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纵欲与虚无之上” ——《应物兄》论札
关于韦伯的演讲集《学术与政治》，哲学家钱永祥写过一篇题为《在纵欲与虚无之上》的著名文章，以探讨韦伯论及的“心志伦理”与“意图伦理”，以及现代知识者徘徊于二者间的复杂状况，其中写到：“如果对于意义的渴求是一种欲望，纵欲指的便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幻觉，对于人类的作为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对于此，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会在瞬间崩解，沦为对于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在除魅后的近代世界里，意义的问题逐渐浮现，解决的唯一资源又只剩下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纵欲与虚无之间的轮替交迭自然愈演愈烈，表现了人类每一次建构意义时从张狂得意到失败丧志的循环。”又云：“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再有所坚持。两种心态所表现的倾向其实是一样的：软弱而无力承担时代所提供的机会与责任。”[1]
读完《应物兄》，尤其到小说终卷，被运煤车撞到天空的应物兄听到遥远的如天上飘来的声音追问他自己的身份时，一种沉重到令人无法承受的虚无感油然而生——李洱用十三年的时间写下了八十万字的《应物兄》，在这些年中，他多次谈到“虚无”与洞穿“虚无”的话题，而在应物兄那个荒唐也是宿命的结尾中，我们分明看到，为了“太和”研究院的筹建和儒学的现代传播而鞠躬尽瘁的应物兄并不能死而后已，这个以儒学搏求时代意义的追索者留下的也是关于“纵欲”与“虚无”之辩的冗长的回声。因此，我们可以说《应物兄》是一部充满了对知识者今日责任与命运的体贴和忧惧的大书，虽然它没有答案，留下的只是一个个置身两难困境的悖论者的心灵，以及追问信义、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动人的姿态。
作为“终极词汇”的“日常生活”
小说第33节，文德斯与应物兄讨论理查德·罗蒂，引出“终极语汇”一词，文德斯告诉应物兄：“罗蒂认为，每个人都带着一套终极语汇。我们每个人都会用一些语词来赞美朋友，谴责敌人，陈述规划，表达最深层的自我怀疑，并说出最高的期望。我们也用这些语词瞻前顾后地讲述人生。罗蒂认为，这些语词就是一个人的Final vocabulary。”[2] 。由此，我们也想反问，李洱关于小说的“终极语汇”是什么？这对理解《应物兄》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李洱曾说过，此生只打算写三部长篇，分别写给历史、现实与未来。相比于写给历史的《花腔》，《应物兄》的写作居然历时十三年之久，这一来可见李洱不为世移的定力，在当下文坛整体浮躁的大背景下，他的精细和耐心真是难得的清流；二来也足见，强攻现实比强攻历史艰难得多——大约十年前，在与梁鸿的对谈中，李洱对其时已着手创作的新长篇何时完结不置可否，无法顺利推进的原因是，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贴着个人经验，切实地“从日常生活的层面真正进入当代史”[3] 。是的，“日常生活”。考虑到李洱在文坛暂露头角时，通常被作为新生代作家的一位，虽然他自己对此归类敬谢不敏，但是无法否认，在经历了新写实小说的洗礼之后，琐屑的日常生活早已经脱敏，并从宏大叙事的蔽抑之下顺利逃逸出来，成为新生代等后起写作者的策动力甚至是方法论。然而又必须注意的是，从一开始李洱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就包含着一种鲜明的批判向度，这种批判当然不是重返宏大立场的批判，李洱并不认为鸡毛蒜皮的“烦恼人生”或者对世俗欲望的尊重与平视就等同日常生活。他理解的日常不但关联一个时代的现实状况，还包含着自觉的文化意义的诉求，既是一个具有奠基功能的基础情境，具备意义建构与生成的功能，又是调试与界定自我的秩序体系，是个体获得身份意识与进行历史角色移置的基本前提。早在二十年前，与李敬泽、邱华栋、李冯、李大卫等人对谈时，他便说得非常明确：“日常生活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基本挑战，就是你怎么处理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怎么样，如何赋予平庸的现实一种形式感。……我觉得应该非常警惕，写日常生活，但不应该沉迷于日常生活；写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手法是观察，从自我观察，也从外部观察，使它具备一种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很容易丧失。