者:蒋韵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ISBN：9787505747500
第一章 天空和鸟群
（天菊）
我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天下着雨。雨雾中火车停在了一片错落的灯光之中。叔叔拉着我的手，站在踏板的下面，叔叔说，来，别怕。我跳了下来。“陌生”这种黑色的东西顿时像寒冷的水一样淹没了我的双脚。
苏柳向我走来。吵吵嚷嚷拥挤不堪的月台就在那一刻突然安静了。灯光打在苏柳身上。她就这样在我命运的舞台上登场。在我和她以前及以后的全部联系中，也许唯有这一刻曾经像天眼一样照亮过我们的灵魂。
这个头发蓬乱、衣着丑陋的女人，只有在她登场的最初一刻，让我感到了一种不能言说的神秘、恐惧和美。她站在了我面前。我们都不说话。这个雨夜在后来的记忆中总是有一种船一样的飘流之感。后来我听到了叔叔的声音。叔叔说：“天菊，这是妈妈。”
我清楚地看到那时的我。尽管隔了太远的路。我回首往事。我在回去的路上寻找着雨夜中那个7岁的孩子。那是一切苦难的开始。
从此我和苏柳、和T城这个城市龌龊的生活相遇。我身穿重孝。一双蒙了白粗布的鞋子早已被北方的雨水浸湿。苏柳把它们扔掉了。她从我衣服上摘下了黑纱。没有什么比这个举动让我更疼痛地感受到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在逐渐放晴的早晨我注视着苏柳。她脱离了我的想象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我宁愿她冷漠、高傲，但她却让我想起任何一个街市上卖豆浆或者卖酱油的凡俗的妇女。她披头散发身穿一件大背心在肮脏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她叼着牙刷满嘴白沫口齿不清地呵斥她的女儿，她说：
“起来起来，倒尿盆。”
6岁的张建红斩钉截铁地说：“今天不轮我。”
她走过去“啪”地一掌打在张建红盖了毛巾被的腿上，她说：“不轮你轮谁？”
就这样张建红在第一个早晨变成了我的敌人。她使我在这个陌生地域的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我想她应该算是一个邪恶的孩子。她年仅6岁却有着36岁的女人才可能拥有的恶毒。她大睁着一双纯净的眼睛天真地注视着我，她说：
“你父亲是一个流氓。”
她选择了“父亲”这个词而不是爸爸。这使这场谈话拥有了一种早熟的气息。她明亮又美丽的眼睛在黑暗中像蝙蝠一样抚摸着我的惊恐和耻辱。她说：
“你是一个私生女。”
熄了灯的夜晚她就这样爬起来跪在我的枕边，俯看着我，像母亲俯看着一个婴儿。她那样和风细雨地告诉我一个事实：
“你是一个私生女。”
遗尿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我在7岁的时候开始尿床。它总是源自一个相似的梦境，寒冷、黑暗、夜雨凄凄。苏柳为此逼迫我吃下去了许许多多奇怪的令人作呕的东西，但是从不奏效。我从梦中醒来发现被褥已是精湿一片，我大睁着眼睛一动不动躺到天亮。我指望着我的体温能把它暖干。我指望着我的身体变成一只能够吸吮的巨大的熨斗。但是天亮了。
我怕极了那一声喊叫。这样的早晨张建红爬起来，一耸鼻子，冲着挂了一条白布帘的里屋喊：
“妈，妈，她又画地图了。”
苏柳冲出来，一把掀掉我身上的被子。现在我的身体半裸着与她绝望的眼睛相撞。它们发出的声响波涛一样淹没了我的听觉。我听不见张建红说什么，她弟弟张建国又说什么，他们说什么都不再重要，苏柳的绝望使我如坠深渊。我听见苏柳的心在说：
“我造了什么孽？”
这样一些黑沉沉的早晨永远没有太阳。我饿着肚子去上学。我从餐桌旁经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叫我。苏柳装作很忙的样子。她用远比平时更为尖利的声音呵斥着张建红或者张建国。她从不呵斥我。她只是说：
“把褥子晾到外面去吧。”
我晾出去被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的耻辱。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没有秘密的。都是一个兴建于50年代初期的简陋的宿舍院儿，三大排青砖灰瓦的平房构成了它呆板贫弱的布局。生活在其间的人时间久了慢慢就丧失掉了想象力，变得乏味。这样的人群聚在一起总是没有深邃的话题。
我晾好被褥，就去上学了。我知道人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还会有人跑到苏柳那儿去提供新的偏方。它们—次比一次更让人恶心和难以下咽。它们永远不会奏效的。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比抱有希望更让我难过。我是多么想抱有希望呵。
路过太平间的时候，有人在哭。这是我每天上学必经的一个去处。这个太平间的后门紧临一条有槐树的背街。通常它总是紧锁着。一旦打开了那就是死了人。它的门漆成绿色。
后来，在1966年到来的时候，它就被漆成红色了。上面还书写了毛主席的语录：“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距离1966年还有一段路程。我眺望不到那个地方。我毕竟只有7岁。我尿床，孤苦伶仃。太平间里的哭声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抵达我心里最脆弱的那个地方。它们直达那里就像识途的老马。我想起去世的祖母。别人哀吊的哭声带我回家。我回到了过去的日子。我看到祖母怎样跪在河边，洗着小山一样的衣裳。我坐在她身边，嘴里含着一颗青橄榄。
无帆的木船从我们眼前驶过。太阳总是照着一条不知流向哪里去的长河。
有着绿漆木门的太平间唤起我的乡愁。在这个到处是灰尘和煤烟的城市只有这一个衰草遍地的悲情之地仿佛是我的家园。我从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惧怕这里。有关太平间的种种传说从来没有真正吓倒过我。当它紧闭门户的时候我想象着那里的情景。有一天我真的走了进去。我看见门开着，没人知道门为什么在那一时刻洞开。那本来是太平无事的一天。但是门开了我走了进去。
现在我仍然看得见夕阳西下时分站在一片衰草之中的那个7岁的孩子。她站在死亡的羁留之地。她惊讶这里怎么毫无出奇之处。她穿过一间空旷的房屋来到一个更加空旷的院子，然后她就看见了那一片衰草。那一片凡俗的野草生机勃勃滋滋有声地吸吮着死亡的养料。屋子里有张木板床，院子里有一棵树。不是杨树，不是柳树，也不是槐树、榆树。以她有限的植物的常识她叫不出它的名字。它就是一棵树。一棵老树。也许这是唯一神秘的地方。一棵不是杨树不是柳树不是榆树也不是槐树的树长在那里。那么它也许就是“树”的灵魂。
后来她听见了哼哼的声音。从倒塌的墙头她看到了一墙之隔的那个猪圈。一群小猪拱在了母亲的身下。衣食无忧乐天知命的母亲闭着眼睛在唱它们自己歌颂生活的歌。那是一只“乌克兰”。
她默默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出去。她承认这是一次失望的寻找。
一个孩子站在那里，惊讶地看着她。那个孩子说：
“你在那里干什么？”
那个黄昏我就这样认识了我在这个城市里的第一个朋友。我从绿门里走了出来，一眼就看见了她。她站在夕照之中有一种奇异的美丽。后来我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种错觉。
她说：“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犹豫了一会儿。我本来可以不回答。但我喜欢她说话的声调和神情。我在一刹间拿她和张建红做了比较。我可以想象此刻要是张建红站在我面前那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于是我老老实实地说：
“没干什么。”
“可我看见你从里面出来，”她说，“里面有什么？”
“有一张床，”我说，“还有一些草。一群猪。”
“猪？真的是猪？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我回答。
“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她斩钉截铁地揺着头，“绝不可能是猪。”
我犹豫了。我突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刚才看到了什么顷刻间成为一个疑团。我回望绿门。我刚才随手掩住了它。现在它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忽然失去了重新走进去的勇气。
我听到我的朋友说：“它们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我说：“白色的。白色的乌克兰。”
“那就对了，”我的朋友如释重负地笑起来，“那准是吊死鬼变的。”