可能他无法明确地指出意义，但意义肯定是建立在基本的批判上面的。有批判才有意义，而我们非常容易失去批判性。”十年前，在与梁鸿的对谈中，他又如此说道：“日常生活的写作，个人化的写作，同样可以具备历史想象力，就看你怎么处理了，就看你的写作是否有穿透能力了。从表面上看，九十年代以后，作家在处理个人生活的时候，好像是把它从大的历史叙事中分离了出来。但是，说到底，你是无法分离的，你的个人生活也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4] 而到了《应物兄》中，他又借陆空谷之口道：“正像程先生所言，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儒学研究从来都跟日常化的中国密切联系在一起，跟中国发生的变革密切联系在一起。儒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5]
综上可见，李洱对日常生活之批判维度、历史想象力，以及与儒学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解是一以贯之的。也因此，在《应物兄》中，他围绕程先生归国和济州大学筹划建立“太和”儒学研究院一事，措置裕如地安排一众知识精英登场，在妙思纷集、知识密度极高的对白中，严肃地思考化入伦常日用的儒学今日之命运，思考思想者在今日信息与消费主义至上的日常中的自由与担承的问题——这些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切要的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李洱小说真正的“终极语汇”就是“日常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容纳进历史思考的“日常诗学”。
《应物兄》主要写了三代知识分子：程济世、乔木、姚鼐、双林、何为、张子房一代，应物兄、华学明、汪居常、敬修己、文德斯、费鸣、陆空谷等一代，还有应物兄的弟子辈如张明亮、易艺艺、孟昭华等新一代，三代人以年龄为序，在思想结构上大致有一个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迁变，然而即便在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对意义的寻求却也要折返到日常生活中落地回响。对应于包括应物兄在内的众多人物在小说中的形迹：对故国故园念兹在兹的硕儒程济世，致力于在儒教与现代性之间建立有效的阐释路径，背后是杜维明儒学三期说的影子，然而正是他的意欲返乡给故地带来一番无法预料的变故，他自己也被家庭、子嗣的生活之网所困；乔木先生、姚鼐先生、费鸣等高校人文学科的教师则有经有权，一面传道授业解惑，一面不免为各类俗物所累，且已学会随世俯仰，所谓“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然而这种权变之下却是应物兄那如丧家犬般“无家可归”之叹；还有将儒学作为政治资本的栾庭玉、葛道宏、董松龄，儒学搭台经济唱戏的季宗慈、铁梳子、黄兴、雷山巴等人，他们的政治抱负和财富梦想也都一并汇聚在日常生活的管道之上，左奔右突，兴风作浪。
小说以“应物兄”为名，并不断对“应物”二字做解说，如“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等等，其意正如应物兄对费鸣所言，是要“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放到日常化的世界去考察”。“应物”一词，在中国传统语义场中，多为道家所用。《庄子·天运》曾以舟车之喻讲“应物”之理：“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按成玄英的疏解，孔子周游列国推行周礼，然在宋卫受辱，又困于陈蔡，便因为拘执不变通，所谓“夫圣人之智，接济无方，千转万变，随机应物，未知此道，故婴斯祸也”[6] 。因此，“应物”之名隐含着一个大的追问，那便是以穷理格物为职志的儒学如何因应复杂的日常世界。小说中，应物兄的名字因为一本儒学普及读物而阴差阳错地从“应物”变成“应物兄”，程先生调侃他是“以物为兄，敬畏万物”，然而事实是，从一出场他即在疲惫地面对那个一直在努力去塑造他的巨大生活世界，对于“物”的应对，我们的应物兄进退失据，此岸与彼岸、庙堂与广场、学统与道统、犬儒与执念、1980年代与21世纪、反躬自省与随波逐流、自我嘲讽与自我嘉许，这些对立的范畴既让他留恋，又让他抗拒，而他越投入太和研究院的事物，距离“应物无累”的逍遥之境就越远。
在小说里，应物兄与外围的关系构成了“意义逻辑”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日常中介，他也因此成为“处于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的众生中最值得剖析的那个个体。小说开始，因为写作《孔子是条“丧家狗”》而成为文化明星和媒体宠儿的应物兄，看到自己出现在不同的电视频道里，感觉非常陌生，“就像是站在历史和现实、正剧和喜剧、传说和新闻、宗教与世俗的交汇点上”，这是他第一次惊觉自我应世的面目。而到了小说的终卷，执着于找到程家旧宅真相和真正具有道德感事业的应物兄被撞向天空，他再次问自己：“你是应物兄吗？”“这次，他清晰地听到了回答：“他是应物兄。”[7] 从迷失到寻回自己，应物兄似乎终于做到了所谓的“君子藏器于身，应物如响”，只是这里的第三人称的答复又让其身份变得具有了反讽的况味。
从道义与个体命运的角度来看，应物兄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从深度介入日常生活的经验范畴而言，应物兄又堪称一个悲壮的英雄，小说正是借助他映造儒学传承中的“因、革、损、益”及当下命意，链接出三代知识群体和整个士林的顽疾，辐射出从庙堂到江湖、从跨国资本到贩夫走卒的广阔生活世界，从而做到了将历史深度与价值关怀融入“此在”与日常经验的组织肌理中，并予以有效处理。这让我们想起列斐伏尔谈到的，把思想与日常生活的感性世界做区隔，这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异化”形式——“我们要做的不过是睁开我们的眼睛，离开形而上学的黑暗世界，离开虚构的‘内心世界’的深度，这样，我们就会立即发现日常生活的最平凡事实里所包含的人类财富”。[8]
无限的知识“清单”或别一种儒林叙事
相比于《花腔》《遗忘》等前作，《应物兄》没用特别外显的后设技巧，但小说的形式强度并没有降低反而增强：一方面，它更好读了，有些章节的机锋和智趣令人叫绝；另一方面，它也更难读了，尽管小说围绕程先生的回国和太和研究院的筹建来展开，线索相对清楚，但其真正的叙事能量却来自于随处可见的西方哲学、本土儒学和各类杂学知识的旁逸斜出。小说第34节，栾庭玉宴请葛道宏和应物兄，应物兄第一次见到了石斧唐风，听其将粗鄙与精细的诸种知识信口道出，不禁纳闷：“这个石斧以前是做什么的？这些边边角角的知识，杂碎一般的知识，怎么记得这么牢？”[9] 这句调侃大约是李洱本尊的现身说法，作为读者的我们也有同样的好奇，小说家为什么把这些边边角角的知识记得那么牢？
众所周知，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的最后部分，率先引用了同胞卡尔洛·埃米利奥·加达的作品来讨论小说中的“百科词典倾向”：“在加达的短篇小说以及他的长篇小说的各个情节里，每一件物品，哪怕是最小的一件物品，都被看做是一张关系网的纲，作者不能不去注意它，结果小说的细节与离题发挥多得数不胜数。小说的主题就这样向四面八方伸延，范围越来越宽，越来越广。如果这些话题能够向各自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它们就会包罗整个宇宙。”在罗列了福楼拜、穆齐尔等另外几位有着知识癖好的小说家之后，卡尔维诺进而说道：“我希望传给21世纪的标准中最重要的是这条标准：文学不仅要表现出对思维的范畴与精确性的爱好，而且要在理解诗的同时理解科学与哲学。”[10] 就这点而言，《应物兄》很像卡尔维诺期待的如晶体一般的“超级小说”在21世纪的忠实回应，评论界和读者也争相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来定义它。的确，小说对各类细节和知识进行离题发挥的地方也是数不胜数，最典型的如应物兄师徒围绕珍妮《儒驴》的漫谈，程先生对螽斯知识考古式的说解和华学明复活济哥的科学实验，还有唐风几次关于风水的玄谈，似乎小说中任何一个细小的话头都能牵扯出一条完整的学科谱系，那些近乎炫技一般的知识，关于驴、关于马、关于狗、关于羊杂碎、关于蝈蝈、关于丸子、关于“敦伦”、关于孔孟、关于儒学的现代性转换、关于柏拉图、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罗蒂，李洱有意将它们拥塞到小说的各条支脉中，让阅读变成一场知识的筵宴，直到兀自构成一个杂学的“宇宙”。只是，这依然没有解决我们的疑问，这一切的知识是必须的吗？其带有内暴力的叙事当量到底意欲何为？
卡尔维诺本人对此的回答是，这种知识的漫漶是小说可以让作者超越自我局限的有效方式：“每一个人都是一本百科辞典，一个图书馆，一份物品清单，一本包括了各种风格的集锦。”[11] 他谈及清单，有趣的是，与他几乎同辈的另一位以“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而风靡全球的意大利人艾柯编写过一本名为《无限的清单》的博物类美学著作，其中提到一个富有启发的观点：仔细看乔伊斯或博尔赫斯笔下的清单，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他们所以开清单，并不是因为计穷，不晓得要如何说出他们想说的事情。他们以开清单的方式来说他们要说的话，是出于骄傲，以及对文字的贪婪，还有，对多元、无限知识——快乐的知识——的贪求。清单成为将世界重新洗牌的一种方式，……亦即累积属性，以便引出彼此遥不相及的事物之间的新关系，而且对一般人的常识所接受的关系加以质疑。”[12] 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应物兄》，我们会发现“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观念具体体现除了人物的口舌之厉，还在于那些以注解的形式形成的知识清单——李洱的蓄意为之，原来乃是他一直致力尝试的以“引文”写作的必然，所谓“引文上下，括弧内外，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疆域。”[13]