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个叫做冯明玉的女孩儿。当她走出黄昏之后我发现她其实并不美丽。甚至可以说是丑陋的。她长着一颗极其悲哀的大头。在下雨的日子里人家就拿她的大头取笑。也许她到18岁的时候会出落成一个不错的姑娘，因为我用40岁的眼睛很容易发现她身上潜在的美好的素质，比如她的眼睛，她的牙齿和脖子。但是她失去了成为一个不错的18岁少女的机会。她自己在生命的路上弄丢了它。
她的母亲是一个终日病病歪歪的女人。这个女人躺在棉被下面就像一朵羽毛。那被子却是血红的。血红的一床缎被，上面绣着丹凤朝阳的图案。她家在我们那个青砖灰瓦的平房院里拥有三间住房，很少有人走进去做客。我是说普通的人。但是有许多达官贵人常常光顾那里，他们灰色的伏尔加或者华沙停在花栏墙外，然后走下一些气宇轩昂的男女，来找冯明玉的父亲看病。
冯九如先生是一个名医。悬壶济世，却总是医不好自己的老婆。我总是看见冯明玉在厨房的炭火上为她母亲煎药。这种时候只有我们两人钻在黑黢黢的小房里，药香四溢，它们袅袅的白雾温暖了我不幸的童年。
它像个孤堡，我是指那小房。建在山上，四面环水。吊桥永远收着，与世隔绝。这是一个使我感到安全和快慰的想象。我们面对面坐着，膝盖碰着膝盖，局促的空间使我们亲密。听她说话是我最快乐的事，不管她说什么。她的话在我听来总是十分深奥。她说她恨她的家，恨她的爸爸和妈妈。这可真让我吃惊。她说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私和冷漠的人。
“你知道吗？她根本没病，她很健康，她只是希望人伺候她，”她说，“她是在惩罚我爸爸。”
“为什么？”
“因为他总是不碰她。”
我模模糊糊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大人世界，荒诞不经，却又有魅力。就像恐怖又诱人的鬼故事。这使小屋变得诡谲。我向前探探身子，抱紧了我自己，这样她呼出的热气就喷到了我脸上。她注视着我，她的眼睛就像两条水中的黑鱼。她说，“告诉你一句话，你长大了，千万不要结婚。那很脏，懂吗？”
我点点头，其实我不懂，一点也不懂。我很糊涂，但那很诱人。
一种花朵般的感觉在我身体里慢慢绽放。我们对望，膝盖碰着膝盖。她忽然说起蚊子。她说昨夜有只蚊子钻进了她的蚊帐，叮了她身上许多包。“哪，这儿，这儿。”她一边说一边在她身上的部位指点着，“你看。”
我摇头。脸忽然红了。
她笑起来。她说出一句使我倍感意外的话，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人，你将来会得洁癖。”
我说不，我一点儿不干净。我是脏的。我尿床，我每天要吃那些非常恶心和肮脏的偏方。我身体里全是脏的。我忽然很心酸，我哭了。这是我第一次和人诉说我的耻辱。T城弄脏了我。这里的生活？弄脏了我。张建红弄脏了我。我哭得很伤心。她忽然伸手抚摸我的脸。这陌生、突兀和亲昵的举止唤起我内心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再哭泣。她大睁着黑鱼似的眼睛，慢慢绷直身子和腿。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更加奇怪的举动。
多年后我知道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可那时我不懂。我看她整个身子可怕地抖着，抖着。那痉挛似的抖动吓坏了我。那急促的喘息吓坏了我。我真恐惧。我以为她突然病了。我一迭声叫着她的名字，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了？”我的喊叫一直到她嘴里发出一声呻吟来才终止。她长长地呻吟一声，紧绷的颤抖的身子忽然像棉花一样瘫软下来，她说：“天菊我要死了。”然后就哭起来。
我抱住了她。我感觉到她正在我怀里融化，就像雪人在阳光下慢慢融化一样。她抽抽嗒嗒地哭着。她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管不住我自己。我知道这很羞耻。我经常这样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大概快要死了。她说天菊我要死了。你看见了吧天菊我就要死了。
我们抱着，流着眼泪。小屋闷热不堪。我们彼此知道了对方的秘密，那是羞耻的、绝望的。我们为羞耻和绝望而哭，没有谁能帮助我们，我们孤独无助。可同时我们又是快乐的。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羞耻和绝望的困境。我们响亮地哭泣。我们不知道又到了蚊子即将猖獗的黄昏，太阳就要落山了，蚊子就要出动了，夜合欢就要开了，晚霞就要烧起来了。这个黄昏和哭泣将给予我海市蜃楼般的温暖。
但是回到家里我却必须面对苏柳的那些偏方。它们变得更加肮脏和难以下咽。苏柳端来了用猪尿脬炮制出来的米饭。苏柳站在我对面看我一口一口把它们吞咽了下去。我一边吃一边哭。那是我第一次在苏柳面前掉眼泪。
苏柳说：“你不用总是这一副受尽虐待的样子，你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
我抹了一把泪水，却有更多的泪汹涌地流出来。我身体里的水坝就这样崩溃了。到夜晚，不用说我又尿了床。这次我挨了打。苏柳第一次打我。苏柳的猪尿脬米饭败下阵后就只能打我了。我像只小狗一样蜷在床上，苏柳挥舞着鸡毛掸子抽着我赤裸的双腿。张建红端坐在她的枕头上，像过节一样快乐。
我和苏柳之间那一种小心翼翼维护的奇怪的距离在这个早晨荡然无存。苏柳跨越了它们感到一种由衷的轻松。在这之前她一直无法面对我。突然之间苏柳卸下了她的铠甲，她心里冰封的仇恨终于像融雪的河流一样泛滥。这是一个有阳光和鸟鸣的早晨，苏柳在这个美好的早晨获得了自由。
她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我逐出那两间简陋的睡房。在对面原本做厨房的小屋里，支起一块铺板，作为我尿床的惩罚，我被放逐到了他们的生活之外。在那间不足4平方米的没有顶棚的小屋里我住了7年。我的床板就支在高高的灶台上。我7岁的时候爬上爬下总是感到吃力。我坐在床边，双脚高高脱离地面，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在一座四面环水寂静无人的白色的吊桥。
在星期天的时候张建红和张建国就跟随他们的父亲去拣碎砖头。他们在附近的工地上转来转去，我被排斥在这种劳动之外。有一天他们自己动手搭起一座棚子。这座由青色和红色半头砖以及油毡搭成的建筑就紧靠在我的小屋外面。油毡上钉了木条。我的唯一有扇小窗的墙壁做了它的山墙。我失去了阳光和风。在后来7年的时间里，做饭的油烟和炭火气充填了我的肺部。我感觉到它在我的身体里就像一只渐渐膨胀的气垫船。
我的母亲苏柳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邻居们陈述一个事实。苏柳说，“她尿床。”苏柳说连猪尿脬米饭都不顶事了。苏柳说我拿她真没办法但她内心却获得了一种终于可以倾泻的自由。苏柳得救了。她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内拥有了流动的美丽姿势，阳光抚摸着她。我尚年轻的母亲挣扎在人世中的情景在后来流逝的岁月中总让我联想到一尾落网的鱼。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差不多在我搬进小屋的第一天，我遗尿的毛病不治自愈。我梦见了一个女人。她没有一点色彩地站在我的床边。她几乎是透明地凝视着我。她用凝视抚摸着我的伤痛。我忽然醒了，内心一片清明。我听见了夜的声音。它们像海浪一样轻轻推涌着我。就在那时，我知道我的病痊愈了。
虽然时间使一切发生改变可我还得承认，我就是那个叫做天菊的孩子。我出生的故事隐藏着一个有伤风化的秘密。那可能是一个事实也可能是一段猜想。我7岁的时候失去了祖母。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北方城市。我在一个雨夜抵达这里，火车悲伤的鸣叫从此就留在了我的梦中。在我长大以后，我仍然看得见那个叫天菊的孩子怎样沿着铁轨想走回7岁以前的过去。
收到那封简短的南方来信应该是在阳历4月。天气还很寒冷。虽然柳树和野草都已经绿了可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来。西伯利亚的寒流在贝加尔湖流浪着，还在伺机袭击这座4月的北方城市。所有的孩子们都穿着臃肿的棉衣。
一个在很多年前被人称作“范先生”的男人此时活动在黄河流域北部外长城一带。从这个城市出发，往北，再往北，有无数的山峦，无数的关隘，无数的战争记忆。残存的烽火台，常常孤单地闯进一个行路人的视野。如果这个人手持洛阳铲，在漠漠长风中寻找着古代墓葬，那么他总有一天会在这个北方故事中和我相遇。
不过，苏柳在那个寒冷的4月收到的是一封南方来信。它破坏了她的生活。在应该做晚饭的时候她仍然呆坐在他们的床上。她睁着一双纷乱的眼睛。张建红和张建国在外屋连声喊饿。她好像没听见。后来他们从食橱里找出一只冷馒头分吃了。在喝水的时候，张建国打碎了一只瓷碗。
粉碎声中苏柳想，它破坏了我的生活。
张松川在7点20分骑车抵家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黑暗的情景。屋子里没有灯光。他的皮鞋咔嚓咔嚓踩在了碎瓷片上。他说，“怎么连灯也不开？”
这个身上总是有粉笔灰的男人很快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读了南方来信之后没有说话。
他坐了一会儿就出去做饭。他在那一晚煮了一锅“和子饭”，里面切了大块大块的山药。然后他就和张建红张建国一起坐下来，他们围着一碟咸菜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呼嚕呼噜”的声音使这个没有财产的房间里充斥了一种简单却又深刻入骨的春水融融的温暖。
夜里他没有碰她。他们彼此知道这是一个不眠的耿耿长夜。他僵硬地躺在那里听她辗转。后来她坐起来，点了一支烟。她说：
“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母亲苏柳冷冷的声音里隐藏了多少屈辱和哀求这个男人心里自然明镜高悬。劣质香烟的气味使他心生怜悯。终于他说话了，他说：
“还能怎么办呢？就那么办吧。”
“那行吗？”苏柳说。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张松川冷冷地问。
“没有。”苏柳回答。
“那还能怎么办呢？”张松川说，“就那么办吧。”
就这样，在接到我祖母临终前的来信后他们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在南方家乡小镇守灵的夜晚我母亲夜夜吸着劣质的香烟，往事使她疼痛。16岁的苏柳在为我外婆送葬的路上看到了灿若星辰的野菊。它们美丽的身影更行更远照亮了我外婆关氏最后的道路。几年后，在我初降人世，我母亲除了留给我“天菊”这个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给我。而这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名字显然给我带来了黑暗的命运。
苏柳一生中第二个男人是一个数学教师。他能够成为苏柳的丈夫是因为他胸无大志碌碌无为。苏柳是那样一种女人，当她选择了一个不平庸的男人而慘遭不幸之后，那么她必定要走向一个平庸的男人藉以求安全和幸运。
公平地说，张松川对苏柳做到了仁至义尽。他甚至接纳了我，尽管他不情愿。但是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呢？在我到来之前的一段日子里，他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他内心经历的一切甚至被苏柳忽略。有一天他看到张建红在玩一个游戏。那个6岁的孩子拣起一根槐枝，然后把叶子一片一片地揪下来，揪一片，嘴里说，“升班。”再揪一片，又说，“退班。”后来人们就看到张松川在手里摆弄起了这个孩子们的游戏，他揪下一片槐叶，心里说，“来。”再揪一片，又说，“不来。”当枝上只剩孤独的一片叶子时，那一片叶子是“来”。
他突然热衷起报纸和广播中有关火车或者轮船出事的报道。遗憾的是这一类报道几乎凤毛麟角。倒是民间中时有传闻，说是哪里的火车出轨，哪个扳道工扳错了道岔。有一天晚饭时他突然讲起了这一类的传闻，他说有一个扳道工喝醉了酒，该把道岔往左扳谁知扳到了右边，其结果导致一列南来的火车与一列货车相撞。那一场有如神助的熊熊大火，照亮了他们这所亲人相聚的黯淡的房间。
但是我终于来了。
我最初走进他们的生活时忽略了别人的感受。我只注意到我的不幸。我怜悯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没有其他人怜悯我。那时我不可能理解我继父的不幸。面对着一个使我心生畏惧的陌生男人，我与他毫无关系却住进了他的家中。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他行为古怪。他像怕蛇一样怕碎头发。梳子上、脸盆边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要是有了脱落的头发他就会大发脾气。星期天他至少要扫五次地，还要用水拖把拖两次。如果你认为他患有洁癖，那就又错了，他两星期换一次衬衣，一个月也不洗一次澡。在他热衷于扫碎头发的同时，我家墙壁上却结着密密的图案复杂的蛛网。
1978年我的继父张松川再婚的时候，他已经和我的母亲苏柳分手10年。他过了10年鰥居的日子，终于走向一个叫田桂林的女人。这个女人是理发师。他的晚年最终陷落在碎头发的包围之中。但他生活得其乐融融。他甚至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著书立说。他写了两本小册子，一册叫做《中学数学疑难问题汇编》，小16开本，全书共计86页。另一册出人意料，叫做《老张玩具》，这本共计64页的书中介绍了90种玩具的做法，其中包括：
雪糕棒制作的风车、废药瓶制作的狗熊、易拉罐制作的卡通人物等等。那是我继父晚年生活幸福的证明。
于是我再也无法逾越1968年了。我不可避免地接近了它。我看见那个灰暗的日子像丛林猛兽一般守护在我通往回忆的路上。我尽可能冷静、理智、不加表情地去描述它，我尽可能使自己的描述从纷繁走向简洁。但现在我已经无法断定，那是否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看见苏柳走出了家门，她手持一把大扫帚是两年来这条街道上的人们所见惯的风景。
那些日子总是由我来做早饭。我煮了一锅小米汤，里面拍了玉米饼，这个北方城市把这种食物叫做“煮窝窝”。我在小米汤里加了少量的碱，这使它呈现出黄金般诱人的颜色。我切了一碟咸菜，我们就围着饭桌吃早餐。张建国嘴里嘟囔着：“又他妈吃煮窝窝。”
“你还想吃什么？”张建红恶狠狠地说。
“辣椒呢？”张建国冲着我喊。
我端出辣椒，堵住了张建国的嘴。我希望这是一个安静的早晨。我希望每一个早晨都能够安静。我在14岁的时候遥想未来，我憧憬着在一个山顶上盖一间小房。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只有一条路，通往河流。那条路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们是怎样被纷扰的人声吸引到外面去的，我已经忘记了。我看见有许多人、许多的孩子都朝外面跑，只有冯明玉一人背道而驰。我的朋友冯明玉逆着人群向我跑来，她在那个早晨挥舞手臂奔跑的样子像一只黑色的鸟。她一路喊着我的名字，她说，“范天菊你妈爬上了烟囱！”我听见我的身体发出了粉碎性的脆响，就像它是一只被人踩破的鱼鳔。
我的母亲苏柳站在高高的烟囱上的情形，在后来的岁月中成为这座北方城市家喻户晓的故事。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时反复强调一点，“那个女人爬上去又后悔了。”那个爬上去又后悔的女人独自站在远离大地的地方哭泣。全城的人都欣赏了她的恐惧、绝望以及贪生怕死。她站在那样一个孤立的地方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她一生的屈辱。
只有张建国一个人哭了。张建国仰着头，哭叫着：“妈妈，妈妈，你下来！”
我们都没有哭。我，张建红，还有后来赶到的张松川。有人递给张松川一只喇叭筒，通过喇叭，张松川战栗的声音听上去又响又尖，张松川说：
“范苏柳，你不要自绝于人民，你不要自绝于人民——”
有人在旁边呵斥道：
“怎么就会喊这两句？”
张松川又说：
“范苏柳，你赶快悬崖勒马——”
我看不见她的面孔。她离我太遥远。我始终弄不清楚一个工业用烟囱精确的高度。我只是看见她慢慢坐了下来。她把两条腿悬垂在了烟囱的外面。她的每一个举动如此清晰如此深刻缓慢，真是不可思议。她每动一下，下面围观的人群就发出一阵惊叫。张建国突然扑到了我身上，把他泪水涟涟的脸埋在我的肩头。他的颤栗使我晕眩，我的血就在那样一个奇怪又恐惧的时刻响应了一个亲人的呼唤。
她就要跳下来了。我想。我知道她会跳下来。她没有别的路可走。她一步一步爬上来选择了烟囱，那么她就没有别的路好走了。她就要跳了，就要跳了。我看见她张开了胳膊，我在人们的惊呼中闭上了眼睛。人们的惊呼像海浪一样拥抱了我。我看见她飞翔下来。飞翔在透明的阳光和风之中。我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瞬间呈现出了那么优美的一种诗情。
但是她没有跳。
掉下来的只是一只鞋。
“鞋！鞋！”几个孩子扑向烟囱，欢呼着去捡那只鞋。为抢我母亲掉下的鞋子他们打起了架。一个被推倒的孩子哇哇大哭。
警车就是在孩子们的哭声中到来的。它们凄厉的尖叫使那个白昼旋转颤抖。它们颠覆了我对那个早晨、那个事件的记忆。穿军装和警服的人们从车上冲下来的同时，我的继父像片树叶一样坠落。他瘫坐在地上的姿势给整个事件平添了一种喜剧的色彩。他瘫坐在地上却仍然高举着喇叭，用失真的假嗓门尽职尽责地喊：
“范苏柳你不要自绝于人民——”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说，跳吧，跳吧，就要来不及了。我不知道那就是我心里的声音。它们在我心里轰鸣着震动着我的耳膜。在这个人世上此时再没有什么比我母亲飞翔的姿势更能够让我感到欣慰了。我母亲只要跨越一步就能使我摆脱苦难，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但是网张起来了，绿色的尼龙消防网张在了烟囱的下面，云梯架起来。军人开始往上爬。荷枪实弹的军人攀缘的姿势柔韧美丽，犹如某种绿色的植物。他们像迅速生长的须藤一样绕梯而上，缠绕住了我的母亲。