小说的第一个注释是对“有事，弟子服其劳”一句出处的注解，然后各种关于诗文、方言和外语的注释纷至沓来，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征博引与戏拟仿作混于一炉，凡二百八十余条，它们既对小说线性的时间做了一种空间的分割和延宕，又为读者洞开了一个个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语境。这些知识清单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宾夺主，成为小说与历史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并进行意义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开放的迷宫——就像艾柯说的，清单为一组漫无秩序的事物赋予了秩序。
然而，这些知识清单的开列者——那些引经据典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却在遭遇着各种挫败和磨损，应物兄自不必说，即便是作者本人推重的何为、芸娘和文德斯兄弟，也在无奈地“撤离现场”，他们留下了理想的种子和思想的火花，可是知音寥落，因为那一个激发“思”的年代过去了。十年前，李洱即谈到过：“在写作的方式上，我尽量做到混乱，想乱中取胜，想写出一种浊浪排空式的、沙尘浩荡的感觉，同时小说又是用各种知识构成的，每一句好像都有来历，都是引经据典的，各种知识的妖魔鬼怪全都出笼了，都从瓶子里跑出来了。可是尽管知识分子懂得那么多，他仍然无法解决自身的难题，连最小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些问题他好像解决了，但实际上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麻烦，让他更有失败感。这样的小说，以前好像没有吧?”[14] 这样看来，《应物兄》里无限的知识清单最终构成的是一个有着强劲的瓦解力的巨大反讽：知识分子的知识困境不但在于其身份从鲍曼所谓的“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更在于知识的救赎意义已经衰减殆尽了。
小说中，济州大学的学术报告厅叫巴别，这个名字自然让人想起博尔赫斯那篇玄学意味浓酽的短篇《巴别图书馆》，在这个小说中，博尔赫斯说：“几乎所有书都有不完整和混乱的性质。”而在希伯来语中，巴别本来就有“变乱”的意思。李洱将巴别搬到《应物兄》中，而且将其塑造为济大学术规格最高的殿堂，是否也在隐喻知识的“变乱”呢？艾柯在《无限的清单》里多次谈及博尔赫斯，其中特别列举了博尔赫斯曾杜撰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叫《天朝仁学广览》，书中将动物做了“（a）属于皇帝的（b）涂上香料的（c）经过训练的（d）乳猪……”等奇怪的分类。博尔赫斯的这本虚无之书也是促发福柯写作《词与物》的直接根由，在《词与物》的前言部分，福柯说：“博尔赫斯的这个段落却让我大笑了好长时间，也许是因为接着产生了疑虑：存在着一种要比不适的东西和不适合的东西的联结更糟的无序。”[15] 而艾柯则说：“经过博尔赫斯如此分类，清单诗学达到异端的极顶，横眉冷对前此一切逻辑秩序”，其启动的是后现代主义式的“形式的崩溃”[16] 。李洱亦常言及“词与物”的关系，《应物兄》便数次提及，他认为传统的发扬、延续与所谓的创造转化的根本要落实在“词与物”上。如果说，福柯《词与物》的知识考古是要弄清楚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观念中，“人们为了建构在语法和语文学、自然史和生物学、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那样实证的知识基础，人们曾在时空中认可和设定了哪种秩序形态”[17] 。那么，李洱的努力庶几也可做类似理解，只是某种程度上，他又回到了博尔赫斯的那个起点上。
因为庞杂的知识嵌入，还有对知识精英群体的塑造，《应物兄》很容易被纳入到《儒林外史》《围城》这样一条“儒林叙事”的文学史脉络中观照。小说出版后，有批评家即赞之为“升级版的《围城》”，不过李洱本人倒是保持了对被做简单归类法的习惯警惕，他认为就叙事视点和投入的悲悯而言，《应物兄》与《围城》并不一致。除了叙事之外，《应物兄》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批判立场与《围城》也是不尽相同的，它延续了《导师死了》《午后的诗学》《饶舌的哑巴》《遗忘》《夜游图书馆》《暗哑的声音》等前作，人物的互文关系清晰可见，那种难以将叙述者自身抽离的荒诞与悖谬亦无处不在。