后来她被他们挟持着带下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我只看到一张白脸虚无地在阳光下晃动。她赤着一只脚。他们给她戴上了手铐。手铐尖利寒冷的牙齿紧咬住了我母亲细瘦的胳膊。她赤着一只脚被押上了警车。从此开始了她长达10年的牢狱生涯。
那时我10岁的弟弟张建国试图给她送上那只鞋去。我弟弟提着一只鞋冲出了警戒。我弟弟喊着妈妈。我弟弟说妈妈给你鞋。但是军人们挡住了他。军人们说，不许胡闹。我的继父跌跌撞撞跑过去，一个耳光打在张建国的脸上。我的继父说：
“张建国你还不划清界限！”
我母亲自杀未遂的行为，致使这个地区的交通中止了整整一个上午。
过了许久我仍旧不敢眺望天空。我害怕看见飞鸟。它们飞翔的姿势使我齿冷。
梦中，总是有一只鸟扑面而来。它的坠落带着那样一种无可名状的呼啸和恐惧。
在那段日子里，我犯了遗尿的旧疾。
我回想着母亲对我的鞭打。现在没有人打我了。也没有人逼我吃猪尿脬米饭。我躺在湿漉漉的黑暗中，回忆母亲和疼痛。
我弟弟张建国固执地提回了那只鞋。他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前。张松川几次把它扔在了垃圾堆里但还是被他拣了回来。我弟弟在垃圾山上爬上爬下寻找那只鞋的情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满嘴没有一颗牙的老人说，“这孩子病了。”那只鞋不管埋在哪个角落我弟弟总有办法把它找到。他提着鞋回家的时候脸上拥有着奇怪的宁静。他把它放在床头。一只鞋孤伶伶待在那里显得十分古怪。它传达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就像命运突然张开了一只神秘莫测的眼睛。它的逼视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呼吸局促和沉重。
受够这只鞋折磨的张松川终于在一个黄昏发作了。当他看到我弟弟张建国拎着那只鞋向家里走来的时候，他抄起了一把菜刀。我弟弟一进门他就劈手夺下了那只鞋，他像掼鱼似的把它狠狠掼在了地上，鞋像有生命似地蹦了几蹦，然后我继父蹲下来一阵乱劈乱砍，他说：
“我砍死你！劈死你！让你再拣！再拣！！再拣！！！”
鞋跳着。在那一刻你没法不相信它拥有生命。它像一个生灵似的活蹦乱跳，抽搐挣扎。我看到了血迹。我发誓它们是真的血，浓郁的红得炫目的鲜血慢慢流了出来，流在了地上。我听见张建红一声尖叫。这时我看见，血从张松川的胳膊上流出来。我弟弟手持一把剪刀，他把剪刀扎进了他父亲的肩膀。血和夕阳使我头晕。
张松川吃惊地看着他的儿子。他住了手。刀还握在他的手里。他手握菜刀蹲在地上和他手持剪刀的儿子对视。时间像只巨大的钟摆突然不再移动。我继父败下阵来。这个心底怯懦的男人眼神开始散乱，他说：
“这家伙疯了。”
他站起来，晃了几晃，他用空着的手去捂他的伤口。他苍白的脸和血吓坏了我和张建红。我们以为他要死了。张建红呜呜地哭，不停地喊着，“爸！爸！”我们决定送他去医院，但是张松川说，“不，不用。”
那天傍晚张建红充当了护士的角色。她找来了药品、碘酒和绷带，无师自通地为我的继父处理了伤口。她用酒精棉球擦洗伤口的时候我的膝盖不住颤抖。她轻蔑地瞪了我一眼，她说：“要死的又不是你。”
我真以为他要死了。他在床上躺了三天。不停地喝水，吃消炎药。事后我才知道他的伤口并不深。但是他的心受了伤。三天后他爬起来，晃动着一双就要掉下来的又大又空的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家完了。”
我弟弟张建国以死相拼行凶伤人救下来的那只鞋，已经被我的继父砍得丧失了鞋的形状。现在没有任何人敢碰它和它较量了。它伤痕累累地蹲在我家地板上，它是一个受伤的黑精灵。在它面前我们都放低了声音说话。只有张建国处之泰然。张建国在那个黄昏刺伤了我的继父后，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
“谁敢碰它我就杀死谁。”
有许多时候我看见张松川在偷偷注视他的儿子。他伤心、惊愕、困惑地注视着10岁的张建国。我想大概是张建国如此古怪的行为阻止了他立刻和我母亲离婚的行动。他不能预测这个举动将会引起张建国什么样的反应。事实上对这件大事张建国却反应冷漠。几个月后我的继父非常小心地告诉我们离婚判决已经下达的时候，张建国却只是问我说：
“今天我们吃什么？”
我想他病了。这个孩子病了。我的心告诉我这个孩子没有经受住灾难的打击。他一下子逾越了10岁的年龄，变成了一个没有年龄的人。有时他像从头活了回去活到了一岁，有时又像一个非常苍老的男人。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窗前用手捉苍蝇。他总是捉不住。这件事使他很恼火。后来他终于捉住它的时候就把它填进嘴里吃了。
我们悲哀地看着他，我和张建红。张建红恐怖地说，“他吃苍蝇。”我用晒干的金银花冲水给他喝。我们小心翼翼焦虑地看他喝水、发呆，然后无所事事地走出去。张建红突然尖声喊道：“事情不能这样下去了。”我知道她要说什么，我们都知道症结所在。果然，她说：“都是那只该死的鞋！”她终于找到了事情的起源。她提起那只鞋冲出门去，我听见我的心咚咚地像擂起了战鼓。
傍晚时分张建国回到了家。他先到厨房舀起了一大瓢凉水。他很畅快地喝着生水，完全忘记了我母亲苏柳的教诲。然后他沿着碎砖铺成的羊肠小路走进了家门，我希望他在那天心神恍惚，但是他偏偏非常清醒。—进门他就嗅了嗅鼻子，他说：
“它呢？”
我们都没有吭声。
“它呢？”他提高了声音。
“我可没有碰它。”张松川第一个跳出来为自己辩护。
“它呢？它呢？”他开始在房间里转圈子，声音变得绝望，“它呢？”
“我把它扔了。”张建红安静地说。她抱着双臂站在窗前，温柔地望着张建国，“我把它扔了。”
“为什么？”他困惑地问。
“它死了，”张建红说，“我把它埋葬了。死掉的东西总要埋葬吧？”
他点点头，这道理他懂。他注视着张建红温柔的、母性的、夕阳般的眼睛，他说，“你把它埋到什么地方了？”
“一个好地方，”她说，“很遥远。我记不起来了。”
他长长地叹息一声，望着他姐姐美丽的眼睛，他说，“那好吧，我去把它找回来。”他慢慢走到门口，又站住了，他回头望着我们，突然绽开一个非常动人的微笑。“你们不要跟我耍花招。如果我找不到它，我就先捅瞎张建红那个婊子的眼睛。”
我弟弟寻找那只鞋沿习了传统的思路。他首先来到垃圾站，但是垃圾山没有了。突然之间那里变成了一座平地。被夷为平地的垃圾站空空荡荡，连只鸡也没有，连只麻雀也没有。堆积了许多日子的垃圾恰巧在这天下午被清理走了。我弟弟面对一片空旷茫然无措。
于是我弟弟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他向城外走去。他逢人就很礼貌地问，“您知道垃圾运到哪里去了？”有人不告诉他。但是总是有好心的人，好心的人说，“运到河边去了。”
他就朝西向城外的河边走，他穿过这个北方城市向西走去。太阳这时已经落山了。很远的地方，河水遥遥在望。我弟弟终于在满天星光下走到了河边。他没有力气过桥，他累了，他也弄不清垃圾的准确去向，于是他缩在桥墩下，睡着了。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睡得很沉。河风扑面而来，带来潮湿的、新鲜的河水的气味。草很深。河边的野草总是长得十分繁茂。他在草丛中蜷伏着就像一只小小的野兔。张松川抱起他，我们用自行车驮他回家，一路上他沉睡着。
第二天一早他又出发了。这次他揣了一只馒头和一只窝头。他继续朝河边走。由于轻车熟路他走得很快，半晌午的时候他来到了河边。他沿着坝堰朝南开始了他的寻找，后来他又折回来，从桥上过了河，在河的西岸沿坝堰北去。他一直朝北，逆河而上。他听着河水的絮语。可水仰起头来告诉他一些事情。后来他发现了垃圾山。许多年前我们这座城市确实是用这种倾泻的方法处理着垃圾。
他擦去了泪水。由于欣喜他流下了眼泪。他朝垃圾山上爬，欢乐使他手脚利落像一只小狗。爬到山顶他跪下了，那是多么大的一座山，绵延数十里，在河滩上起伏着形成一座山脉。他默默跪了一会儿，惊叹着它的广大，然后就在这座垃圾的山脉上开始了他的寻找。
他爬上爬下，在所有可疑的地方用双手刨。不一会儿他的手指就流了血。成群的苍蝇在他脸前飞，落在他的鼻尖上，他顾不得驱赶它们，他只是坚忍地无奈地揺一下他的头。垃圾的臭味在暖烘烘的阳光里发酵，但是我的弟弟神情庄严就像在挖掘着一个宝山。
走来一个捡破烂的小孩，人家问他，“你的耙子呢？”他说，“我没有耙子。”
“没有耙子你怎么来拾烂货？”
“我不拾烂货，”他说，“我来找一样东西。”
这时又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分。落日在河面上坠落是那样忧伤又美丽的事情。我弟弟疲惫不堪，十指鲜血淋淋。那个拾烂货的孩子动了恻隐之心，他慷慨地说，“这个耙子送给你吧。”张建国收下了耙子。他无以为报，回家的路上，他就给那个孩子讲起了那只鞋的故事。
“原来你是在找鞋，”那个孩子说，“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城南。”我弟弟回答。
“哎呀那你找错地方了，”孩子说，“城南的垃圾不往河滩倒，河滩的垃圾都是城北和城西的。”
“城南的垃圾倒在哪里？”恐惧使张建国一下子停住了脚步。
“我也不大清楚，好像是，好像是倒在山那边水库旁。”那个孩子说。
“是山的那边吗？”我弟弟指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问。
“是吧。”孩子回答。
于是我弟弟掉头朝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大步走去，手里拿着那只耙子。孩子在后面叫他，孩子说，天就要黑了。但是我弟弟头也不回地说道：
“晚了就来不及了。”
这就是我弟弟留在人世上的最后一个线索。他走向夕阳和群山。他穿过城市向它们走去，一点儿也不犹豫。几天后，我们在山那边水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他已经被浸泡得不成样子，鱼啄食着他，但是他大睁着眼睛，手里还紧紧握着一只铁丝做成的丑陋的耙子。
现在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和这个家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再留在这个别人的家庭里，他们和我已经没有了一点关系。
我收拾着我的行装。那是我7年前到达这个北方城市时带来的一只水牛皮小衣箱。它是我父亲的遗物，我这样猜想。7年前我母亲初见这只皮箱时我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了这个。
我用四季的服装和几本书填满了这口箱子。关住它就关住了一个伤心的故事。我打量住了7年的小屋，不满4平方米的地方每一寸每一厘米都洒落过我的泪水。我重温旧事。我看见时间缓缓地倒流回去，回到了那个悲伤的雨夜。
张建红问我，“你准备到哪里去？”
我说，“去找我的表姐。”
13岁的张建红坐在我的床板上，她刚刚发育的身体散发出一种急切的饥饿的气息。她的眼睛红肿着。我看看她，这一会儿我们都想起了那个不能回想的事情。有一天那个孩子说，“如果我找不到它，我就先捅瞎张建红那个婊子的眼睛。”
她保住了她的眼睛而我们却失去了一个兄弟。我们永远失去了他。我们用自私、怯懦和冷漠杀死了他。但是我们不谈这个。我们绕过这个话题时竟涌起一种亲情。现在我们身体里不光流着一半相同的血液还流着同样的罪恶。我说：
“你照顾好家。”
她笑笑。她说，“你照顾好自己。”
我说，“当心那个李伟，他不是个好男孩儿。”
她又笑笑，说，“我知道，他想拍我的婆子。”
过一会儿，我终于说出了那句话，我说，“等妈回来了，你告诉她，我走了。”
我们又不约而同想起了那件事情。它是一座山峰，挡在我们和母亲相见的路上。阴影笼罩了我们，它将与我们相随一生。我忍不住哭了。我听见张建红忿忿地说：
“我才不会和她见面。”
她突然盯住了我，她说，“你说实话，那时候，你是不是希望她跳下来？”
我点点头，我说，“是。”
她松了一口气，她说，“这就对了。我们都希望她死。”从她嘴里如此畅快地说出这件我心底的秘密，我感到恐惧。它们挣脱出我的身体顿时变成一个陌生的怪物。我竟把它隐藏了那么深那么久。张建红说，“这个胆小鬼她为什么不跳下来呢？”我没有回答。但是张建红知道她有了一个同谋。她不用再孤独地去承担这样一个恐怖的秘密。我看见她用手捂住了眼睛。
和冯明玉告别的时候，我没有哭。我说你不要去送我。那时我不知道这是永诀。几年后在某个夜晚，她很勇敢地喝下了一瓶杀虫剂。没人知道那是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死得毫无道理似的。可我想她是有道理的，只是那道理永远不为我们所知。我回想她精彩的眼睛，那是T城给我的最好的东西。那是T城的宝。她说，“我讨厌用眼泪告别。”她说，“你不要回头。”她站在我身后，看我走向我的小屋。可我忍不住还是回头了。我看见了她满脸泪水。T城就是在这一霎变得难舍难分。
对于我的走，张松川没有挽留，也没有驱逐。他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张建国死后他苍老了。他常对着儿子的骨灰盒发呆。但是在外面他仍然很忙碌。他跟在人家后面刷大字报。他常常弄一身浆糊回家，手上沾满腥臭的墨渍。早晨和傍晚，他仍旧领导我们做早请示晚汇报，但参加的其实只剩他一个人。他对着敞开的窗户大声唱《东方红》，念毛主席语录，揭发我母亲的罪行。他书写了许多揭发材料，其中包括他们床笫间的私语。这些材料为我母亲身判重罪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我无论如何也得离开了，我没有权利再连累他。他大声唱《东方红》的时候我看见恐惧就潜伏在他每一个毛孔。他被压榨得早已不成人形。有时我以为风猛烈一些他就会从敞开的窗子里飞出去了。在他没有飞走之前还是我走的好。我感到一种紧迫感。终于，秋天的一个早晨，我提起我的衣箱离开了家。
他叫住了我。他说，“天菊。”他塞给我一些钱。我没有拒绝。那些钱握在手里很温暖。他看着我。第一次用一个父亲的眼光看我。他看了我很久。他说，
“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
我点点头。我不能说话。他没有问我到哪里去，我也没有说。我走了。我知道他在身后看我。他的眼睛其实很忧伤。它们使我疼痛。我走向车站。离开这个北方城市的时候，我没有回头。我甚至没有眺望一下乱世的天空。我就这样一个人走了。留在这里的那一段生命永远是我最不能够回首的往事。
1933年出生的表姐，是我舅舅的次女。这个叫范悯生的女孩儿出生那天，一家银行宣布倒闭，我舅舅损失了许多钱。她的祖母也就是我的外婆关氏说，“这女娃是个丧门星。”
后来我舅母贺莲东把这个被称作“丧门星”表姐的八字，拿给算命的先生看，先生说，若是个公子，该是大富大贵的命；若是个小姐，该是远离家乡。
我首先想起来要去投奔的，就是这个远在大西南的表姐范悯生。
我并不认识她。但我却一意孤行地奔往大西南去。决定这一切的，仅仅是因为一张旧照片，照片上的范悯生，年轻美丽，重要的是，她穿一身最高贵的绿军装。
但是我的钱不够买一张直达目的地的车票。这样我就来到了郑州。我看见了二七纪念塔，有人在那下面照相。黄河岸边的这座城市，给我一种胡乱拼凑起来的感觉，它看上去灰暗、平庸、色彩陈旧。我到达郑州的时候，是一个日暮黄昏，在黄河大铁桥上我看见了悬在河上的宁静的落日。但是后来，我听到了枪声。
我提着皮箱在这个渐渐黑暗下来的城市里转了很久。当我敲开那扇房门时，早已是夜晚了。我摸黑站在一个没有灯的楼道里，听里面响起了脚步。门只打开一条缝，泻出的灯光洒在我半个脸上。一个男人的声音警觉地问道：
“你找谁？”
我看见的只是一只眼睛，它仿佛浮在黑暗中，拒人千里。但是我仍旧壮起胆子说：
“请问范悯梅是住在这里吗？”
“你是谁？”眼睛后面的声音问。
我是谁？我比任何时候都害怕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是那么冒昧、那么突兀、那么难以让人接受。我这一生差不多总是在接受一个永远的盘问，“你是谁？”我真想转身离去，可我又饿，又害怕，外面空寂的马路上，一卡车一卡车头戴柳条帽荷枪实弹的男人呼啸而去。我听见自己用那么卑微的声音说：
“我是她的表妹。”
“你等等。”他说。门在我鼻子前砰的关住了。黑暗笼罩了我。深不见底的黑暗，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城市，像一个人无法穿越的命运。我在黑暗中不知站了多久，脚边是我的皮箱，我早已提不动它。我知道在门的那边，有灯光、食物和床的地方，有一场关于我的去留的争论。无边无际的黑暗使我丧失了对于时间的判断，在我最终忍受不住这种等待的煎熬转身离去的时候，门在我身后打开了。
灯光诱使我回头。
一个女人站在灯光和门框中的样子，使我想起幼时看到的一幅画，祖母告诉我说那是西方的圣母。我的大表姐范悯梅用一种耳语似的声音说：
“你是天菊？”
我点点头，我说，“是。”
“进来吧。”她说。
我在她身后走进去。门即刻关上了。黑暗现在关在了门外。我们穿过门厅走进一间大房间，我看见了桌子和床还有一个男人。我站在了表姐的对面，她打量着我，她说：
“你真是天菊？”
我说：“是。”
“范苏柳的女儿？”
“是。”我说。
她这样突如其来提到我的母亲使我有一种获救的感觉。在这样一片冰冷陌生的深水中我母亲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岛屿。我终于找到一个和我有着某种联系的人，暗淡的灯光下她看上去多么温暖。我放下了皮箱，出现的却是一片尴尬的沉默。表姐局促而慌乱，她看一眼那个男人，这使我立刻看出谁是这个家的真正的主人。她甚至忘了叫我坐下，她说：
“你来这里，是路过，还是有什么事？”
我立刻懂了她的意思，我说，“是路过。”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们松出一口气，空气开始流动。我感到风吹拂着我的皮肤。窗帘在动，那是一块稀薄的淡绿色有暗花的窗帘。表姐夫警觉地走过去关住了那一扇打开的窗户。我忽然不知道我的手脚该往什么地方安放。我压低了声音，耳语似的说：
“是路过。”
他们点着头。让我坐下。我坐在一把很硬的椅子上。皮箱就在我的脚下。表姐说：