且让我们回到应物兄的名字和使命上来，横渠先生云：“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又谓：“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18] 在张载看来，一个人的知识若止于“闻见之狭”是无法穷理尽性的，这大约便是应物兄等诸知识分子两难的症结所在，这个两难并不只是道德意义的，更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在纵欲与虚无之上”，是应物兄的宿命，也是写作者面向存在的勇气。
作者简介
马兵（1976— ），男，山东邹城人，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200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师从文学史家孔范今先生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山东文艺出版社，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2007年7月调入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与新世纪文学热点话题的研究。出版、主编著作数种，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曾获山东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刘勰文艺评论奖、泰山文艺奖，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批客座研究员，山东省作家协会首批签约评论家，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
【注释】
[1] 钱永祥：《在纵欲与虚无之上》，《读书》2001年第6期。
[2] 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1页。
[3] 梁鸿、李洱：《九十年代写作的难度》，《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4] 李大卫、李冯、李洱、李敬泽、邱华栋：《日常生活——对话之二 1998年11月3日》，《山花》1999年第2期。
[5] 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14页。
[6] 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8页。
[7] 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1040页。
[8]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9] 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页。
[10] 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卡尔维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413页。
[11] 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卡尔维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页。
[12] 翁贝托·艾柯：《无限的清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13] 李洱、房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行——李洱访谈录》，《百家评论》2014年第3期。
[14] 梁鸿、李洱：《九十年代写作的难度》，《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15]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16] 翁贝托·艾柯：《无限的清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页。
[17]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之“译者引语”，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
[18] 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33、24页。