“你准备去哪里？”
“贵州。”我说。
“贵州？是悯生那里吗？”表姐惊讶地望着我。“是。”我说。
“为什么要去那里？”她问。
“因为我没什么地方可去，”我说，“我母亲——”
“不要跟我们提你母亲！”一直没有说话的表姐夫非常粗暴地打断了我，“我们不知道你母亲的事，我们什么都不想知道。”
我懂了。我知道我不该来，可是我已经来了。错误已经铸成，它们是不可更改的。哪怕我现在就走，可我已经来过了。连我都觉得这很可怕。我想我真是不懂事呵。
“你为什么不去找你叔叔，你不是有一个叔叔吗？”表姐问我。
“他死了，”我说，“他几年前得了肠癌。”
我心里一片悲凉。我什么都没有了。一场大风把我有过的刮了个干干净净。叔叔送我到北方的时候，其实已经生病了。他和我告别就已经知道是生离死别，他依依不舍地把我交还给了母亲，母亲却遗弃了我们大家去跳烟囱。
“你只好去悯生那里了。”我听见表姐说。
这一晚我就睡在这间大房子里。两张单人床我睡了其中一张。另一张空着。他们睡在隔壁。我听见他们压低了声音说话。叽叽喳喳的絮语像虫子一样一口一口噬咬着我的听觉。我睡不着。许久没有在这样大的房间里睡过觉了，它们的空旷使我有一种在水中的感觉。我一直在漂浮，踩不着陆地。我还饿着肚子，他们忘了问我是否吃过晚饭。我听见我的肚子咕咕地乱叫，好像里面居住了鸽子。这样一个异乡的夜晚我难以入眠。我想着前面漫长的路，我没有足够的钱买一张直达我的目的地的车票。
但是哪里是我的目的地呢？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大西南边陲贵州一个叫威宁的地方真是我的目的地吗？我怎么能肯定那个我从没见过面的叫做范悯生的表姐会收留我？我却像奔向家乡一样奔向异乡。我突然害怕了。这个问题吓住了我。可是却不能回头张望。我没有退路。
奔往异乡的路就是始于这个漆黑的郑州之夜。也许还要早一些，早到我7岁那一年，那个有火车鸣叫的纷乱的雨夜。从那时起我一直走在奔往异乡的路上，命中注定我是一个将流落他乡的女人。
现在我来到了别人的国度，说着别人的语言。我只有在说梦话的时候无限畅快地说出我的母语。然而埃里克总是在这样伤怀的时刻把我推醒，他用英语对我说：
“甜心你怎么了？”
14岁那一年我去寻找我的表姐。那是一条艰辛的路。我来到郑州，在我另一个表姐家过夜。她和我要去投奔的表姐是同胞姊妹。我母亲苏柳出事的消息先我之前抵达那里，所以我受到了冷遇。我虽然14岁可我理解这一切。我不怪他们。
半夜时分我的表姐范悯梅悄悄来到我的床前。她为我盖好被子。我大睁着眼睛在黑暗中和她对视。我们默不做声。表姐范悯梅回想起和苏柳朝夕相处的岁月。但是她不能收留苏柳的女儿。她那样深刻地凝望着我，我一生忘不了她凝望我的眼睛。
第二天清早，我离开了表姐的家。没有人送我出门。表姐夫叮嘱我说：“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来过我们这里。”他把房门拉开一条缝，四面望望，然后催促我说，“快走。”门擦着我的脚踵轻轻关上了。切断了一切声音和气息。不一会儿我就来到了街上。
然后我乘上了一辆开往沃城的长途汽车。
当我一步一步向着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跋涉的时候，我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猜想着贵州山区的风情。苗族妇女的银饰在遥远的山巅发出风铃般的响声。每一座山寨都有芦笙和爱情。汉族妇女则人人都会炮制美味的腊肉和火腿。
表姐范悯生到达这个高原小城的时候，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她刚刚经历了一场爱情的磨难，身心疲惫却美丽依旧。她站在草海边上，大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16岁从军的范悯生，一直是一个文工团员。她以受尽凌辱的喜儿的形象随大军一路南下。而此时土改工作队正在她的家乡清算她父亲的财产。1950年，当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来到朝鲜的时候，她父亲范先生因为历史问题被捕入狱。
认识特级战斗英雄瞿排长大约就发生在这段时间。烽火连天的三千里江山上这样一段爱情故事实在是微不足道。表姐范悯生不知道这终将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感，她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她以19岁少女的情怀憧憬她和英雄排长的美好未来的时候，美军的飞机就像厄运一样盘旋在他们的头顶。
排长对她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但是他们终于双双凯旋归来了。比起埋骨异国的战友他们深知自己是多么幸福。在祖国最南端那个四季如春的美丽城市昆明，英雄排长和我的表姐向上级打了结婚申请报告。和所有那个时代的故事一样，他们的报告没有批准。
如火如荼的爱情和时代相撞了。当我怀疑那个时代是否可能产生如火如荼深刻入骨的爱情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表姐的故事。它站在那个时代的路口，伤痕累累，没有归宿。
父亲的入狱阻碍了表姐和英雄排长的婚姻。从战场归来的英雄前途一片光明，他马上就被送进了设在南京的最高军事学院，那是通向未来的一座云梯。临行时上级领导对这个接班人语重心长地晓以革命大义，最后，英雄排长说：
“我服从组织决定，但我保留个人意见。”
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一段爱情，爱情其实已经胜利了。最后一棵爱情之草摇曳在时代的飓风中，它永无长成参天大树的可能。英雄排长一诺千金来向我的表姐告别，但她突然不知去向。她的战友、上级、所有文工团的熟人对她的去向一无所知。所有的人只能告诉排长一点：“范悯生调走了。”她的行装连同她就像从没有存在过一样变得无影无踪。
就这样他丢失了他的恋人。告别时不可避免的悲痛和愧疚绕路而去了。他站在没有了她的兵营，肥大的芭蕉树叶在温暖的南风中窃窃私语。一抬头他看见还很明亮的天上初升的一牙眉月。疼痛就是在这个时候觉醒。没有了她失去了她竟是这样疼痛，丝丝入骨，锥心穿肺。
排长对他的上级说：“告诉我她的地址。我总得对她有个交待。”
上级说：“组织上已经出面解决了，你还要地址做什么？”
北去的列车载他去南京。在这个著名的石头城中他度过了三年紧张繁忙的学习生活。作为一个出色的学员他将被分配到十分关键的地方。三年的时间波澜不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内心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和痛苦。分配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件壮举。他给军事学院院长一位著名的元帅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只谈爱情的信。英雄排长向元帅坦白了自己的爱情。他说范悯生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三年来活在他梦中和心灵中的表姐日臻完美，他隔了时光和苍茫人世向她张望，他看见的比存在的更加美好。
他没有她只字片语，没有她一点消息，连蛛丝马迹也没有一点。他失去她失去得太干净太突然。但他知道她一定在人世间某个地方等待着他。她等待着他凯旋归去。他是一个英雄。他必将凯旋。他知道她有足够的耐心、勇气和爱来等待下去。她是一个会等待的女人。她温柔如水、热情似火，这样美好的女人在任何时代都只能属于英雄。
这封任何人都没有机会看到的信一定非常动人，传说它长达五页信纸。它感动了共和国的一位元帅。表姐的故事在这个最关键的情节上演变成了传奇。也许这正是所有爱情故事的共同特征。现在我走进了一个传奇的花园，我不知道哪条路通向表姐。因为那是人类最容易迷失的一个地方。
英雄在桨声灯影的秦淮河畔得到了元帅的批示。三年来他石像般的脸上第一次绽出了微笑。石头城的女人们惊讶地发现英雄原来如此英俊多情，他步履如飞穿城而过奔向车站。他向每一个女人和孩子微笑，他向南方微笑。现在他去寻找他的女人了。他充满信心踏上了他的寻找之路。
在昆明他终于得到了表姐范悯生的第一个消息。三年前当他奔赴南京时她被调往贵阳。他马不停蹄连夜乘上了开往贵阳的列车。他大睁着眼睛凝望窗外，一片无法穿越的黑暗之中只有两颗明亮的星星，它们是我表姐无限美丽的眼睛。它们悬挂在昆贵铁路的终端，照耀着英雄崎岖的路程。
当他到达贵州军分区时，人们告诉他她早已在三年前退伍转业。在民政系统有关部门他查找到了她的下落，她被分配到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个叫三江的地方。他一路东去奔向三江，那是一个不通火车的地方，和湖南湘西交界。长途汽车在陡峻的山路上颠簸宛如一只听天由命的爬虫，它冲下土路没入丛林时总是发出使人心惊的颤抖。他想象坐在车上的是她，他走着她走过的路。他想，“悯生你不要怕，我就要来了，就要来了。”
但是他扑了一个空。她并不在三江。那似乎是当初一个手续上的错误。她在三江只逗留了短短几个月，她真正被分配的地方是威宁。那也是一个不通火车的小城，但是它的位置在黔西不在黔东。
三江的夜晚是一个月满的夜晚。清水江在月光下流过小城。城外苗寨吊脚楼点点灯光星洒江岸。他想，月亮真好呵。他听见远远水车的声音。木制齿轮喑哑艰涩的声响使一个臆想的团圆之夜变得令人悲伤。第二天一早他又踏上了征程。他开始了从东向西横贯高原的寻找。他向海拔2200米的地方跋涉，穿越破碎的高原和一条条河流，跨过一道道坝子和梁子。他交替使用着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车、牛车，所有的车轮在碾碎时间时都发出一种类似凭吊的悲鸣。各种农事在水田、旱田之中有条不紊地缓慢进行，刀耕火种的古老画面在穿越深山时时有显现。而威宁却仿佛永远不会在某个黎明呈现一样。
7天之后他终于到达了表姐的城镇。那里弥散着十分陌生的气息。命中注定他要在一个黄昏时分到达，还未散尽的街墟集市上走过身背烟叶和腊肉的妇女，她们黑色和蓝色的上衣使她们相互区别于共同粗糙的肤色之下。她们在夕阳下回家，黑色和蓝色使她们看上去有一种单调的荒凉的美丽。他穿过她们去找自己的女人。他跋涉了不知几千里到达了草海边这个荒凉的街墟。他走进县委大门，在人们的指点下他走进了灰色围墙的院子，急切中他忽略了人们注视他的眼睛以及在他身后的指指点点。他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终点。他走过了三年的时间几千里的山路，现在他们只相隔一扇门板了。狂喜使他一阵虚弱，他甚至举不起敲门的拳头。而门却奇迹般地打开了。
和他相对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们惊愕地对望。他想，我找错门了。没等他说出这句话来门里的男人问：
“同志你找哪个？”
“我大概找错门了，”他想说。可是这句话他永远没有机会说出口了。他看见了男人身后闪出的女人。她的惊愕如同大白天撞鬼。她那样惊愕地、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个天外来客。他梦中永不陨落的遥远的眼睛，咫尺之间和他无言相望。他看见了一个满脸蝴蝶斑大肚子的孕妇。
英雄美人的故事就这样在极其平庸的生活中凋落。
我绕过了表姐的故事迂回前进。我的目标是大西南，然而来到了这个中原省份的腹部。我将要到达的地方以牡丹、悠久的历史和一座石窟而闻名。
长途汽车在黄尘滚滚的公路上一路西去。到处都缓缓移动着一些金黄色的牛背，在有田野、树木和农舍的地方它们缓慢自尊的动作呈现出岛屿般的宁静。只有墙上的标语使我想起我所逃离的城市。它们虚张声势地看守着每一条路口，使风尘仆仆的汽车永远没有在时间中迷失的机会。
我故事中的时间永远是具象的时间。它们是不同季节的树木，没人能使它们混淆就如同你无法混淆北方的四季。这是让我最伤心的地方。正像有一次我对埃里克所说，“你们美国人永远无法像我们一样真正理解福克纳。”他用天空一样蔚蓝的眼睛惊诧地望着我，他说，“上帝，你真荒谬。”
我知道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争辩的问题。我回望黄尘滚滚的一条公路，27年前的太阳照耀着破旧的超载的汽车。它身上重叠着无数条触目惊心的标语就像重叠着时代的鞭痕。一个14岁的孤儿去寻找她素不相识的表姐。我和车一路西去，我那时猜想黄河就在我左近的地方。我嗅到了长河和渡口的气息。我知道渡口茶棚下麋集着成群的苍蝇和牛虻。—只船逆河而上，它经过的地方，河水纷纷倒流。
现在我一里一里接近了古都沃城。我就要走进去和这个故事中一些重要的人物相遇。但是那里不是我的目的地。我的目的地在一个叫威宁的地方。它地处大西南偏僻的一隅，那里不通火车。我就是要去那个海拔2200米飞鸟不通出产蜡染、花边和木桶的地方寻找我的表姐。
经过郑州之夜我知道这寻找又虚妄又渺茫。在地理上我和它一步步靠近而在心理上却一步步后退。可当我退回到起点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只有这一条臆想的路可走。于是我重头开始。我迂回前进除了钱的原因还有恐惧，我害怕等待着我的结果。但是除了靠拢它证实它之外我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宿命。
这时我看见了伊河。河边的城市有一种流动的错觉。它淘洗着一个陌生人的眼睛。后来我走进了城市，人们用方言告诉我这个城市分为老城和新城。我毫不犹豫地向老城走去。那些狭窄陈旧的街道和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是我要到达的地方。它们是我故事的背景。从一些高高悬挂的灯笼上，我想起了一个就要到达的节日。
这是我见过的最破败的一个景象。没落之气像空气一样钻入墙壁每一个毛孔。墙壁是那样腐朽的一个肌体。舅妈贺莲东坐在蛛网密布的屋顶之下，读一卷藏蓝布封面的《聊斋》，这是我后来见惯的一个场景。
但是最初我和她都是那么惊讶。也许她的惊讶更胜于我。她说，“你是天菊？苏柳的闺女？”
我说，“是。”
“老天爷！”她一把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苍白枯干像筋脉毕现的枯叶，“老天爷！苏柳的闺女！”
我望着她混浊的双眼。后来我知道她患上了白内障，她用逐渐消失的视力努力辨认着我的模样。她说，“真像苏柳呀。”
我知道我并不很像苏柳。但我没有更正。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承认我的亲戚。为了预防万一我赶紧声明，我说：
“舅妈，我母亲她——”
“我知道，我知道，”她打断了我，“你来了，就好了，你能想起来找我，我——”
这时我哭了。我是那么想哭。我一直都没有哭的机会。我无声地哭着。眼泪沉重地滚下来，滚到我舅妈枯叶般的手上。我哭了一会儿，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沉没在黑暗中。院子里有人很响地说话，自行车干涩的车链碰撞着链盒，公用水龙头哗哗的水声中浪花一样泛起孩子的哭叫。生活的声音破门而入，许久以来我忽略了生活的声音。我忽然觉得我像漂流孤岛的鲁滨孙一样重新走进了人群和生活之中。
我饿了。
舅妈贺莲东在十五烛光的灯泡下为我张罗晚饭。我面前有一杯茶。它们氤氲的香气使我如置梦中。两朵茉莉花像奥菲莉亚忧伤的眼睛悬浮水中。七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了一杯茶。我小心翼翼呷着它如饮仙露琼浆。后来，在我吃完简单然而结实的一顿晚饭后，贺莲东坐在了我对面，我们坐在除了破烂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黯淡的房屋里，开始了竟夜长谈。
贺莲东说：“你妈她吃苦了。”
我没有回答。
她用患白内障的眼睛怜悯地望着我。我想我是一团烟雾般的影子，离合又聚散。她说，“我看着你妈长大。她是一个任性的人。”
我说，“我弟弟死了。”
也许她是一个任性的人。可是生活不许她任性。我不想谈她。就是从那时起我丧失了在人前谈论母亲的习惯。它是通往最阴暗最难堪一个地方的公路。谈论母亲仿佛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通奸或手淫。我听舅妈贺莲东诉说往事。她断断续续的诉说有如绵绵秋雨。我母亲的名字时时出现，就像被雨打湿的一块块岩石。我走在夜路上，黑暗中我总是和她相撞。我忍不住了，我说：
“我弟弟死了。”
只有面对着张建国不成人形的尸首时，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我觉得我爱他。我抚摸他冰冷的小手时伤心欲绝。我想取下他手中的耙子，那个铁丝做成的简陋的工具就像长在了他手上，它仿佛是他另一截肢体。我们都活着只有他死了。而他从7岁起就发下宏愿，“等我长大挣钱了，我要一口气吃十根油条五碗羊杂割！”
我第一次以张建国的眼睛回看往事。母亲苏柳站在城市的制高点俯瞰她想告别的人世。
我们，我、张建红还有父亲，我们都期望她跳下来结束她的生命。在那样一个灾难的时刻我们结成了一体。我们使他——10岁的弟弟如同礁石一样孤独地裸露出水面。我们是无情的汪洋之水，他孤独地裸露在那里，朝着那个听不见的高处呼喊。阳光和风把他的呼喊纺成了蛛网般纤细的游丝，它穿不透冷酷的我们和一个冷酷的时代。
在这个沃城之夜我回忆我同母异父的兄弟。我讲起往事。我说他是一个那么贪吃的小孩儿。有一次附近一家单位杀羊他拣回一段人家丢弃的羊肠，他兴高采烈地说，“咱们做羊杂割吃。”张建红把那截肮脏的臭气熏天的肠子扔了。张建红说，“你怎么这么下贱？”
第二天早晨苏柳带他出门，苏柳说，“今天让你吃羊杂割，你想吃几碗就吃几碗。”他在小摊上守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一口气吃下三碗羊汤，辣椒和香菜的辛辣的香味不仅使他流汗甚至使他流泪。他吃得眼泪汪汪心满意足拉着苏柳的手走回家来。那天早晨他是一个最幸福的孩子，他说，“妈妈其实我还能吃，不过这已经很满足了。”就是在那天他立下誓言：“等我长大挣钱了，我要一口气吃十根油条五碗羊杂割！”
那是他一生中最奢侈的一顿早餐。贫穷使他至死都是一个贪吃的孩子。他在阳光下扑向我的怀中，而我却没有拥抱他。我不习惯向他表达温情。从7岁一个雨夜开始我就遗忘了表达温情的方式。我知道他曾在绝望中向我寻求支援，我拒绝了他。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世界才渐渐变得黑暗寒冷。
一只闹钟早已停摆，时针指在一点上。不知道它表示的是中午一点还是凌晨。它不再嘀嗒移动，而我还在倾诉。我面对舅妈贺莲东说了我14年生涯中最长的一席话。这说明贺莲东是一个善于倾听的老人。但我没有说自己，更没有说苏柳。我没有说但我知道她懂。她懂我的处境。
第二天我见到了离婚的表姐范悯春。这个小名叫春姐的女人是我最小的表姐。她细长的影子挡在了门口，十分惊讶地望着我。她身后站着一个小女孩儿。
“婆，这是谁？”小女孩从她母亲胯下探出一个缺钙的大头。
“这是表姨。”舅妈说，但是她的眼睛望着春姐，春姐看看她又看看我。
“我是范天菊。”我鼓起勇气说。
“哦，天菊——”她的反应十分冷漠。她拉着小女孩走进来。我看她带来了面条和一些苍老的菠菜。她对贺莲东说：“咱中午吃面条吧。”
她坐在小凳子上动手摘菠菜。我垂手站在房间中央，我不知道该不该上去帮忙。小女孩蹲在她母亲身边，一瞟一瞟地看我。她忽然问她母亲说：
“妈，表姨也要在咱家吃饭吗？”
我走上去蹲在地上，动手拣菠菜。那些菠菜像树。我一片一片摘掉黄叶。春姐没有抬头，她说：
“苏柳她判了几年？”
大街小巷的布告是在我离开那个北方城市后才张贴起来的。我并不知道。她问得这么突兀使我没有一点儿招架之力。
她抬起头来，“10年？20年？无期？”
“春！”贺莲东制止着她。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春姐说，“这日子还不够倒霉她自己还要造！自己造就造吧还要带累别人！”
“春！”贺莲东喊。
“我明天就走，”我站起身来，望着她，“我本来就是路过。”
“路过？你还能去哪里？”她把菠菜往地上一掼，“哪里又是你去的地方？她倒轻巧，撒手就想不管了，我还想跳呢，我跳的时候可不一个人跳，我得抱着我短命的闺女！”
“妈，咱跳啥？”小女孩仰着小脸问。
“跳楼，跳河，跳烟囱！”她恶狠狠地回答。
我第一次为苏柳感到难过。我第一次想到苏柳受尽凌辱。1966年当我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时候，我是那么仇恨她。大字报埋葬的不是她一个人还有我。我想起那些难堪的不能回首的场面。我逃离那里也许是想在我的生命中抛弃那一段日子。我希望它们化烟、化灰、化风，但它们却总是在我的前面出其不意地伏击着我。
那是一顿不愉快的午饭。切面、炸酱、煮菠菜，只有小女孩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我们沉默不语，我只吃了半碗。贺莲东说，“半碗哪行？”春姐瞟了我一眼，“挨饿那可是你活该，你又不是来做客。”
说完她起身出去。我听见外面一片响动。等她又回来的时候手里端一盘金黄灿灿的炒鸡蛋。她把鸡蛋重重地放在我面前，不发一言。后来我看到她背对着我哭泣。这个不满30岁的女人低垂着不堪重负的头颅，像100岁那样苍老。
就这样我留在了沃城。
沃城是我母亲的城市。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我抵达那里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我前往大西南寻找表姐，却羁留在了母亲的出生之地。起初，我以为那是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河边的城市。我用漠不关心的眼睛打量它暗淡的街道、古老的布局、狭窄的马路。那里的方言又侉又土。沃城不是我的，它与我无关，它的兴衰故事全都是人家的故事。
我走在伊水边，我不知道这河的源头是多么美丽清澈。若干年后我才能到达那里。当我初次和它相遇时，它不过是一条平淡无奇的河流。它流经沃城时有一种老人般的凝重和迟缓。我感到了它的疲倦。在这条疲倦的河流之上，你甚至看不到一只有帆或无帆的船。这是一条再不能航行的衰老的北方的河。
我用旅人的眼睛凝望伊水。我想我跨过了它。我还要跨过多少河流才能中止我的流浪？我走过夕阳西斜下的沃城的旧街，我想我还要走过多少条这样陌生的别人的街道？我完全忽略了这城市对我的启迪和呼唤，它历尽沧桑的衰败的姿容使我孤寂的心更加惆怅和黯然。就这样，有一天我路过了西街，我看见了那间被服厂。它藏在一条深巷之中，机器的轰鸣老远就能听见。舅妈对我说：
“这就是朴园。”
那时我们已经走出巷口来到了另一条马路。舅妈回头张望，对我说了上面那一句话。我茫然看她。我的无动于衷显然使她意外。她说：
“你不知道朴园？你妈她就生在这儿。”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说朴园。和它的相遇几乎是毫无准备的。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和她沉埋的家族历史在某一条陌生的旧街不期而遇。我很惊诧，我从没听苏柳说起过它哪怕半个字。苏柳绝口不提过去。苏柳是最真诚地要消灭过去消灭历史的那一群人中的一个。在T城，我们拥有着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家：两间墙皮剥落的平房、几件粗笨的公家的家具，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光秃秃的天地和疆域。那里没有任何一点东西可以唤起人的追问和想象，那四壁中的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袒露无遗。也许那是一种刻意的营造，也许那只是一种时代气息，总之，T城的生活是没有渊源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的生活，它具有新大陆的意味，更具有孤岛的性质。
至今我记得那个秋天的下午，沃城刚刚欢度过国庆，在北方最美好的一个季节中，朴园和我不期而遇。它在我奔向大西南的一个歧路中等来了我。那时我还不能真正明白这相遇的意义，我还远远没到理解这相遇意义的年龄，但是我仍旧为舅妈贺莲东的话而心动。我站在夕阳下回望朴园，我看到了高高的一道墙垣、一些树和飞起的灰色屋檐。机器的轰鸣震天动地掩盖了它静谧的园林本色，那里飞扬着灰尘和棉絮，风化的油漆像雪片一样剥落，旧生活的气息荡然无存。
第一次，我把母亲想象成了一个女孩儿。她的背影美好纤丽。蝴蝶结像真的蝴蝶飞翔在她的腰际或发丛。这发现使我自己变得柔软。我用柔情的眼睛看着小女孩儿走向她的家。那里有她的生活，我不能参与不能知道的生活。门在那里关上了，但我终于在走了千里万里的孤旅之后，来到了它的门外。
这是一个我进不去的门，我们相隔了一个时代。我无法辨认它的旧貌。挡住我眼睛的是一道水渍斑驳的灰色高墙，时间以墙的形式阻隔了通向历史的路。在沃城的日子里，我常常一早一晚一个人来到这里，我看到成群结队的女工从那里出出进进，叽叽喳喳的沃城方言在集合成众的时候有一种波涛般的魅力。这些手提饭盒胳膊上戴套袖的妇女不能向我传达半点朴园的气息。有时，机器声停息后，我就沿着围墙走上一圈，我一步一步走在朴园的墙外，丈量着它的大小方圆，我常常走到天黑。月亮升上槐树梢的时候，想象中一个园林的宁静和美丽会使我心酸落泪。
一个从朴园中走出来的女孩儿，做了我的母亲。她这个母亲做得是多么糟糕。她先是让我不明不白地来到人世，然后，她又背弃了我们全体。当她最终站在了那个高高的烟囱上时，她和我们恩断义绝。从朴园走向烟囱，这中间有多远的一段路？
也许我并不真想知道这些，我甚至害怕知道。经验告诉我，被小心掩盖的沉埋的东西最好不要翻动。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和泥淖。1966年告诉了我这个。我就是在那一年真正知道了我是怎样一个孩子。1966年是一个证明的年代，多少流言、疑问和猜测被它血红的风暴一一证实。大字报糊到了我们家门口，甚至屋里的每一面墙壁。藏匿秘密的丛林被历史性地烧毁了，无数人的私隐像一只只山鸡野兔在冲天的大火中流离失所、四处奔窜。
一个声音对我说，永不要追溯。追溯是所有错误中最大最悲哀的错误。孤儿是不需要历史的，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的孤寂是多么自由的孤寂。往事是如磐的黑夜，重如泰山，你拥有了它就拥有了举步维艰最沉重艰辛的人生长旅。只是，又有谁能逃脱得掉往事的俘获和笼罩呢？
这就是我必然和朴园相遇的原因。和它相遇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
真正走进它还要等待许多年。现在，它只要作为一个背景存在。或者说，只是作为一个疑问存在。它是我14年的人生经历中又一个神秘无比黑暗无边的疑问。我知道它是一条路，通往我们遗失的来历。
追问来历会使我痛彻心肺。
我踏着月色回家。沃城的秋夜月凉如水。萧瑟秋景使漫游的人生出对于家园的思念。家家后窗透出灯光，万家灯火其实是最孤寂最黑暗的大海。我在沃城漫游，从早到晚，古城的衰亡之气砭人肌骨，像雪后初霁的空气。沃城在我心中的景象就是这样一片白茫茫的荒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